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兼与曲家源先生商榷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也摆脱不了等级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权利再分配更是起义领袖们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因权利分配不当致使艰苦奋斗夺得的江山一朝失落，1856年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就是一例。梁山好汉也是生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必然有所反映。晁盖、吴用上梁山之初，在谈及林冲座次时，吴用不是认为“理合王伦让这第一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认”，对梁山王伦座次排定不当的不满吗？而林冲自己不也表示过，王伦“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的愤慨及自己“因犯下大罪”，投奔他处无门，“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的抱怨吗？然而，这些出身、职业各异，性格、才智有别的好汉们，在晁盖、宋江入主梁山后，多次排座次，虽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居然没有一人对此有异议，这的确是少有之事，也足以说明梁山排座次是大有学问的。

　　梁山众好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他们聚居梁山，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才的群体。如何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团结、互相激励、各展其能，这必然是梁山寨大头领所必须即使考虑的问题。梁山寨中多次排座次，正是大头领们根据这人才群体的不断壮大，所进行的人才重新组合，借此来调整这个群体结构内部的矛盾，使之有序化、合理化。正因为调整的及时、合理，所以在梁山事业发展中，从未因权力分配、人才任用产生矛盾，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那么，梁山寨是怎样排座次的呢？它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就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结合原著，对几次排座次进行简要分析，才能了解其轮廓。

　　水泊梁山第一次座次是王伦排定的，时值林冲上山后，他自己为尊、杜迁第二、宋万第三、林冲第四、朱贵第五。王伦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呢？《水浒》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里，王伦一段内心独白交待得很清楚：这就是以上山先后为序，其余不予考虑。

　　由于王伦心胸狭窄、嫉能妒贤、忘恩负义，又实行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这对人才的聚集，事业的发展必然不利，理所当然地被反对。晁盖等新人到来，很快就引发了火并王伦，进行了梁山寨第二次排座次。这次座次是众好汉互相磋商、民主排定的，我们只要读读“梁山泊义士尊晁盖”一回书便可知：晁盖、吴用、公孙胜的座次是林冲提名，大家商量同意排定的。林冲提名时，对每个人都有句评语，总括起来，原则是两条：本领及声望。其他人的座次大体也依照这两条，加上资历、年龄而定。曲家源同志说：“是用协商、谦让的方法排定的，并没有严格的、确定的条件。”这就错了。

　　第三次排座次是在打无为军、宋江等上山聚义之后，此时新老头领已增至四十人。这次座次实际上并未排定，只是让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这是晁盖、吴用等七人的意见，依据是：“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这就是贡献或功劳。吴用、公孙胜座次依旧，其他新老头领座次根据宋江意见定：“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的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宋江这个意见实质是两条原则：资历，贡献大小。然而宋江又是把贡献大小放在首位。宋江的这个原则，在文革期间评《水浒》时，被说成是“为他提拔投降派和组织黑班底敞开了方便之门”，这显然是不对的。宋江的这个意见恰恰显示出其非凡的组织才能，他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农民起义军内部权力和地位再分配这一甚为麻烦的问题，无形中堵住了许多分裂、火并的根源，既摆正了新老头领的主次位置，又激发了新老头领为梁山事业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既突出了贡献、本领在排座次中的重要地位，又保持了新老头领的团结，故此深得众英雄赞同。

　　第四次排座次是在打了东平、东昌府之后，此时梁山已有一百零八位头领。这次排座次是天意，是小说中神道观念和宿命论迷信思想的反映，但不是人为，而是天随人意。我们既不能象“四人帮”评《水浒》时，脱离原著，硬说“石碣天书”是宋江、吴用等精心策划、事先埋好、装神弄鬼来束缚梁山英雄手脚，使之服服帖贴听从自己摆布去搞招安投降的把戏，也不能用今人的观点，认为有什么体系。这次座次的排定，可说是集前几次排座次原则之大成，原则依然是按贡献﹙或功劳﹚大小、本领高下、名声高低、年龄及资历这几条来定。但又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综合考虑排定的。特别是这次排座次后，宋江、吴用又对一百单八将进行了全面分工，各负其责。这样既弥补了排座次中的失误，又使每个好汉各得其所、各随其志、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献其功，使众英雄感到座次合理、任用得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得如此完美的确不易，也表示出梁山大头领使用人才的本领。

　　纵观水泊梁山这四次排座次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王伦的论资排辈原则，是一种安排人才的短视观点。它是人才群体结构合理化的障碍，既调动不了人才的积极性，又妨碍资历浅的真正人才脱颖而出。而晁盖、特别是宋江，他们顺应潮流而动，在排座次问题上随势应变、多方考虑，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弊端。他们依据衡量人才的贡献、本领、名声、年龄及资历等五条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但又始终把前三条作为主要条件。这在当时可说是最优选择，就是今天，它也不无意义。水泊梁山众好汉由于出身、教养、能力、性格各有差异，他们的德、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然有长有短，宋江正是根据这差异来排定众好汉间的座次前后。所以，我认为梁山英雄排座次正是以德、才为原则，采取因材施用、择优任用的办法来排定的，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做法，值得研究。

　　1984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曲家源先生发表《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座次是怎样排定的》一文，全国十余家报刊或全文转载，或摘录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然而其观点大多不能成立，虽说事过多年，我还是要与之商榷。

　　曲文开宗明义，认为梁山“这种排法是分贵贱、问亲疏的，哪些人在‘天罡星’队里，哪些人在‘地煞星’队里，谁在前，谁在后，大致都有线索可寻，这些安排正体现了梁山领导核心一一宋江一一吴用体系的思想和意志。”然后从六个方面加以说明。曲文认为：宋江的座次表依据的标准，“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无疑，名望高低是属于德的范畴，而德正是人才的灵魂、是统帅、是根本，是才、学、识、体的发展动力。排座次时把它作为应重视的条件是没有错的。但梁山并没有把它当作“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曲文在论及此问题时，以卢俊义为例说：“卢俊义对梁山几乎毫无功劳可言”，只因“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是河北三绝”，“就坐了第二把交椅”。曲文此说不符合实际。卢俊义对梁山寨不是“毫无功劳可言”而应是功劳卓著。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时领兵22500余众，战将31员，既有吴用使计，又有公孙胜作法，结果败在史文恭手下，还让史文恭突出重围。而卢俊义主仆二人，领兵500，却活捉了史文恭，为晁天王报仇血恨，怎能说功劳毫无呢？再者，在调兵遣将攻打曾头市时，吴用执意不让卢俊义打先锋，就是怕“卢俊义捉得使文恭，宋江不负晁盖之遣言，让位与他”，吴用为何有此一怕呢？无非是卢俊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久闻员外大名，如雷灌耳”﹙宋江语﹚ 。这就是本领强、名声大，再者年龄又略长于宋江。卢俊义就是凭功劳大、本领强、名声大、年龄长等条件，坐上第二把交椅的﹙如宋江真要按晁盖遗言办事的话，卢俊义坐第二把交椅还亏待了他﹚，怎能说“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呢？还有吴用、公孙胜有什么名望？他们能坐做第三、第四位，完全是凭他们的贡献和本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氏三兄弟等又有什么名望？他们排在天罡星，也完全是靠他们为梁山事业出生入死，建立的功勋；就是宋江本人坐第一把交椅，也不是凭他在江湖上享有名望，而是凭他胆略，救得晁盖、吴用等七人性命，凭他那站在斗争最前列，分化瓦解敌人，打击封建统治集团，凭他那宽宏大度，知人善任，团结众好汉，不断壮大义军的巨大贡献。名望高低只能说是梁山排座次的主要原则之一，而不是曲文说的“第一应重视的条件”。

　　“世系显赫符合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自然受到推崇”，这是曲文的第二个看法。并举例说：“关胜论功劳他不如林冲，论职位他不如呼延灼，但因他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就跃居第五把交椅。”依曲文说，世系显赫也成了梁山排座次一条重要的原则。我看也不见得。柴进乃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杨志乃“五侯杨令公之孙”，呼延灼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这三人祖上都是北宋开国元勋重臣 ，远比关胜显赫，又为何座次都安排在关胜之后呢？此无他，而是他们本领都不如关胜。柴进的本领无须多说，杨志在梁山下与林冲交过手，四十回合不分胜负，呼延灼与林冲也交过手，五十回合以上仍不分高下，而关胜在围攻梁山时，力战秦明、林冲两人，可见武艺高强。如果说“世系显赫”，座次就能往前排的话，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世系并不显赫；却排在前四位，林冲、秦明却排在呼延灼之前，花荣却排在柴进之前，李应、朱全、鲁志深、武松、董平、张清却排在杨志前，这又作何解释呢？

　　曲文谈到宋江排座次依据的标准还有两条：即“看上山前职位尊卑”及“宋江的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近程度。”我看就更难站住脚。曲文认为朝廷降将有二十一人，，在天罡星中的就有十一人，故此说明“看上山前职位尊卑”。那么，我们要问：“林冲上山前的职位仅是个禁军教头，然而他的座次仅次于关胜，名列秦明、呼延灼、花荣、柴进等朝廷显贵之前。丑郡马宣赞、镇三山黄信上山前职位并不卑，可况关胜是宣赞属下，黄信是花荣上司，上山前职位比关胜、花荣尊，结果，不但排在关胜、花荣之后，”还比不上渔民出身的三阮、农民出身的李逵、猎户出身的二解、樵夫出身的石秀、列入地煞之列，是否与宋江有何私怨呢？书中找不到线索。曲文所言“看上山前职位尊卑”这条，其是非如何就无须多言了。

　　梁山寨排座次与“宋江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敬程度”也是毫无关系的。船火儿张横在浔阳江上谋财害命，险些置宋江于死地，穆弘在揭阳岑上逼的宋江走投无路，衣食无着，排座次时，照旧列入天罡星。吕方、郭盛深得宋江喜爱与宋江十分亲近，成为宋江的保镖，排座次时也只能在地煞，仅坐了五十四、五十五位。还有宋江的亲兄弟宋清，不但只排在地煞星里，而且只能坐在七十六位，谁叫他只会算帐，别无他术呢？安道全是宋江的救命恩人，也只能排在郭盛之后，至于亲疏，我想是有的。宋江、卢俊义分兵打东平、东昌府时，吴用分在卢俊义帐下，他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反而暗中往返于宋江营中，为宋江出谋划策，这就有亲疏。李逵执行将令杀死沧州知府的儿子，朱仝欺人太甚，宋江却要李逵与之赔罪，这就有亲疏，但这并未影响排座次。

　　最后还想说说曲文中提到的青州一伙上梁山的问题。曲文认为：宋江把“清风山和江州结识和网罗的人员（除石勇、李立等个别人外）也都排在较前的位置，而梁山的原有人员如刘唐、三阮等人却普遍向后推移。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宋江为首的、以宋江的亲信和投降的军官为骨干的稳固的领导集团，为以后巩固梁山根据地和争取朝廷招安做好了组织准备”，并认为“在对待花荣一伙的态度上最能看出宋江是有意拉拢亲信帮派力量的”。对曲文的这段话，我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宋江在清风山和江州结识的好汉位置不是“都排在较前”，而应是有前有后。石勇、李立也是从清风山和江州来的，就排的很后，如果象曲文那样，把排在较后的人除外的话，就不好谈问题了。其次是刘唐、三阮等人的位置普遍后排，不是宋江的责任，而是晁盖干的，怪就怪晁盖好了，不能迁怒于宋江。再次是如果青州一伙如曲文所说，是 宋江的亲信帮派力量的话，那么，为什么只有花荣、秦明进入天罡星？为什么黄信的位置由三阮之前，打入地煞星？为什么石勇的位置又排的那么后？最后请注意：在三十六员天罡星中，反对宋江招安投降的就有吴用、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史进、穆弘、李俊、三阮、张横、张顺等十四人，而这些人大多是曲文所说的，是宋江“网罗”来的“亲信帮派力量”。有这么多反对派怎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投降班子呢？吴用又是反对派中的领头人，又怎能与宋江结成一个思想和意志相同的体系呢？

　　梁山英雄排座次，正反映出小说作者对封建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构想，它提出了人才科学中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作为领导，当人才群体不断壮大时，就应该注意随势应变，及时调整班子及人才任用，使之各得其所，各显神通；班子如何调整，人才如何任用？其原则作者在四次排座次中又逐步完善，这就是：贡献、本领、声望、年龄及资历等；对待人才，如像王伦，必然为历史所淘汰，如象宋江，事业必然兴旺；作为领导个人，必须智勇兼备、宽宏大量、知人善任。作为人才，除有德、智、才、学、体等基本素质外，还有很重要一条就是为事业出力，即多做贡献。这些问题对今天来说，无疑也是很有参考、借鉴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