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都与王羲之及《兰亭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晋以后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导致了东晋以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以王羲之书法为正宗，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其学术意义。本文就历代帝王与王羲之及《兰亭序》的一些关系作粗浅的论述。

一、历代帝王的推崇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

1. 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梁武帝

王羲之书法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后来书名渐盛，学王的人由少到多，渐成风气，从而引起庾翼的不满，但当时庾翼无法扭转时人学王字的风气，后来对王羲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表示“叹服”。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将右军书法与古贤比，认为名盖当时与钟张并美。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

萧衍(464～549年)，南朝梁书法家。他是我国南朝梁王朝的创建者，世称梁武帝。王羲之后一百余年的梁武帝，可能是历史上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可以说梁朝出现了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晋武帝、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等皇帝都擅长书法，其中以梁武帝书法成就最高。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只是后来兵乱毁失，留存很少。梁武帝与陶弘景书疏往返殷勤，许多是讨论王羲之书法及其真伪的。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记载，王羲之的《乐毅论》“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

梁武帝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①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梁武帝对王羲之的重视，为后来的帝王喜欢王羲之及《兰亭序》起了个好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2.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唐太宗

第二次学王羲之的书法高潮是在唐朝。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法书，而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广泛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其实，在《晋书》撰成之前，欧阳询就在《用笔论》中评王羲之曰：“冠绝古今，唯右军工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传论》对王羲之的评价如出一辙。唐太宗之后，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评论王羲之说：“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认为王羲之兼有钟繇正书、张芝草书之美。唐代李嗣真《书品后》云：“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可谓草之圣。其飞白也……可谓飞白之仙也。”明确地称王羲之为“书圣”。可见唐太宗的评价也不是他一人的观点，只是因为他是皇帝，所以影响特别大而已。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欢，可以从“萧翼智赚《兰亭序》”的故事中充分体现。《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其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太宗无奈。后来有个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进行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密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要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增加了人们对《兰亭序》的距离感与神秘感，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这对于书坛可能是遗憾的，对于王羲之也许未尝不是好事。

自古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受太宗皇帝的影响，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等书法家无不受王羲之书法影响，于是有"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军之情"②的说法。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甚于梁武帝。他不但自己精研王氏书法，对王羲之书法亦步亦趋，你看他书写的《晋祠铭》基本上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右军风骨。而且他广泛悬赏收集"二王书法"作品。据史载，唐太宗收藏御内的书法作品达2290纸，其中以王羲之的书迹最多。他还将褚遂良"召入侍书"，加以重用，整理、鉴别右军书法。又让释怀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让初唐书法名家和臣民百姓学习王羲之书法，使王羲之书法从此受到社会的普遍推重。

3.宋朝皇帝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宋王朝以后，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相对来讲比较缓慢，但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推重备至。

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继唐太宗遗风宗"二王"的，在《淳化阁帖》中就可见端倪。《阁帖》的广泛流传，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中帖学书法的传统，它对以后的书法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太宗赵光义功不可没。

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

宋高宗曾自谓：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③魏晋至六朝笔法，宋高宗什么都学，可见他学书极其用功。"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味久愈在。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④他对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情有独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⑤，达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随意所适"，而"颇具佳趣"的地步。御书《兰亭序》一本，勒石于宋兰亭天章寺。他从广泛临摹到专精《兰亭序》，其广榘博取的传统功底，锲而不舍的学书精神，不像一位皇帝，倒像一位职业书家。

虽然宋高宗专精《兰亭序》，但对待书法权威，他也曾大胆地提出质疑，决不迷信。他认为何延年说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如有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复如者"的话是说得过分了。他觉得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并不一定比《兰亭序》逊色，只不过这些"数行数十字"的信札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罢了，而《兰亭序》则"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之锦"，使入"心目不可忘"也。

宋高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书法水平，更在于他提携和影响了南宋一代书风。他自己整理收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他认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学《兰亭序》，便赠之与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让宋孝宗学书。一时间，以高宗为中心，南宋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高潮，而且也是以王羲之及《兰亭序》为中心的。

宋四家苏、黄、米、蔡，苏东坡少时"日学兰亭"，蔡京到晚年都感到"右军难学"，他们既取法二王，又能破除迷信，不拘成法，追求个性，引领潮流。黄山谷甚至告诫时人，"《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并提出"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之眼目，使学家多拘忌，成一种俗气。"这与高宗的不迷信二王也是一脉相承的。

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兰亭序》的精妙释读之难，也可见文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用功之勤。

由于宋代这么多皇帝对王羲之，对《兰亭序》的重视，当时，士大夫的家里出现了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浙江绍兴兰亭王右军祠内墙上，至今仍保存着游相藏的《兰亭序》刻石)。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比唐太宗时期更有过之。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其他书法家没有这么幸运。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我认为，到宋朝为止，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

4.明清帝王的流风余韵

明代是继宋代以后又一个崇尚帖学的时期。明朝诸帝中，成祖朱棣好文喜书，曾经诏求四方善书之土写朝廷的诏书及皇帝的特殊文告，这些人都被授中书舍人官职，舍人中又选28人专习二王法帖，并且尽出密府所藏古今法书，供他们临摹和赏玩。仁宗朱高炽也在万机余暇，留意翰墨，曾经临《兰亭序》帖赐沈度。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酷爱沈度之书，而沈度之书亦多从王羲之而来。神宗朱翊钧，少年时的书法就笔力遒劲，即位以后，也常常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等随意欣赏。

清朝建立后，虽然定满文为国家文字，但仍以汉民族文化为重，几朝皇帝也雅好翰墨。

顺治皇帝自称"亦临《黄庭》、《遗教经》二帖"。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而追溯王羲之，有时日临《兰亭序》数遍，曾为兰亭御书《兰亭序》，并在兰亭勒石立碑，此碑高近6.86米，宽2.64米，所临《兰亭序》全文，不失右军之意，20个"之"字也写得各不相同，没有反复临写《兰亭序》的功夫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乾隆帝喜欢的赵孟頫书法，也是王羲之一脉的书风。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钩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和柳公权《兰亭诗》及《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阙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乾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享诗》，命工摹刻在8个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帖》。首刻乾隆题八柱册并序，分为8册，每册首题隶书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圆明园中。他又专辟一室为"三希堂"，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性命。

与唐宋帝王直接取法王羲之比，明清帝王取法王羲之的徒子徒孙的做法，其品格已下降许多，所以那个时期的整体书法是下滑的。

二、历代帝王为什么选中王羲之?它的积极意义？

历代帝王为什么对王羲之情有独钟?为什么没有推钟繇、推王献之或颜真卿、褚遂良等等，要知道这批人也是有身份、有地位、书法成就很高的人。或者说：张芝、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等也曾被一些帝王所推崇，为什么没有推到书圣的宝座呢?为什么只有王羲之被那么多皇帝历代宝之?有那么多文人士大夫喜欢?为什么王羲之书法产生了恒久不衰的魅力?

艺术的发展史必然是一部创新史，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会走向衰亡。我认为王羲之被历代帝王与文化人看好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创新精神。由于东晋时期受老庄玄风的影响，加上当时仕族优裕的生活条件，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已经逐步从古朴、凝重转向妩媚、自然、适意、洒脱。"东床坦腹"⑥、"雪夜访戴"⑦等典故只有在那种时代才会被津津乐道。这种不入时俗、强调个性、追求自然、反对束缚的精神，也是魏晋士大夫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理解与追求，成为魏晋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王羲之不满意于当时书法用笔滞重，结体古拙的局面，努力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以自己厚实的传统根基与胆敢独造的革新精神，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立了自然、适意、洒脱、流便的书风，使中国的书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由"古质"、走向"今妍"的关键性人物。

那么，是否仅仅创新就能打动这么多帝王呢?张芝、钟繇、王献之等等也都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名家，他们为什么在与王羲之的比拼中最终退下来了呢?我认为更关键的是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王羲之温尔文雅、刚柔相济的书风确立后，由于它符合中和之美的要求，所以才会被历代帝王所喜欢，使历代文人学士奉为圭臬，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帖学的潇洒流美之风长期以来成为书坛的主流。这种影响虽然与帝王推崇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植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识决定的。这种审美意识就是贯穿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庸观念、中和之美。中庸思想的包容性很大，所以王羲之书法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也极丰富，这种思想反映在书法上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自有它积极的意义。

而且王羲之的书学比较全面，他的楷书结体匀称俊俏，点画细微之处蕴蓄多姿。行书更加随意，不求笔画平正严谨，而是强调变化，使字里行间婉转灵动，变化多姿，写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书，特别是《兰亭序》万法齐备，炉火纯青，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至于草书，则是删除了章草中带有隶书笔意的波磔，加强了用笔的使转，使得转折处笔势连绵，流畅而富有韵致，开创了今草的新局面。

由于王羲之书法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后世学者可以从王羲之身上化身千万，得以发展。如颜真卿对王羲之的继承是以他不同于王羲之的面目出现的，米芾又不同于颜真卿，颜真卿和米芾无疑都是王羲之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还有，作为一个皇帝，推崇古代贤哲，理所当然，而推崇一个本朝土大夫就显得比较困难，很难想象唐太宗为给褚遂良写传论，把褚遂良的书法说得"尽善尽美"。艺术的推崇，需要历史的筛选与时间上的距离感，一般人们不敢把我们身边的高手与古代的贤哲相提并论，哪怕这个高手已经超过了古人，因为艺术确实需要时间来考验。

正因为王羲之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才走上了"书圣"宝座。

历代帝王在广度上、深度上如此热爱书法、热爱王羲之，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势力，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

三、帝王对王羲之特别重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情有独钟，最终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它对中国书法史的积极意义是巨大的。但事物是要一分为二的。帝王独宗右军，加上朝臣附和，文人学士竞相推崇，容易造成千人一面，不利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历代帝王对王羲之的情有独钟，对《兰亭序》的顶礼膜拜，使一些人对王羲之及《兰亭序》书法达到了迷信与盲从的地步，这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认同权威的心理定势。以唐太宗时期为例，当时朝野崇尚右军书法，若论学王书的条件，真是极为有利，但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却只得了右军一面，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究其原因，是因为在顶礼膜拜的同时，人们丢失了王羲之藐视权威的独创精神，缺乏王羲之敢于比肩先贤的气概。人们不敢平视经典，人们总是仰视古贤，从而希望达到王羲之的境界，苦苦地心摹手追，胶柱鼓瑟，却往往苦不可及。至今仍有这样的人，希望临《兰亭序》临得一模一样，真是愚不可及，因为即使王羲之本人它日更书数十百遍，都没有达到兰亭曲水流觞时所书写的艺术效果，何况过了一千六百多年以后的你我，笔、墨、纸、心态都与王羲之不一样了，怎么写得像，又有什么必要写得像!?

也由于部分帝王及一些追随者对王羲之书法的浅表理解，使王书似乎越来越成了漂亮与甜美的象征，离梁武帝所说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感觉越来越远了。

唐初书家基本学王羲之，虽各具风格，但已走向温和。二王潇洒倜傥的魏晋风骨在唐代已减弱了。如果说，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还存有一些古雅气息的话，到元代赵孟頫则古雅少了，秀媚多了。至清代，由于康熙、乾隆不直接取法王羲之，而是极端喜好王羲之的徒子徒孙董其昌、赵孟頫的书风，从而满朝上下最终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馆阁体"，使这种笔法与结字几无变化的死气沉沉的书体成了流行，使清代书法大有没落之势。

话得说回来，导致这些负面影响的，这并非王羲之之过，而是后学者缺乏创新和亦步亦趋的低能。

对王羲之书法的亦步亦趋只能使书法走向衰落，任何时候都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发展。

注释：

① 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② 见李煜《书述》。原文为：“虞世南得其美蕴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之而失于惊急、而无蕴藉态度。”

③④⑤见宋高宗《翰墨志》。

⑥见《世说新语雅量》。“东床坦腹”的典故：“郗太傅在京口，遣民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民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又见《晋书王羲之传》。

⑦见《世说新语任诞》。“雪夜访戴”的典故：“王之猷居山阴，夜大雪，瞑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间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作者单位：绍兴兰亭书法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