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以描写战争刻画人物为擅长。战争丰富多彩，人物千姿百态，毫无雷同之感。纵览中国古代反映战争题材的小说，如《说唐》、《说岳全传》等评话类作品，常常将战争程式化情节戏剧化人物脸谱化，大多局限于静态地描写两军对垒、两阵对陈、两将交锋的一般化过程，充其量只是渲染阵前武将的小聪明而已。而根据事物发展的诸多复杂矛盾动态地展现战争的全景，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与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智慧结合起来描写，将前线将士的斗勇、谋士的斗智和统帅的斗法结合起来描写，则是《三国演义》的特色。它将《孙子兵法》中所涉及的“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等谋略思想，与真实的历史和小说对历史的再创作熔为一炉，艺术地揭示了双方力量强弱转变的原因和胜负的关键。

战争是一种力量的角逐，是以财力、人心、战斗力等为基础的优胜劣汰的力量竞赛，在这一竞赛过程中，战争统帅的主观能力和他的正确决策与判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孙子提出的“上兵伐谋”与“其下攻城”的对决思想，正是表现在以战争统帅的智慧和胆识为基础的战场上的对抗，有了这种智慧和胆识，战争也会成为一种艺术而永存，否则只是一场血淋淋的愚昧屠杀。但是战役战斗中的优胜劣汰又是建立在战略选择这一基础上的，战略选择的正确性与否规定着战役战斗的价值大小。换句话说，战争统帅的最高智慧首先应该体现在他的战略选择和动向，其次才是战场上的机智灵活。作者罗贯中成功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将“谋攻”在影响战争走向和塑造人物形象中的作用发挥地淋漓尽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可以说是对小说成功演绎战争战略、政略和计谋的一种褒奖。以下我将以《三国演义》为蓝本，针对书中主要人物——诸葛亮、曹操、周瑜和鲁肃在创业时期的战略观，在作者写了什么，作者为何这样写，以及如何认识他们的战略观等方面，结合历史进行分析比较。先说诸葛亮。

诸葛亮是罗贯中着力塑造的中心人物，他一出场就为刘备筹划隆中对，因而涉及到了战略问题。隆中对不但为以后的三国鼎立提出了天才般的预见，同时成为诸葛亮辅弼刘备的战略宣言书。事实上，在没有诸葛亮辅弼之前，刘备屡战屡败，仓仓惶惶，到处寄人篱下，但也只能哀叹人生苦短，髀肉复生；之后，只要按照诸葛亮的谋略行事，他便能如鱼得水，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不断地走向胜利。而这霄壤之别的变迁正是以隆中对为起点的。在作者笔下，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旷世奇才。当军阀还在中原逐鹿，打打杀杀不休之时，他在偏僻一隅的卧龙岗已对时势的走向洞若观火，未出茅庐先知天下三分。罗贯中将此浓墨重彩，使笔下人物一登场就神采飞扬，并始终处在小说的中心和历史的漩涡上。

关于隆中对，史书《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详细记载，罗贯中的叙述基本是忠于原著的，无需赘述。分析诸葛亮的战略观可以认为，他的战略观同时体现出秩序、敌友和格局等多重意味。按秩序论来说，诸葛亮的战略观可用步骤紧密的三个阶段来概括。第一步是帮助刘备谋取荆益，建立基业，对北方曹操和江东孙权取战略守势，对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取战略攻势，战略退却中包含着进攻。第二步是内修政理，巩固荆益，联吴抗曹，三方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蜀汉政权是弱势力量下的积极防御。第三步是战略反攻，待天下有变，呈钳形攻势，兵分两路，直讨中原，复兴汉室。

按格局论来说，诸葛亮从实际出发，帮助刘备分析了从东汉末年以来群雄混战的形势，考察了各派的前途与刘备的战略走向，即社会的总趋势是从动乱走向安定，从分裂走向统一。诸葛亮同时指出，曹操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支力量必然在战争和历史的演进中存在下去。孙权统治江东已经三代，那里地势险要，人心归附，贤能之士发挥了才能，因此也有条件生存。在诸葛亮看来，除这两大势力之外，还有宽广的中间地带：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他们必然要在倾诈与厮杀的战争中消亡，而夺取上述三地应该是刘备力争的战略目标。天下的格局暂时维持为三国鼎立，在此基础上，由鼎立和对峙走向统一，统一的最终力量是刘备为首的蜀汉集团，统一的方式是战略上的两路夹攻。

按敌友论来说，诸葛亮附和刘备的观点，视篡汉的元凶曹操为始终的敌人，他同时将孙权当作最可靠的同盟军。至于其他势力，在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年代，诸葛亮将他们的消亡归为天意。但需要指出的是，罗贯中的天意与《三国志》的“此殆天所以资将军”有本质的区别。《三国志》天意的背后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的巨大利益、军事统帅的运筹帷幄和坚忍不拔的生存之术，而罗贯中的天意有着塑造人物形象的强烈倾向。他要把刘备写成宽仁长厚，施行仁政的明主，把诸葛亮写成足智多谋，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雅儒贤相，从而巧妙地掩盖了他们对权势、土地、财富的贪欲和攫取。但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意图过于明显和直白，出现了圣人化、超人化的倾向。例如：“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正是这种毫无遮拦，反被鲁迅讥为“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学术界传统的观点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根本上来说否定了一个战略相持阶段。历史的进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先是关羽大意失荆州，接着刘备在彝陵之战中惨败，导致了蜀汉政权原则上只能在弱势中保持守势，而后来的六出祁山是诸葛亮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即勉强地执行既定的战略反攻。实际上，战略预见对战争的进程只能起普遍的和原则的指导作用。隆中对在未知条件较多，局势尚未明朗的情况下，用7年时间出色地完成了三国鼎立，已显示出了它在古今战略上的重大价值。更何况诸葛亮并不能左右关羽的大意和刘备的莽撞，使自己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从而逆转了隆中对的内修政理和两路夹击之策。无论是陈寿还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均认为，诸葛亮最擅长的并非奇谋，而是他谨慎周到的管理才能，在没有充分准备基础上的战略进攻很难说是他的本意。可见，六出祁山时的诸葛亮更多的是“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政治道德。

　　但无论如何，诸葛亮是小说中为读者所最尊敬、最喜爱的人物。作者以诸葛亮的战略观为起点，对他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加工，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一工作的起点是要在具体环境中，形成现实与理想的尖锐矛盾和巨大差异。应该说刘备的现实与诸葛亮的理想确存有巨大差异，而正是这一特点才能使小说人物生动鲜明地活跃于历史舞台，以体现诸葛亮令人难以企及的大智大勇，体现作者在弘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思想时，笔下主人公所应具有的信义、道德、勇敢与智慧准则。隆中对的背景恰当地满足了塑造诸葛亮形象的需要。他的勇敢与智慧是他敢于在刘备生死存亡之秋的情况下，投身到刘备的阵营。同时在具体的作战环境中，在被人误解甚至掣肘或犯错误的时候，在损兵折将的危险关头，他能挽狂澜于即倒，安然反败为胜，转危为安。同样也在于他能敏锐地洞察和把握现实环境，掌握住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各种力量在其中的兴衰成败，不但能预见到他们的结果，更能为刘备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观和相应的对策。这种勇敢和智慧不但使诸葛亮有了封建社会“忠君”的道德基础，同样也使他有了“忠君”的本钱。对于刘备三顾茅庐般的知遇之恩，诸葛亮的见面礼便是他的战略观。正是在这一战略观的指导下，刘备和诸葛亮才导演出了巍巍壮观的历史活剧。因此若离开了隆中对的战略观，不但刘备的政治生涯将一事无成，也降低了小说中诸葛亮的品位和价值，降低了他做为伟大的战略家和政治家的地位。同时，小说的写作也会呈一盘散沙，迷失了脉络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