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特立独行，就得像狗一样活着。这点鲁迅深有体会，他“咔嚓”一声剪去辨子，於是乎：“……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病后杂谈之余》）
　　以鲁迅之刚毅尚要如此，可见同化的磁力。《庄子·人间世》於是呼吁和光，呼吁同尘，要做散木，不要做文木。《庄子集释》引家世父的话：“人与人相接而成世，而美恶生焉，从违判焉，顺逆形焉，如是而大患因之而生，谓人之不足与处也，而乌知己之不知与处人也，处己以无用，斯得之矣。”一番艰难，看中这句话，也算是有得。
　　由此，我对“三隐”有了一番理解。大隐隐於朝，修得与人无争，又富且贵，“混迹人间，和光所以不耀，”自是上选。中隐隐於市，跟社栎（见《庄子》）似的趣取无用，做不了什么器材使，却反得自在不夭折，图个生活便利。小隐隐於野，想标新，又介意舆论，只得避个静处，眼不见耳不闻。
　　然而隐者们真要拟迹“乡原”了么？真要三缄其口、混迹人间世了么？我以为不然，实质上他们都有一块精神家园各自坚守，他们避祸，也不助纣，也不标榜，苟全性命於乱世有为後世保留一个读书种子的意味在里面，所谓“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主张无用的庄子也说：“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倘若和同到同流合污，那么就会因此而颠仆覆灭、崩塌败坏。隐者以无用为大用，期得自存於乱世，此未尝不是好事。
　　但儒家却是对道家的反动，他们的入世更多血性，即便於“仅免刑焉”的世事，也要本着“既知如风靡草，是知责在於君”的念想，砍头便砍，杀头便杀，一路张扬自己的主义，直至身死灯灭。而这样的一以贯之，社会风俗之引领也全由这些人。余杰《冰与火》引密勒的话说：“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於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通鉴》载，三国时，“北海管宁少时与华歆为友，尝一共锄菜，见地有金，宁挥锄不顾，与瓦石无异。歆捉而掷之，人以是知其优劣。”公孙度治辽东有方，管宁来见，“语惟经典，不及世事。”後在山边搭一个草庐住下，“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独居北，示无还志。後渐来从之，旬月成邑。”《读书四观》上也有一例。北宋宋次道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畜书，以宋书为善本。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借置，因此春明坊一带房子的租金常比他处高出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