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刘备与诸葛亮合二而一的对立，他们是忠与奸、善与恶的两极化典型。伪诈、猜忌、狠毒、狡黠，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成为罗贯中时代曹操反派形象的特征。东汉名士许劭对曹操的评语“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已被罗贯中改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是这一歪曲了的艺术形象并不能掩盖曹操战略观的光辉，毕竟三国的历史是以曹操为主角而演成的壮剧。他的战略观不但能统一北方，而且使魏国在三国鼎立中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这是包括作者在内，任何人也回避不了否定不了的事实。

本来，曹操的战争观应该在小说中大书特书，只有这样才符合他显赫的战功和自信而坚定的个性。但因曹操在书中出场较早，且战场、对手、以及自身角色不停地变换，从而使他的战略和战法隐藏在了具体情节之中。罗贯中没有一开始以正面表述来铺陈曹操的战争观，这固然符合小说写作的某些需要，但他更主要的目的是要体现出曹操个性中诡谲和深藏不露的另一面，因此采取了一种倒叙和回忆的手法。以笔者管见，曹操的战争观当以他占领冀州后，在袁绍墓前凭吊的一席话为本，这时他已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取得了赫赫战功。“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段话于史有证，若视其为曹操创世时期的战争观，则可以概括出以下特点：

首先，曹操将罗致人才和使用人才放在战略的首位。靠什么得天下——这是每一个乱世英雄必须深思的问题。寥寥数语便反映出他与袁绍截然不同的观点方法。袁绍将地利作为战争胜利的第一要素；曹操更看重的是人的因素。这里将“道”理解为正确的思想路线未尝不可，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任用天下智谋之士，那么无论在那里发展，都必然赢得战争的胜利。历史证明，曹操的确重视人的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战争中的作用。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这种胸襟和气度使他在延揽人才时能以周公自比，“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使用人才方面，能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一时间能征惯战之将、足智多谋之士云集于前。这是他能统一北方的根本条件之一。

其次，曹操的战略观巧妙地掩盖了他在地缘上的进军方向。毕竟在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时代，地缘因素也是极端重要的，有地无人和有人无地的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曹操之所以在战略上隐藏了地缘上的要求，历史学家方诗铭认为，曹操不像袁绍那样毫无隐讳，没有将自己的策划宣示，仅对袁绍说了一番应付性的空话而已。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曹操在起事之初必须借助袁绍的帮助，回避他的锋芒。例如，曹操取得最重要的根据地兖州就得到了袁绍的支持。后来他接受了鲍信和荀彧的建议，“且可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这时袁绍正与公孙瓒对决，经营河北，将来南向争天下；与之相反，曹操经营河南，在战略上对北采取守势，以麻痹袁绍等待时机。当曹操剪除了周边吕布、袁术、张秀等敌对势力后，羽翼渐丰，不但不需要袁绍的支持并要极力摆脱袁绍的控制，这时的袁绍仍傲慢地拒绝承认曹操为最重要的对手。当旧的次要的矛盾一旦消除，曹袁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必将占据首要地位。客观而言，袁绍在地缘方面的战略意识是正确的，历朝历代的兼并战争多次证明了南下军团的强大威力。但袁绍在官渡之战的失败恰好成就了曹操为伟大战略家的英名。依曹操的战略观不难看出，袁绍的失败是他在选择竞争对手的失败，终归是人的因素的失败；而曹操的成功，不但是人的因素的成功，同时也是选择地缘要素的成功。

    　第三，曹操隐讳地提出了“以道御之”的政治标准。何谓“道”，曹操没有说，这也为后人的附会提供了种种可能，但实际上解释曹操心目中的“道”却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且不说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单在军事领域，孙子就提出了“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的准则，吴子也提出了“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的观点，并对历史上成就霸业的人概括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这一认识。曹操以“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自诩，他的“道”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应当是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宏大理想。不怀偏见的人应该承认，曹操的理想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但罗贯中在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将曹操的“正道”写成了“诡道”。他在写活了一个白脸奸臣的同时，也歪曲了这个人物的社会历史本质。对于曹操的历史地位评价向来不一，近代以来翻案占据了上风。鲁迅曾更直白地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按照陈寿的《三国志》，曹操、刘备乃至孙权，都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而罗贯中的叙史正好体现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不同的政治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