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玠是曹操手下第一谋士，他给阿瞒定的国策只有二条：“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之所以能够平定平方，这两个计策为功甚巨。至於後来的“挟”，则是情势的变态，如江河日下，势所必然。——三国时期的谋士们很有意思，他们深知彼此谁也吃不了谁，因此计策之初即以割据为第一义，“隆中对”也是王霸之业的盘算。
 
　　彼时纷纷，大家都有打皇上的主意。赵昱对徐州刺史陶谦说：“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遗使奉贡。”“勤王”与“奉天子”意思相近，只是前者意在自保，後者力图坐大，更具攻击性。真能“勤王”，也可以是一个齐恒公，然陶谦“信用谗言，疏远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渐乱。

　　而真正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却是沮授，他对袁绍说：“将军累世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问题是曹操听进去了，而袁绍终是公卿子弟，纨绔有余，智谋不足。霞浦方言，东瓜大只是菜。北方袁绍势力再强，无非一东瓜耳。
 
　　这一政策的效益越往後越明显，由“令”而“征”，扛大旗扩张自己的地盘。北方稳定之後，兵戈南指。曹操遗孙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与将军会猎於吴。”权以示臣下，莫不响震失色。张昭等便说：“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这块招牌确给曹操赚来不少人气，所谓正朔在焉。

　　可怜吾家献帝，处此际遇，跟羊肉串似的，要昏懦倒也罢了，可偏偏心智健全，例证有二：

　　一、兴平元年四月至七月不雨，谷一斛直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饿死者如故。帝疑禀赋不实，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济。胡三省说：“观此则献帝非昏蔽而无知也，然终以失天下者，威权去己而小惠不足以得民也。”

　　二、董卓死後，复大乱，献帝露次。一次情形又危，李乐说：“事急矣，陛下宜御马。”帝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胡三省再次论说：“观帝此言发於临危之时，岂可以亡国之君待之哉，特为强臣所制耳。”

　　时运不济徒唤奈何，神龙失势与蚯蚓同。罗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既是自况，亦喻天下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