季羡林先生在新书中要求“摘帽”，随后好评如潮，不但原有的帽子一顶没有摘掉，而且还有更多的帽子向他飞来。这是近日发生的一起文化事件。

在最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先生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有人认为季先生是在暗讽学界的功利和浮躁，以劝诫他人。但细读那篇文字，我认为他主要还是在谈自己，朴实而真诚地觉得那些帽子夸大其词，不敢担当，也不愿身为名累，想要自由自在。从季先生长期的学术风格和生活态度看，这是合乎逻辑的。

摘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请求公布后，评论蜂拥而来，但是认真对待他的请求内容的文章，我只读到傅国涌先生的一篇(见1月9日《南方都市报》)——讲到他的散文成就的确被媒体拔高了，他的文化、时事观点更值得商榷——其他评论无一例外地继续为他戴高帽:世事洞明、淡泊名利、大美不言、名士风流、道德楷模、大师风范、精神领袖……至于他请摘的三顶高帽，这些论者要么不置一词，要么直言反对，认为这些称号对于他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如此恪守道德操守的学界中人，实属凤毛麟角，能不‘宝而贝之’？”

读这些评论，我发现要得到一个道德大师和精神导师的帽子，似乎比国学大师来得更容易。本来以为，按正常的逻辑，一个人要在专业领域内做点成绩，皓首穷经，总能有所得，但要成为道德高标，并非时间就能赐予。

这让人想到钱锺书和巴金。他们在专业领域也都有着无可争议的卓著成就，而又都在晚年分别成为精神道德的楷模。钱先生是因为说了一些讥讽时事的俏皮话，来体现他淡泊守拙的态度:“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等等。巴老则深切而沉痛地追忆了“文革”，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反省，呼吁人们要“讲真话”，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

我对这些老人的为人做事都充满敬意，也认为他们的讥讽和呼吁都对浮躁的现实有振聋发聩之功，但是平心而论，他们在精神道德方面，摘获了汉语中几乎所有的溢美之词，其实也是一种未必恰当的高帽。他们本身不是思想家，也并没有像甘地那样苦行僧般地进行道德示范，没有像马丁·路德·金那样为民众的权利而舍身斗争，尤其是他们的晚年都生活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中国，但他们对风云际会的现实要么无力发言，视而不见，要么说出“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这样有谄媚嫌疑的话来。

和季先生一样，老人们都头脑清醒，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也知道一些庸人在利用自己的声望，他们的讥讽、忏悔和推辞，都是一种回归平常的愿望，也是一种微弱的反抗。但是那些高帽子好比犯人手腕上的手铐一样，你越挣扎它卡得越紧；又像皮肤上的荨麻疹一样，你想抓一下痒，结果更多的痒出来了。

至此，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谁需要大师？是谁在绑架着耄耋老人坐上神龛？事实上，这是权势者和普通民众的一次合谋，共同掩饰真相，剥夺老人的自由和权利。

就权势者来说，他们不能做到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尊重，所以需要一个代表，来体现他们对大师、知识和道德的尊重和推崇；同时也需要一个典型，来满足民众的精神渴求，安抚他们的道德望乡。而民众呢，在看惯官场腐败、富豪不仁之后，在为卑微的生活终日忙碌之后，的确需要这样的安抚，最好就是一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领袖。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追寻大师，没有大师就塑造大师。用福柯的理论说，那就是权势者将压迫机制承包给了社会，社会中弥漫着纵横交错、无所不在的权力网，被指认为大师的人无可遁逃。（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