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9年，狼烟风起，秦国觊觎楚国的地广国富，吹响了进攻楚国的号角。秦国大将一鼓作气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遣使臣入楚国，请楚怀王前去秦国商谈议和事宜。主战主和，去还是不去，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人心涣散。屈原识破了秦王的阴谋诡计，认为楚王前去必定落入牢笼，故冒死进宫陈述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如期赴会的楚怀王，一到秦国就果然立即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襄王即位理政，可是没过多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襄王抵挡不过，仓惶撤离京城，秦兵长驱直入，不费很大力气就攻占了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拿来了粽子、鸡蛋投入江中，还有郎中把雄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尸体免遭伤害。从此，每年五月初一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来纪念屈原的爱国气节，如此风俗逐渐流传开来，并世代相传，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屈原的故事离我们似乎已经非常久远了。并不危言耸听地说，现在许多新一代的年轻人在端午节，往往只知道这个日子兴吃粽子，有时或许还会为看划龙舟精彩过瘾而欢呼，但他们对于端午节的由来特别是屈原的故事已没有多大的印象，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一些屈原创作的不朽作品，更不用说是全文看过《离骚》了。因此，认真保护而不糟践传统文化显得非常必要。细读《离骚》经典文本，了解它的思想、风格特性，品赏它里面所蕴涵的艺术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香草美人：雅丽人格的诗性象喻

    　自《诗经》开始，以香草美人象喻君子雅丽人格，在汉赋、唐诗、宋词、乃至明清的小说中都有重要表现，成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如果是说《诗经》树立起“香草美人”的美丽形象，那么屈原的《离骚》则阐扬了这一传统，并将其推向极致，很好地沉淀了下来，为后世地承继树立了典型范本。

    　《诗经》中如“泽陂”等篇，借用蒲、荷之类香草，兴起美人形象，引起对辗转无限相思的表达。《诗经》用美人香草，多取其本义，极少象喻。直到《荀子》才逐渐予以确立，《荀子•议兵》、《荀子•劝学》篇以淑兰、槐根、兰芷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到了屈原《离骚》，进一步将之人格化。“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用臭草或萧艾比喻变节者或坏人，“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者昔日之芳草兮，今止为此萧艾也？”通过比喻和对比，让世人对良莠、美丑就有了更鲜明更具体的认识，从而引起人们强烈的爱憎感情，更重要的是作者用鲜花香草比喻诗中抒情主人公的清高孤傲、志洁行忠。宋代吴仁杰曾经撰写了《<离骚>草本疏》一书，对《离骚》及屈原的其它作品所用“香草”作了数据统计，指出共用了55种草本植物（多为药物），其实仅《离骚》就用了白芷、花椒、佩兰、山药、杜衡、菊花、桂、泽兰、辛夷、蓬荷、菖蒲、薜荔、芙蓉等22种。《离骚》中也有众多美人形象，如在开端屈原就说：“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寥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来在神游天庭时，为见帝君，又求“美人”。值得注意的是“香草美人”形象，我们应该立足文本细致分析，简单地笼而统之地以为“香草美人”乃屈原自喻是不对的。王逸在注释《楚辞》时曾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类，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真正意义上屈原自喻的可能只有荷花这一香草，美人也是一样。洪兴祖《楚辞补注》指出：“屈原有以美人比君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有喻善人也，‘满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也，‘送美人兮南浦’是也。”至于有人将屈原下求美人的经历认为比附曲解为屈原的坎坷曲折的爱情历程更是无稽之谈。

    　毋庸置疑，屈原的人格形象是多么的高大美丽。在日益衰败的楚国，面对奸臣当道的他为了重新振兴楚国，恢复楚国开国盛世局面，他加强修养，增长才能，与群小作斗争，象香草一样与荆榛蔓草作斗争，希望与香草美人为伍，这种英雄气概和圣战精神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和赞赏。“香草美人”诗性象喻的写作笔法也成为了后世争相采用的创作技巧，传承至今。

    　上下求索：屈原“游”的艺术精神

    　看过鲁迅先生小说《彷徨》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书之扉页上鲁迅先生所郑重引录的诗句：“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诗就出自屈原的《离骚》，他以其丰富而离奇的想象力、独特而生动的艺术构思，带我们进入了一个神话世界，引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地遨游。

    　《离骚》首先铺叙了屈原的身世，是帝高阳之后，祖辈世代为官，自己又是吉日出生，有如此内美，故他重视修能，希望能辅君治国，实现远大抱负，可是却遭受谗言，被王疏远。他努力想培养人才，可是兰蕙萧败，身陷孤独。欲归隐乡里，但又不合自己性格。在如此苦闷、彷徨之中，他开始计划远游。屈原神游天国大致有三次：第一次是他在听了女嬃的责劝之后，心情非常苦闷，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按照先圣的标准来言行，却要落得如此地步呢？为了找到古圣王重华问个明白，于是他开始了南行沅湘之旅。见到了重华后，他说：当年帝启多么纵歌善辩呀，夏康氏贪图享乐后来五子闹家哄；后羿沉溺狩猎，专爱射狐狸尾巴也没善终；浇自恃剽悍，为所欲为终于人头落地；夏桀、纣辛残酷而无人道，宗庙社稷难享长久；只有商汤、夏禹圣明，久享天下。屈原自认洞悉了古今盛衰兴亡之道理，准备正道而直行，无所悔恨。他希望上叩“帝阍”，进一步表白自己为国为民得坚贞心志。于是自己驾着玉龙，乘着凤鸟，挟着风云，入天远征。早上开始出发离开苍梧，傍晚时分来到了西王母居住所在地昆仑玄圃。日神羲和为他驾车，月神望舒替他导路，风神飞廉追随他奔跑，雷师为他准备行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马咸池、停车扶桑，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天庭。可是却遭到了天帝守门人冷遇，求见天帝表白心志的行动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次神游历程，实际上是他求见楚王的一次行动，最终由于奸臣当道，想见楚王终无门。

    　屈原此时还并未完全丧失信心，踌躇满志的他还想再作一番努力。第二次上天遨游，希望能“曲径通幽”，求女神代为通融以入君侧，或在帝王身边为自己说好话，让帝理解自己的一片忠心。首先他求洛水女神宓妃，但美丽的宓妃非常骄傲无礼，不得不放弃。其次他求帝喾之妃，可又因为做媒的鸩、鸠轻佻饶舌，搞得他犹豫狐疑没成功。最后他流浪四方，想到了少康君尚未成家而有虞氏家恰有两位美女，可是他的理由不充分，媒人又笨拙，人家会帮忙吗？想想还是白搭。接连的打击把他打回现实，愈加感觉希望日渐渺茫。

    　难道就此作罢，真的走投无路了吗？他先向灵氛问卜，后请巫咸降神，深感再待在楚国已没有作为，还是另谋生路吧，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神游天庭。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折玉树琼枝为食，捣玉屑为粮，选好吉日，再次驾着飞龙动身。朝发天津，夕至西极，再经流沙河，渡过赤水，在蛟龙和西土神的帮助下，奋力前行。正当神游将离故国之际，蓦然回首间，看到了自己的故乡。仆夫和马也生了眷恋之情，再也不肯向前，于是去国离乡之举，只得嘎然而止。

    　上求帝君，下求美女，漫漫征途，不畏险阻。屈原是一位“战士”，因其那为实现美政理想的英豪气概和斗争精神。去国离乡，不失己志，悲情孤愤，行吟泽畔，屈原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游子”，留给了世间一曲千古“绝唱”。

   　 历史遗响：对屈原和《离骚》公案的审问

    　屈原自沉汨罗江，为他的人格建构与形象塑造划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是非功过、恩怨情仇。人生中一切的风风雨雨、生活中琐细的点点滴滴化为一个悲壮的英雄神话，抑或一个惊奇的传说，都留与后世、任人评说。

    　屈原的死节行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事件。寄寓了他抒情言志创作欲求的《离骚》成为后来区分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的明显标识。历代文学、文论视野中对于屈原的死节行为评说纷纭，屈原形象成为文学创作方面的经典素材。而对于他留与后世的经典作品《离骚》也是论争迭起，屈原及《离骚》不时地走入了人们的审问视野，形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公案之一。

    　两汉之际，围绕屈原的为人和《离骚》，展开了第一场论战。作为与屈原有着相同遭际的不幸之士的贾谊，在渡湘水时，触景伤情，大发感慨，写下了凭吊屈原的著名的《吊屈原赋》，他赞颂了屈原的刚直不阿和愤不容世，肯定了屈原的死节行动，在灵魂深处与屈原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淮南王刘安继贾谊之后，作《离骚传》，给予了《离骚》好评。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怒，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突破了正统儒家偏见，对屈原的抗争精神作了高度的评价，赞美刘安气节可与日月争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人格精神和《离骚》予以了进一步肯定，他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也就是说，人的悲伤痛苦是自然而然的，把它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成了诗歌，乃是天经地义的。像屈原那样诚信却被人怀疑，忠心却受到诽谤，能没有一句怨言吗？所以屈原作《离骚》，乃是自怨言生发的表现。从情性自然出发来讲，司马迁的评价很有说服力。他后来以屈原为榜样，在遭受腐刑后不失志，发愤以著书，承传了自孔子而生的“诗可以怨”传统。

    　但屈原的人格精神和批判精神也遭受到了保守的儒家文士的抨击和否定。首先站出来审问屈原的是扬雄，他依据儒家中庸思想和老子和光同尘的理念，指责屈原沉江自尽乃不知时变，不会委曲求全明哲保身，以屈原为狂狷之士，在《法言》中又指摘屈原作品高蹈云天、失之过浮。班固作《离骚序》，反对刘安和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认为赞扬太过，他说：像屈原那样“露才扬己”的人，太出风头了，怎么可能不招来小人的嫉妒呢；他那样怨恨同僚、责备君王，实在是有悖于纲常之道；屈原自暴自弃，忿而沉江，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又难道可取吗？他还认为屈原文章写作那汪洋恣肆的想象和表白也太过了。班固有意矫枉过正，但自己却失之偏颇。后来王逸作《楚辞章句序》严厉的加以了驳斥，再度对屈原和《离骚》作出了全面评价。他欣赏《离骚》，同情屈原，认为班固所说的恰是屈原的伟大之处。他还援引《诗经》以为证，认为屈原“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正是“主文而谲谏”的《诗经》精神体现。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此公案的审问作了宣判，总结说：“四家举以方经，独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后之来者，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朱熹、元好问、王夫之、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郭沫若、朱自清、毛泽东等等对于屈原或《离骚》有过评价，195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大文化巨人，屈原是其中的一位。所以说屈原英雄爱国事迹已经在全世界范围里有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巨人，而且是全世界的文化巨匠。屈原和《离骚》就宛如一缕清风不时地吹拂着人们沉睡的心灵，直到你有了清醒流畅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