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评郑公盾先生对金圣叹的评价

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三百年来“《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了一个名词。”因此，谈《水浒》，总离不开金圣叹，而对金圣叹的评价，也就成了评价《水浒》的关键。近几年来，对金圣叹的研究和评价虽说有很大进展，但分歧依然存在。分歧集中在对金圣叹思想的评价，对金评价《水浒》的立场﹑动机﹑目的的分析，金批改《水浒》的功过，对宋江形象的改造等等问题上。论者见仁见智，一分为二，中肯公允。最近，拜读了郑公盾先生上下两部头的《水浒传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颇感愕然。郑先生在卷七“有关《水浒》的评价和争论中”，用了二百余页，写下了《不要美化金圣叹》﹑《不应该赞扬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关于金圣叹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及《金圣叹对“水浒传”有贡献吗？》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了自己全盘否定金圣叹的观点。《水浒传论文集》是郑先生旧作结集出版，虽然“后记”中作者说“对金圣叹全盘否定或一笔抹煞，认为他的一生及其著作都无可取之处，当然也不对。他对《水浒传》的评点文字，按他的艺术观点，从整体来说，是不值得过分颂扬的，但在个别地方则仍有可取的独到之处。同时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传播，也有他的功绩，是不能一笔抹煞的”之类的话，但纵观全书洋洋五十万言，对金圣叹全盘否定的基本观点，郑先生丝毫没变，这就不能使笔者要与之商榷。郑先生在《水浒传论文集》中对金圣叹评述的面较广，而《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是群文之首，是郑先生全盘否定金圣叹的力作。本文就《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中的基本观点，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郑先生及读者赐教。

一、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

郑先生在《不要美化金圣叹》中给金圣叹所作的结论是：封建反动文人。其论据之一是，《春感八首》“深刻和淋漓尽致的暴露了金圣叹对清廷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思想感情”。

《春感八首》是金圣叹年过半百，科场失意后，得知清顺治皇帝很赏识他批的“才子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他因此“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这些诗句里有他感激明主知遇之恩的感情，反映出他对清朝统治者有过幻想，但更多的是他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之情。如果仅因这几首诗，就说他“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同清朝统治者有亲密无间的思想感情”，未免言过之。《春感八首》仅是金圣叹留下三百八十四首诗中的极少部分，就是这些诗，也还保持了一定的身份，依然狂傲如故，牢骚满腹，毫无“一副标准奴才文人的嘴脸”。仅凭这八首诗就全盘否定金圣叹，实在没什么坚实的证据。翻开历代封建文人的作品，那一个没有几句歌功颂德之作；岳飞还镇压过农民起义，刘鹗在他的名著《老残游记》中骂过义和团是“疫鼠”“害马”，骂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制犬”“毒龙”等等，但是，我们从不据此来否定他们的作品，更不否定其人。自然也不能因《春感八首》说过一些感恩之类的话，就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何况在金圣叹留下的诗作中，还有像《甲申秋兴》﹑《塞北今朝》之类愤懑之词﹑亡国之痛的作品，有《外甥七日》﹑《兵战》之类控诉清兵屠杀无辜百姓的作品，有表示对投降仕清者的鄙视的《湘夫人》，有对清朝统治者猛烈抨击的《临刑诗》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金圣叹是民族志士﹑反清英雄，但至少是可以称其为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

郑先生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的第二条证据是关于“哭庙案”。郑先生在评论这个问题时，所用的最有力论据是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升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谈金圣叹》﹚对于鲁迅先生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谈金圣叹》是篇杂文，杂文所及，意在现实，是拿金圣叹作话题，借故喻今，冷嘲热讽三十年代那些置国难不顾﹑而积极配合其主子对国统区进步文艺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反动御用文人的；并不是一篇评价金圣叹的科学论文。杂文与一般科学论文是有不可忽视的区别的；拿杂文中的话当作论文的论据，进而征用，引以为据，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

“哭庙案”是怎么回事呢？辛丑年﹙1661年﹚二月，金圣叹等人借哀悼顺治皇帝为名组织苏州生员去哭临场所控告吴县知县任维初搜刮民财，贪赃枉法的罪行，并揭露使指县官贪污的巡抚朱国治，朱国治恼羞成怒，逮捕了请愿的秀才五人。金圣叹等人遂于次日组织者之一，又是哭庙文的起草者。事前由参与策划，当场有他鸣钟击鼓，鼓动群众，最后，朝庭以“聚众倡乱”为由，将金圣叹等八人刑斩，家产籍没，妻子充军，其余十人也处斩刑，平息了这场震惊全国的“哭庙案”。“哭庙案”的性质，我同意郭松义的说法：“它表面上还是为了揭发县令任维初的贪赃行为，但实质上，斗争的锋芒是针对清统治者，是对于清朝政府严行摧征粮的一种反抗”﹙《江南地主阶级与清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哭庙案”发生于清顺治十八年，那是清人入主中原掌握统治的初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拥有强大力量的南明王朝的遗民在作最后的反抗。顺治十六年发生了响应郑成功进军南京的“通海案”，顺治十八年又发生了“哭庙案”，这都是南明王朝遗民的义举，说明清廷的统治并不稳定。为了巩固其统治，清廷常以血腥镇压为手段。在这种形势下，金圣叹还敢于带头聚众抗暴，怎么能说他是“反动文人”呢？“作为文人的金圣叹等，他们参与了人民的反清斗争，遭到了清政府残酷镇压，正是同情人民的最高表现，正是值得肯定的正义行为。”﹙易名《从“哭庙案”看金圣叹》﹚

二﹑批改《水浒》功大于过

“完完全全是站在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立场观点来批改《水浒》的”，是郑先生给金圣叹结论为“封建反动文人”的论据之三。关于这个论据郑先生是从“金圣叹严重歪曲了《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硬把这部以鲜明立场观点来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大力宣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道德观念，散布了封建没落阶级的虚无思想”和“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反动用意”等四个方面来说明。除第三点外，我对其他的三点都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主题思想，鲁迅先生说的很清楚：“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志对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也作了精辟的论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鲁迅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都揭示了百二十回本《水浒》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封建时代金圣叹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恰恰删去了“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之类的后五十回内容，使作品的反抗性﹑斗争性和官逼民反的主题更加突出﹑鲜明，成为了一部纯粹反抗封建统治，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应该说不是歪曲，而是加强了《水浒》的主题思想。而郑先生却正恰恰相反，把鲁迅﹑毛泽东等否认的百二十回本《水浒》说成是“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把金圣叹砍去投降内容的七十回本硬说成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作品”，这就是非不分﹑大错特错了。

　　郑先生说金圣叹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是因“他﹙指金圣叹﹚把许多骂人的字眼，都安在宋江头上。”金圣叹之所以这样做，正如张国光先生所言：“金圣叹正是为了避免朱明特务专制王朝及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卫道文人是很容易发现他歌颂斗争，向往农民起义的真实意图，而不得不煞费苦心地为七十回本《水浒》涂上﹑‘保护色’的”﹙张国光先生《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一一关于金圣叹批改〈水浒〉不得已而用“保护色”的问题》。作者是小骂大帮忙，不是丑化，而是净化﹑突出了宋江形象。

　　金圣叹在《水浒》第三十五回总评中说：“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这段话不仅是提醒读者要注意宋江这个人物，同时还要注意评述。《水浒》里的宋江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仗义﹑扶危，有善用权术﹑奸诈；既对封建制度不满，又忠君孝亲，这些毛病当然引起读者的不满。对这些，金圣叹是在真骂。但是对宋江造反﹑反抗朝廷，金圣叹没骂。宋江谈忠说义，排斥晁盖，常怀野心，但表面上，又处处装着不介意，对这些金圣叹骂得及时，骂的狠，毫不放过。这种骂不是丑化，正是对起义领袖的爱护。

　　另外在金圣叹的批语中，也有不少赞扬宋江处：如称宋江是“人中俊杰”﹙十七回﹚，甚至把宋江抬到侯王之列，“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在茶馆与何涛交谈时，宋江是“肚里寻思”如何救晁盖，口里却大骂晁盖，金圣叹却多次赞道：“宋江权术可爱”！第四十回在黄门山对欧鹏一席话后，金圣叹批道：“不刚不柔，又悲又响，辞令至此无人不哭！”这正是对宋江以牺牲自我﹑保护他人的崇高品质的赞赏，第三十八回赞宋江是“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等等，正是这些批语，使我们认识了宋江的好处。而这些赞语，郑先生只字未提，却抓住“骂”字大做文章，是否有点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了？

　　至于说“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更是不能自圆其说。郑先生在写上这个看法后，接着写道：“金圣叹之所以重视水浒传这部 官野史，这是因为金圣叹一方面看得清楚，《水浒传》这部小说歌颂的是‘造反’了的‘强盗’，‘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部小说在民间已广泛流传，甚至‘贩夫皂 都看’，而且《水浒传》所宣传的农民起义斗争的方式，在明末各地掀起的农民起义中已发生了较为广泛深远的影响”，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呢？郑先生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基本上是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的，说它是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也不知道郑先生没看过史料，还是看过了史料故意不谈。事实上，自《水浒传》问世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之为禁书：明崇祯十五年六月圣旨严禁《水浒传》，命令各地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 ；清人入关后，从顺治九年起，以后几乎年年禁《水浒传》﹙历史质料详见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一书﹚。怎能说反“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呢？更何况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一出，风靡一世，一向刊行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便销声迹，几乎全部退出市场。七十回本《水浒传》风行三百余年，成为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定本”，又怎能说“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呢？

　　金圣叹，这样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下层的穷儒，敢于带头抗暴，以至被杀；敢于批注评点为士大夫文人不屑的通俗小说，以至被列为禁书，难道他会是“封建反动文人”么？否也！金圣叹生活在封建社会，在他身上也必然打着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在评点《水浒》中，也难免存在着消极落后的东西。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文人都免不了带着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任何时代同情革命的作家，也只能进步到他那个时代允许的高度。对金圣叹也只能如此。就他一生遭遇及批改的功过看，应该说金圣叹在封建时代还是一位难得的进步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