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解放贱民，诏令中对浙江惰民与乐户、丐户等一道禁约。可见在清雍正时期，朝廷对于贱民的认定有以上的种种人群和阶层。

经君健先生认为“贱”有“官贵民贱”之贱和身份与社会地位在“齐民”之下的贱（注1），堕民、乐户、丐户应指后者。这些人在历史上不许读书应科举；二是不能与平民百姓相婚配；三是不享有一般平民百姓所有的社会权利，从社会身份上就是社会最底层者，而且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一直延续。历史上也有从社会职业特点上为“低贱”者，诸如修脚、送尸、妓女等，但这些属于职业“轻贱”，上边几种人属于有特定的户籍所约束、而且是终身继代不许改作它业者。当下的底边社会当是指这两类人群的总和，即既有历史上制度下的规定性群体，又有社会职业之中的所谓下层行当。前一种既然社会制度规定身份即贱，其所从事的职业也不会高贵。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乐户、丐户、堕民，他们职业特点中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那就是从事行当中的主项之多为奏乐、演戏。堕民，与乐户、丐户一起在底边社会中创造和承继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中国的“音乐文化”在先秦时段属于礼的范畴。所谓“礼不下庶民”者，平民百姓没有资格享受，但一部分人却可以参与，礼乐部分作为职业需要有专业人士从事。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作为礼的观念一直延续。无论是宫廷和官府的祭祀、仪式、庆典、卤簿、道路、仪仗等，所有礼乐场合都少不了乐人群体；秦汉以下，“礼”逐渐摆脱了仅仅是贵族所拥有的状况，其中某些样式甚至进入了平民社会、寻常百姓家，彰显的制度转而以礼俗的形式而存在。作为具有社会实用功能性（或称功利性）的礼乐，成为百姓们彰显孝道、欢欣娱乐的方式。出于需要，奏乐群体也一直存在。问题在于，为什么贵礼乐而贱奏乐者呢？先秦从事礼乐的人身份不似后世那样轻贱，为什么后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要用制度规范奏乐群体为贱民呢？所有这些都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山西乐户研究》（注2）一书中我对“乐”字的多重含义，从北魏以下从事乐文化的群体在制度下的社会规定性是刑事犯罪人员的眷属、阵获俘虏、政治犯及其眷属的情况进行了辨析，乐之神圣与奏乐人身份之卑贱形成了二律背反的矛盾性。乐籍所从事的“乐”，就音乐文化层面说来，应该是涵盖礼乐与俗乐，前者多在仪式中使用，后者则主要用于娱人的层面；就“乐”更为广泛的意义说来，乐户中的女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声色娱人。所谓“声”者，当然更多与俗乐相关，色的意味不必多讲，被强制入籍的女性乐人，时常还要兼操妓女的贱业，这也就是东郭先生讲妓女是中国音乐化身的道理了（注3）。

笔者是在研究山西乐户和中国乐籍制度的过程中认识与了解到堕民群体之存在。之所以关注，是因为这一群体的职业特点在许多层面上与乐户相同。

对于堕民，近现代学者鲁迅、周作人、经君健等诸位先生有许多关注，对于民国时期的堕民生活，在下看来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郑公盾先生于1948年所作的调查尤为深入、详尽（注4）。《绍兴市志》、《萧山市志》等多种地方志书有对这一群体研究的资料汇总，近期以堕民当下生活为研究方向的文章也是不少，整体来看，对这一群体的形成以及源流脉络尚未有统一的认识，但其作为底边社会群体的存在毋庸置疑。

有关堕民的历史渊源，说法种种。诸如于越时“野合之后”说，春秋战国“降民”说，西汉“不臣之民”说，唐朝“乐师被遣”说，宋朝焦光瓒部“叛宋降金”被贬说，元朝贬宋皇室、功臣子孙为“大贫”说，明朝贬元将后裔与元兵“愿世为汉人奴”说，明朝贬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部属为“丐户”说（注5）等，学者们也有辨析，由于这个社会群体不似乐户那样有着相对明确的早期文献记载，因此涉及“于越”、“春秋”、“西汉”等较为久远的脉络关系，多属后人推测，并无实据，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宋、明两代，即宋将被贬以及永乐的靖难。其实，结合这个群体所从事的主业，唐代的乐师被遣说也并非没有道理。 从经君健先生转引的“民国17年《浙江民政年刊》统计图表五及行政状况二”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浙江各县仍存的堕民状况：（注6）

由此表可见，这些堕民的主要业务是吹唱、抬轿、演戏、鼓乐、舆夫、剃头之类，并有作为新娘的伴娘者，这与乐户的职能基本一致。祝明允《猥谈》云：“奉化有所谓丐户谓之大贫，聚处城外，自为匹偶，良人不与接，皆官给衣粮。其妇女稍有妆泽，业枕席，其始皆宦家，以罪杀人而籍其牡。官谷之而征其淫贿，以迄今也。金陵教坊称十八家者亦然”。《三风十愆记·记色荒》说：明灭元，凡蒙古部落子孙流窜中国者，令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注7）。《清稗类钞·奴婢类·喜婆》：“绍兴有堕民巷者，居方里，男为乐户，女为喜婆。齐民婚姻。则其男歌唱，其妇扶持新娘梳妆拜谒，立侍房闼如婢，新娘就寝始出，谓之喜婆，能迎合人意，各遂其欢。服役之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顶替，彼此买卖，皆有契券。婚嫁祭祀外，常时则以说媒，售衣锦为业”。历史文献记载这堕民与丐户、乐户的称谓是混用的，上虞的堕民就是以乐户相称，这是上世纪初的记载。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我谈“惰民”》（注8）一文中谈到：“况且看他们的职业，分明还有‘教坊’或‘乐户’的遗痕，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在《清史稿》中，“惰民”、“丐户”与乐籍相提并论：“山西等省有乐户，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燕兵，编为乐籍。雍正元年，令各属禁革，改业为良。并谕浙江之惰民，苏州之丐户，操业与乐籍无异，亦削除其籍”（注9）。可见，这些丐户、惰民者，与乐户的职业有一致性，是“操业无异”者，依在下看来堕民与丐户是乐籍在江浙一带的区域性称谓。

学者们对堕民渊源无法确认，显然是由于这一群体低贱的身份，最初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后来的人们已经看不清，至少堕民没有像乐户那样在其生发的年代即有较为明确的记载。能够将历史上不同贱民群体的共同点进行探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民国时期堕民人口究竟有多少，上表中记载这11个县有近两万人。实际上，堕民的分布不只是这些县份。2005年我在杭州附近的萧山采访，当地的堕民后代讲他们祖辈都是住在这里的。北京大学一位诸暨籍的教授回忆起其母特别怜悯这些堕民，经常会周济他们，可见诸暨也有这一群体。因此，民国十七年的这份统计不够全面，当时实际的堕民人口比上面的统计要多。民国二十五年9月15日《绍兴商报》载，时绍兴堕民总人口达3万余人。如果两者相加，还有未统计者，可见当时堕民人口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

2005年夏天，浙江教育学院的李文军老师和我来到萧山和绍兴进行了短暂的堕民采访，由于已经做了不少的案头工作，当实际接触到这一群体时，没有什么陌生感，甚至可以说印证了我的某种推测，也初步解开了一些心中的疑团。

　　先是来到萧山的所前镇，我们最初拜访的李吾贤师傅是正一派居家道士，在他主持的道教音乐班社中有堕民后代参与其中。所谓居家道士，即在当地专为乡民服务、以道教的超度经忏仪式中奏乐的职业群体，他们只服务于白喜。我问起堕民的情况。

“你问堕民？有的，有的。旧时他们男人的职业在红白喜事上吹吹打打，就是吹鼓手。还有一些是唱戏的，市里剧团中一些人祖辈都是堕民。在乡下堕民后代多数不干吹鼓手了，与一般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大家做什么他们做什么，种田、做小生意干什么的都有，照以前所说的堕民活动基本上灭绝了。我们所前镇上的张保根，他跟我们做道士了，吹吹打打是他祖辈的本行。他住的地方也不是太远，我打电话请他过来”。半小时不到，张保根师傅在李吾贤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张保根，1946年生，兄弟三人，在家行二，大哥在杭州，以前有棕匠的手艺，现在闲赋家中。老三务农，没讨老婆。保根有二子，在城里开棕匠作坊，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惰民的后代。张师傅一脸的老实与忠厚，问到相关堕民的问题毫不隐讳，一切据实直言，没有任何心理上的障碍。老人讲在他们这里，当年每一个乡镇都有这个群体的存在，这些人由于在过去只许堕民内部结亲，因此堕民间都有亲戚关系。

　　保根师傅的祖辈以吹鼓手为生计，在他记事的时候，父亲就不干这一行当了，1962年，他到余杭拜一位道士为师学习二胡和司鼓的演奏技艺，学成之后便搭师傅的班子从事道教经忏仪式中的音乐演奏，还是为了有一门养家的手艺。进入大陆的文革时期，这种营生不再做，于是到供销社工作。1979年，当地的道教乐班得以恢复，他与李吾贤师傅一道为当地乡民的白喜服务。他讲现在道士乐班演奏的曲子多与当年堕民吹鼓手相同，甚至可以说有些曲子就是道士们向吹鼓手学来的。这一点，李吾贤师傅有些不认可，讲道教乐班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言下之意是谁跟谁学的还不一定。其实，当我们了解了道教乐班与乐户、堕民吹鼓手乐班的关联，就会认知除了仪式的差异，这两种乐班所奏乐曲的确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没有必要一定讲谁向谁学。

　　保根师傅讲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萧山市各个乡镇堕民家中的男丁多以吹鼓手和轿夫为业，女子除了操持家务外则兼作送娘（伴娘）等营生，他们也有土地，从事耕作。50年代以后，一部分人依然从事吹鼓手的职业，经过了大陆“文革”时期的沉寂，80年代后当礼俗重新恢复的时候却逐渐为道教乐班所取代；有些“精英”（保根师傅语）自五十年代被县市的剧团选中，有的从事乐队，有的从事演唱，萧山绍剧团中的这些人现在都已近退休年龄。当然，更多的堕民后代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棕匠、篾匠等行业。他的几个孩子没有人再从事吹鼓手的行当，目前也都在城里靠手艺吃饭，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张保根师傅为我们写下了以下一段话语：

吹鼓手，旧时称“堕民”，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阶层，一批人转为剧团演员。

（所前镇的堕民姓氏有）陈、王、张；  云石：沈

城厢钲（镇）：蒋、邵、金、陈、石、张、周；  义桥：苏、毛、张

临浦：张；  河上：骆、张；  萧山绍剧团：蒋宝堂、陈志明

保根师傅操起胡琴，与李吾贤师傅为我们演奏了《小开门》和《柳条青》等几首乐曲。演奏比较淳朴，少有华彩。他讲到近年来由于身体不是太好，已经较少参与演出了。总之，无论从事各种手工艺还是奏乐演剧，这里的堕民后代完全融入了当下的社会生活之中，其所从事的职业也不再是具有社会歧视性的，以往社会最底层群体的心态已经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