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半边天

 
　　不可否认，人治是有好处的。一味讲法，往往造成民免而无耻的境地。《庄子·大宗师》说：“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杀一儆百）；以礼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我的认识，人治侧重防范在先，法治着重已然之后。人治的功用在於事发先机，用力省；法治的缺失在於养虎为患，用力大。《通鉴》说：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高明的人虑事看得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庸常之人只有见了棺材才掉泪，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其力而不能及也。”如能兼及两者，则庶几有功用于新农村建设。

　　不管任何年代，“礼”与“法”都不能偏，一偏即独轮车，走不远的。“礼”之用在正本清源，规矩人们的行为，使天下人有所措手足。礼节礼节，有所节制而适中之谓也。大凡一个王朝的开端大抵都要集天下名望修订一部适用本朝的“礼仪”，基本的原则不能变，细节却要因时因势，这样才有针对性，这好比八人抬的大轿与皇冠3.0，目的都是抵达。古朴民风，这是居高位者需要考虑的，董仲舒认为：“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黄仁宇先生说：“我自己年轻的时侯忽视中国人的宗教性格，后来读书做事的时候和西方的宗教生活接近，反求诸己，才领略中国的儒家和习惯也是一种宗教……大部分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随时鞭策、到处监视。其所遵循的法则，必有幕后之协调。这种外力量即是我们所述的广义宗教。”有他这话，其实任何关於法与礼的论争都可以偃旗息鼓。

　　黄仁宇先生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西方法规是步趋资本经济的发展而日臻完善的，於经济时代必不可少，如斑马线，意在规范经济秩序。由最初的规则经济而涵盖整个社会的人事活动，它的缺失也就越来越明显。恶人欺负女子了，我可以不出手帮，因为这不违法；当街老人昏倒，我可以不帮，因为这不违法；眼睁睁看见有人溺水了，我可以不帮，因为这不违法。因为取证，得等小偷正在进行时时动手；因为取证，警察可以导演强奸案。不成子侵扰邻里，达不到刑事民事，警察自然不管，终於忍无可忍了，家人出来清理门户，警网这时一定呼啸而至，因为涉及刑事，而左邻右舍也要联名喊冤——这样的矛盾近来常见诸媒体。

　　而旧时有一个极好的制度可以弥补这个荒唐的缺失，可惜我们丢了，把它当作封建余孽。据载，每年正月十月分两次在各村举行的“乡饮”制度，除了大宴全村人之外，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屡教不改，则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充军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