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和陈寿在各自的书中为读者刻画了形象性格迥然不同的周瑜、鲁肃。虽然陈寿笔下的周瑜、鲁肃显得真实可信，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脑海中的周瑜、鲁肃形象是直接来源于小说《三国演义》：周瑜英俊多智，但有器量狭小，嫉贤妒能，容易冲动；鲁肃恰恰相反，他忠厚老实，但时常又少智而无主张，成为周瑜形象的补充。其实，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小说中周瑜、鲁肃的人物形象前后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形成这一矛盾的转折点是诸葛亮出山。诸葛亮在书中第38回初次登场，在此之前周瑜、鲁肃虽然已经出现，但都被罗贯中浮光掠影般地一笔带过，没能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他们的个性和特色是在赤壁之战开始后才充分展现出来的。罗贯中之所以这样处理，目的也很简单，因为只有诸葛亮才是他着力塑造的头号理想人物，周瑜、鲁肃的作用只是对诸葛亮进行映衬。但在诸葛亮出山之前，罗贯中仍用简练的笔法引出了周瑜、鲁肃的战略观，

建安五年，吴国的创始人孙策新亡，孙权继位，掌江东之事。刚刚登基的孙权问计周瑜，周瑜应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之后就向孙权推荐了鲁肃。孙权请来鲁肃后问策：“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馀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鲁肃的答复是：“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孙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

这段充满戏剧化特色的描写只是部分吻合了历史的真实，但如果将其作为吴国创业时期的战略观，还是十分恰当的，它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首先是周瑜统揽天下英雄的人才观。周瑜在小说第十五回第一次出场时，就向孙策推荐了江东的俊杰张昭和张纮，之后又向孙权推荐了鲁肃。按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历史上的周瑜容貌出众，风姿卓越，展现了苏轼词中“羽扇纶巾”的风流雅儒。他为人宽厚大度，不计较个人恩怨，深得部下的拥戴和赞赏，包括象程普这样曾经反对过他的老将，在幡然悔悟后也说“与周公谨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周瑜待人虚怀若谷，礼让服人，这不仅是一种个人美德，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孙权的最高军事将领，为了建立帝业，必须延揽各方豪杰，这是他内心所独具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雄才大略的政治报复。

其次，鲁肃的战略观基本反映出了诸葛亮在隆中对所涉及的重要原则，而且时间更早，形势更扑朔迷离。孙权同鲁肃的对话发生在建安五年，这一年在中原爆发了袁绍与曹操对决的官渡之战，至冬十月双方决出胜负。鲁肃在洞察出曹操不可能被迅速击败的情况下，劝孙权力争先夺取荆州，积蓄实力，转弱为强，为统一中国建立帝业作准备。这是军事战略中避实击虚的重要原则，这一战略原则也为后来的赤壁之战争取到了物质基础。诸葛亮的隆中对建议刘备跨荆、益而三分天下，鲁肃的建议是跨荆、扬而待坐山观虎斗，双方相似的结论正说明他们对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有着相同的战略预见。不同的是，诸葛亮在隆中对时引孙权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鲁肃的着眼点是以汉高祖刘邦为历史上的样板，并结合到当时具体的形势发展需要。

第三，孙权对鲁肃战略观的反应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是大相径庭的，这表现出文学家在塑造人物中的执著与灵活和历史学家的诚实守真。在《三国演义》中孙权的反映是“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而在《三国志·鲁肃传》中孙权则表现得冷静：“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罗贯中之所以在这一关键点上窜改了孙权的表现，是因为在篡汉以成霸业这一根本问题上，刘备和诸葛亮同其它各路诸侯是有本质差别的，只有他们才是“仁君”和“贤相”的代表，是复兴汉室的砥柱。所以当鲁肃的最终目的是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时，小说中孙权的态度大喜过望就不奇怪了。而《三国志》中孙权的回答正体现出他对时势洞察的冷静。孙权家族是江东的“寄寓”而非“土著”，在本人继位未稳的情况下，尚有许多巩固邦本的工作要开展，若急于同意鲁肃的战略观，不但易招引外敌，对内也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当时鲁肃的豪侠性格与许多文武大臣并不融洽，认为他谦下不足，年少粗疏，不可大用。但孙权默默地顶住压力，直到三年后进攻黄祖，才标志着孙权正是认可了鲁肃的战略指导思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陈寿和罗贯中不同的政治倾向性，使两本书中出现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正统。陈寿成书的时代是在晋朝，因此尊曹魏为正统，所以曹操的传记是武帝纪，而刘备和孙权分别降格为先主传和吴主传，高下之分明显。而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不仅具有皇室的血统，更是具有正义和厚德的明君；反观曹操成为残暴奸诈、得国不正的代表，正邪之分俨然。对于吴国，双方虽然均不认为它代表着汉朝国阕后的正统，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仍然有着严重的倾向性。陈寿笔下的吴国与蜀汉地位想当，对于纪传体中的人物也秉笔直书。而罗贯中始终将吴国作为魏蜀矛盾的配角，矮化甚至丑化吴国的主要人物。例如吴国的辅弼重臣张昭是一个典型的腐儒，对周瑜也不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而是器量狭小，嫉才妒能和意气用事的特点。鲁肃在《三国志》甚至在《三国演义》的开场阶段，都向读者展示了他的豪侠性格，但到了后期为了映衬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和关羽的单刀赴会，一改豪侠而为寡智少勇忠厚的儒生。因此，若论《三国演义》中将人物的形象塑造和战略观之成功结合，诸葛亮当数第一，曹操次之，周瑜鲁肃又次之。

　　魏蜀吴三家的战略都是以争夺天下为最终目的，但他们在罗贯中的笔下仍大不相同。《三国演义》虽然突出描写了不下十余家诸侯割据四方、争夺霸业，但只有魏与蜀的矛盾和斗争才是诸多复杂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刘备和诸葛亮是正义的化身，曹操是邪恶的代表，这样的文学叙述也正好体现出传统小说和大众心理的“魔道斗法”模式。而一旦涉及到第三方——吴国，罗贯中的态度便不那么旗帜鲜明了。作为配角的孙权既不是正义的化身，因为他不能遮掩笼罩在刘备头上的“明主”光环，也不是邪恶的代表，因为他始终是蜀国抗曹的坚定同盟军。事实上，当我们阅读《三国演义》，一旦离开了它的感情色彩，一切似乎都丧失了标准：曹操从奸相恢复到了英雄，刘备从仁君恢复到了枭雄，诸葛亮从绝代天才恢复到了治之良才，周瑜从嫉才妒能恢复到了举才任能，鲁肃从儒生般的忠厚寡智恢复到了豪侠性格的雄才大略，原本并无差别的战略观也贴上了忠与奸、优与劣、正义与邪恶的标签。但进一步说，若我们能在掌握史实把握历史脉搏的基础上，阅读和欣赏《三国演义》，则不但能领略到文学的美，还有感悟到历史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