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圆读通鉴随笔三十五】——商鞅之死

　　（前338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秦人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 第61页

　　商鞅变法及其遭到车裂的悲剧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课题。Why？

　　司马光在论及商鞅之死归结于他不能功成身退，诚愚腐之论也。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都是明君与贤相合作进行的，君主的支持与决心至关重要，当然他的寿命长短更是至关重要。商鞅的改革在孝公时代已见成效，从改革事业上讲，商鞅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王安石改革就是皇帝的寿命出了问题，半道停止。至于商鞅的下场悲惨，张居正的情形也类似，主要是和下任君主没有搞好关系。商鞅在变法之初，为推行新法把太子的老师整得一蹋糊涂，结怨于下一代领导人，因公而结私怨，下一代领导人即使继续推行改革路线，也不能和商鞅这样的人重归于好。所以，商鞅之死，死于他的张扬气盛的性格。

　　中国的改革者，有天命归属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们自己，他们进行的是违背天命、抵触人言的反潮流的事情，王安石说，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他们从一开始就设想了自己的敌人和无尽的黑暗一样围绕在身边，他们挥之不去的是无边的孤独和寂寞，不论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还是权倾天下的重臣，他们只要不是循规蹈距，都会感到孤立无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一意孤行，只有等到结果出来，让完成后的改革证明自己。民可以乐成，不可以虑始，除了缺乏民主的传统和精神，是和做大事业者内心的孤独有紧密关联的。

　　斯诺把毛泽东形容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字面上理解成“在雨中一个孤独的行者”，不论中国人好理解的“无法无天”，还是美国人错解的“雨中独行者”，都道出了大人物的特立独行的命运。

　　商鞅的朋友赵良曾劝他向五羖大夫百里奚学习，除了做大事，还要夹紧尾巴做好人，并深刻地指出了他性格上的缺陷，及其将带来的危机，商鞅拒绝了朋友的告诫。

　　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纪录了商鞅的功绩，但也指出：“商君，天资刻薄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