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与王化

　　永光二年夏六月，汉元帝刘奭问大臣匡衡，地震日食主何征兆呢。匡衡上了一个折子，列举了时俗的二大弊：其一，陛下连年大赦，使百姓有机会改过自新，但实际情况是，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其二，目下习俗，贪财贱义，崇尚高消费，苟有蝇头小利，也要不择手断营之。因此，提出了改良方案，“宜壹旷然大变其俗，”首先从京畿抓起。

　　“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及远，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商邑，商朝京师，就是说商都风俗纯正，为天下有所仿效，成了四方的中心。“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就是说，风俗之正，非自下而上，而是若高山流水，百姓不过是沐浴王化，迁善不自知了。易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化一辞即出处于此。以个体而言，庙堂之高的公卿自然是王化之端，公务员之所瞩目，市县官员又为百姓厚望所系，除了富庶一方的大任之外，还担当朴实民风的责任。以地理而言，京师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不管是市政建设，还是文化流播，及至穿着消费，皆为四方标志。而王化之教尤比经济建设来得任重而道远。韩愈有一篇文章写得极好，“夫鸟俯而啄，仰而四观，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与文畅（人名——作者注）安居而暇，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其所自者，即是王化所布，百姓守法，安居乐业，不相侵凌。

　　我寻了二个例子来说明主旨。许孟容是唐长安市市长，有个叫李昱的左神策军吏，借了长安一富人很多钱，满三年还不还，许市长没因为他是“中央军”就跟他客气，收捕羁押，如若到期不还，当死。一军大惊，皇帝得到报告，让许市长放人。“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诏，当死，然臣力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肃清辇下，钱未毕偿，昱不可得。上嘉其刚直而许之，京城震栗。”也是宪宗朝的事，柳公绰——书家柳公权的兄长——当京兆尹，也不看皇帝的脸色，上班第一天就把唐突车队前导的一个神策将小给杀了，“上无以罪之，退谓左右曰：汝曹须作意此人，朕亦畏之。”“作意”是留心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