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国学研究是一个老问题。

　　1919年，刘师培、黄侃等人不满于五四反传统派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他们成立“国故月刊社”，创办《国故》月刊，研究国学，并与反传统的《新潮》杂志相对立。在如何研究国学的问题上，争论大致形成了反传统与传统对立的两派。其中反传统派以毛子水、胡适、傅斯年等人为代表，而传统派以张煊、梁淑溟等人为代表。1923年之后，国学论争演变成“国学书目之争”。在国学书目争论中，除以胡适与梁启超的对立为代表外，当时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如吴稚辉、康有为、鲁迅、钱玄同、陈独秀、郑振铎、郭沫若、沈雁冰、罗家伦、梁实秋、林语堂等人都参与了讨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在当时的文化学术界掀起了国学热潮。

　　关于国学的内容之争。国学是什么？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和历史。在这点上两派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具体到国学的范围，其中的差异是明显的。毛子水认为，国学的“一部分是中国一段学术思想史的材料”，而“大部分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四书五经和学术思想史只是国学的一小部分。相反，张煊则强调，学术思想史就是国学的全部。有关国学范围的此种差异，集中体现在胡适和梁启超于1923年所列的国学书目里。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包括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周礼》等180余种书目，主要是古代文学史、清代疑经疑古的考据文献及部分诸子著作。梁启超强调，国学最突出的内容就是“人生哲学”。他不满于胡适的国学书目，也开列了一个国学“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包括《四书》、《易经》、《书经》《礼记》等25种，主要是儒家经典及其相关文献。由于胡适、梁启超在学术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书目”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反传统派和传统派视野中的国学范围。可以说，反传统派心目中国学的内容，侧重于古代文学史、史学考据文献及诸子作品；而传统派心目中国学的内容，主要是指影响中国人生活和心理的儒家经典文献。

　　关于研究国学的态度之争。反传统派坚持古代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僵硬观点，认为国学基本上是过去的、死的材料，国学在现代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价值。在这方面，毛子水的观点最趋向极端。毛子水要我们必须记着，国学是古人的学问，是过去的、历史的材料，它好比是一具得了奇病而死的“尸体”，是对现在没有影响的“死材料”。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国学占不了什么重要位置。而胡适、傅斯年的态度相对温和，承认国学里面还是有些许价值的。相反，传统派认为国学不是死的历史材料，国学在现代仍有很大的价值。梁启超在开列国学书目时也明确指出，《论语》、《孟子》是二千年来国人思想的总源泉，这二书支配着中国人内外生活，其中一部分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久已形成我们全社会的共同意识。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它们，才不至于使我们失为中国人。

　　关于国学研究目的之争。反传统派一方面是整理出一段中国历史和学术史，更重要的方面却是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病，整理出几点与西方现代学术相契合的“真价值”，以便接引科学精神，在中国“再造”现代文明。然而，传统派研究国学的目的一般很明确，他们相信中国固有学术的道德价值，希望学者熟读儒家经典，并以之修身践履，就不至使自己和中国社会的共同意识相隔阂，也不至使社会道德人心太混乱。

　　关于国学研究的方法之争。毛子水批评章太炎国学研究情绪化“好古”的方法，强调必须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国学，此即傅斯年主张的“整理”国学而不是“追慕”国学的方法。相对照，梁启超虽不排除科学的方法，但他主张，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国学主要是用德性学的方法（即内省躬行的方法）。这也是传统派的其他人所赞成的方法。

　　当时的反传统派，是对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自信，把国学看作对现代社会无多大用处的一团混乱的历史材料，而研究国学的目的就是整理出一段古代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其范围当然是很大的，而且“科学实证的方法”是最佳的研究手段。相反，传统派则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国学仍是存在于中国人生活和心理中的“活精神”，国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扬和实践这种精神；在这种意义上，国学最重要的就是“人生哲学”，就是儒家经典及相关文献，对它们的研究虽然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但最根本的是“德性学的方法”。回顾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论争，我们可以体会到，对待国学的总态度对研究国学至关重要。因此，现代人在进行国学研究和讨论之前，首先要问问自己：我们对国学的根本态度是什么？我们对传统文化有没有足够的自信？（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