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圆读通鉴随笔三十九】——养士

　　（前321）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业厚遇之……

　　臣光曰：“孟尝君……是奸人之雄也。”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 第78页

战国时代，诸侯公子养士，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尤其是四大公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均在家里豢养上千名“游士及有罪亡人”。这种现象的出现，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君权的旁落、国家法纪的松弛。四公子的养士，好象并没有给国君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们当时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联合抗日”成了民族最高利益，至于自己家里各种政治势力该不该拥有自己的武装，已经不是讨论的问题了。在宋代的司马光出于“资鉴”的目的，自然不会说养士的好话，对于大一统时代的君王，君权至上，四海归一，除了国家武装（同时等于皇帝私人武装），是不允许他人再掌握军队或准军事组织的，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将领经常把国家武装力量变成自己的政变力量，所以国君对军权的把握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中学，我们都读过《冯谖客孟尝君》，这位老兄嫌食无鱼、出无车，天天抱怨，弹铗长歌。后来，东家让他收账，他把账单都烧了，替主人在那里储蓄了些“仁义”。再后来，孟尝君遭难，逃到了储蓄仁义的地方。这件事大旨是劝人行善，收买人心，狡兔必须得有三窟，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规距，世事难料，再有权势的人都有忽喇喇大厦将倾的可能，留条后路，这是对所有处在权势高峰的得意者的忠告，《红楼梦》之所以成为名著，不过就是道出了在中国社会人事无常的法则。孟尝君大把花钱，养了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但后来这些投资似乎都有回报，在无常的社会，所有投资的风险都比较高，养儿尚且难以防老，何况其它，孟尝君得益于食客之事恐怕也是后来文人的杜撰。

　　司马迁的《史记》里《游侠列传》及孟尝君等四公子的列传，记叙了这些受滴水之恩，后来涌泉相报的故事，司马迁因言罹祸，得到一点帮助，或可免去残酷的“腐刑”，奈何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他的内心缺陷只能在他的“历史”中弥补，他用美好的情感去形容那些生死以之的侠客和勇士，而后无数无助的人们，也愿意与他共享这些侠义精神。

　　一方面劝人施恩，一方面鼓励人图报，这些故事最后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无助的社会，对小老百姓如此，对富贵无常的贵族们、高干们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