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孩掉进大水缸，祸事来了，别的小孩作鸟兽散，吓得都跑光了，而七岁的司马光则不怕不慌不跑。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果敢地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奋力砸缸，缸砸烂了，水流出来了，小孩也就得救了。自此司马光被奉为少年英雄，他的画像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少年英雄，对于司马光来说，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如果换了另外的情况与环境，司马光这个少年英雄则多半当不成，不仅《宋史》关于他的“列传”要另写，而且《宋史》会不会有他的“列传”，我们今天知不知道宋朝时候有司马光其人实未可知。

　　假设当时司马光正要砸缸，而另一个小孩则将他拦腰抱住不让砸，劝阻说，是他自己爬上大缸掉进去的，纵然淹死也怨不得别人。你用石头砸缸，若是砸破了他的头，把他砸死了，就闯祸了，就要找你了，所以我们还是去寻大人来救他。

　　假设当司马光正要砸缸，旁边一个小伙伴拦住他说，砸不得，这缸乃是皇上所赐的宝物，价值连城，你砸了就闯大祸了，我们去找大人来才是最好的办法。

　　假设……

　　正是由于以上的情况没有发生，没有人拦阻他，没有人不准他干，所以司马光砸了缸，救了人，成了英雄，这也可以叫做时事造英雄吧。然而，正是这个砸缸成名的司马光，日后当别人要“砸缸救人”时，他却竭力阻拦，不许砸，结果弄得“缸”没砸成，“人”没救出来。

　　被司马光阻拦的那位“砸缸者”，不是别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是谁？说起来真有点吓人，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的变法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王安石，是个天才，是大手笔，他科班出身、进士及第，读书“目下十行”、“过目不忘”，早年作中下级地方官时就名气很大，得到宋神宗重用当上宰相后就更加了不得，他要“砸”的这个“缸”比司马光当年砸的那个缸大得多。因为这个“缸”不是别的，就是大宋朝的天下，王朝的政权在这个“缸”里快要“淹死”了，王安石想把“缸”砸烂，把北宋王朝救出来。王安石“砸缸”的石头就是变法，就是实行改革，废除旧法，推行新法，他变法的措施主要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置将法、保甲法，以及颁布《三经新义》，等等。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之大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极端的话：“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而他的经济思想的前瞻性不止是令人惊叹的问题，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整整超越他同时代人一千年，简直和当代经济学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个人竟然能够身在十一世纪的社会之中而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之上来自觉地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他认为，采取増加国家投入，刺激生产与交换的措施，可以扩大社会的生产与流通的规模，增加社会经济总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提高税率，不增加纳税环节，国家财政总收入也会增加。他这个“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财政理论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天才的创新，就是今天的现代国家的管理者也以此作为理财原则。尽管王安石“砸缸”的动机是一个想挽救大宋王朝的很好的动机，“砸缸”的决心很大，而本领更大，但是司马光就是不许他“砸缸”，竭力阻碍他“砸缸”。

　　诚然，王安石的创新的经济理论，在当时是实行不了的，等于一个天才的设计师设计出来了一架非常美妙的机器的图纸，却没有生产这架机器的材料，没有生产的工厂，没有生产这台机器的机器，没有进行生产的合格的工匠，结果只能是无论设计有多么好也没有用，机器是造不出来的。要完全实行王安石的新法，需要现代的银行而不是由政府衙门来“客串”银行，需要国家立法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而不是由皇帝及官员“予取予夺”，需要有发达健全的民法而不是“刑名不分、诸法合体”附丽于刑法中的简陋的完全不成形的民法规范。由于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全面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勉为其难则只能造成混乱动荡。以增加投入，注入国家资本为例，因为没有银行而由官吏向民间发放贷款，而官吏又大都不懂经济，不懂理财，结果上半年“放贷”变成了“强迫贷款”，不论需要与否按户平均发放，而下半年“收贷”时加收利息又层层加码，于是变成了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但是，新法虽不是全部可行，却又不是全部不可行，有一部分还是可行的，如果能够将可行的那部分新法认真推行，对于宋王朝的政治与社会肯定会有不小的改善。著名的诗人、文学家苏轼就是这样的看法，他虽不是整个地赞同新法，但认为有一些新法还是可行的，因而在杭州、徐州等地方官任上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同时对新法进行补充、改进和完善，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从而深受民众的拥戴。作为王安石至交的司马光，同样高居庙堂，也同样以天下为己任，按说应该对新法采取“拾遗补阙，裨补阙漏”的建设性态度，以大局为重，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然而却完全相反。早在变法的酝酿阶段，司马光便采取顽固的抱残守阙的态度，坚决反对变法，一口咬定“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在新法推行中，他又处处制肘，吹毛求疵，专挑新法的短处缺点大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事事处处都与新法过不去。由于他学识渊博，精明强干，清正廉洁，再加上幼年砸缸的传奇色彩，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的“清流领袖”，被奉为读书人的楷模，并从而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又从而形成了一个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水火不相容的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北宋后期，变法派与保守派阵线分明，犹如寇仇，势不两立，如同上世纪文革时期派性斗争中的“你方唱罢我登台”，整个政局被弄得苍黄翻覆，阴晴不定，成了一只上下翻动的“大烧饼”。出于推行新法的需要，变法派得势之时对保守派的打击固然是毫不留情，例如大权在握的王安石对于德高望重并且曾经推荐提拔了自己的欧阳修、文彦博和情谊深厚的老同事韩琦、富弼以及至交好友司马光、范镇等人竟然“悉排斥不遗力”。而保守派呢？一旦卷土重来就更是变本加厉，曾几何时，因反对新法而下野的司马光带着一帮历史学家钻进洛阳城里潜心修撰《资治通鉴》，一连十五年闭门不出。待到返回开封，登上宰相的宝座，便毫不手软地将变法派统统扫地出门，贬斥殆尽，至于新法嘛，那就是斩草除根，不论青红皂白、不管行得通的行不通的一概废除。本来，积弊如山的北宋王朝亟待一次成功的变法来求得生机，而实际到来的变法则适得其反，成了一场内耗与内乱，成了一场年复一年的折腾与灾难。推行新法原本是一次社会改组，是一次重新洗牌，是权力与权利的一次调整，免不了会发生社会动荡，而保守派的干扰阻碍与倒行逆施则使得社会动荡更加剧烈。不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无不自诩是大宋的“忠臣”，然而就是这帮“忠臣”一分为二地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而又旷日持久的惨烈“拉锯战”，被他们拉过来扯过去的这把“巨锯”来回往复最终将大宋王朝这株“大树”锯倒。在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没完没了的斗争中，早已危机四伏的北宋王朝更加病入膏肓，终于“靖康之难”不期而至，至此万方多难的北宋王朝便玉碎宫倾、灰飞烟灭了。

　　时至今日，尽管是不是变法直接招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仍在争论，但围绕着变法而发生的历时达二、三十年之久的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从根本上损伤了北宋王朝的国脉元气，从而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则早已不争。假设司马光不阻碍王安石“砸缸”，而是大力支持并且帮助王安石“砸缸”，那么历史便将重写，可能就不会有“靖康之难”，不会有“泥马渡康王”，不会有南宋，不会有岳飞，甚至于不会有文天祥，不会有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元王朝了。因为，英雄可以造时势！然而，可悲的是，英雄们本可以造出一种上升的前进的“时势”，但是王安石、司马光这些英雄的你争我夺却最终造出了他们所效忠的北宋王朝的灭亡，造出了一个醉生梦死、偏安江左半壁江山“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小朝廷，造出了一个使历史至少倒退了数百年的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势”，于今视之真堪“千古一叹”也！

　　司马光的一生，说不简单，当然不简单，说简单，也简单，也就是“砸缸”与不“砸缸”而已。他因“砸缸”成为少年英雄而名满天下，又因阻碍“砸缸”成为保守派背上反对新法的恶名而谤满天下，他的一生都离不开一个“缸”，“砸缸”与不“砸缸”似乎是他的宿命。公元1086年，当了八个月的宰相尽废新法之后，六十八岁的司马光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去世时，太皇太后与皇帝亲至灵堂吊唁，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可谓极尽哀荣，然而只有短短几年，这一切便统统化为乌有。司马光去世八年后，“烧饼”又翻过去了，变法派重新上台执政，对一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元祐党人”实行“秋后算帐”，要挖司马光的坟，要劈他的棺材，鞭他的尸，虽然皇帝不准，结果仍然砸掉了御赐给他的“忠清粹德”墓碑，剥夺了追封给他的“太师”、“温国公”、“文正”等一应爵号、谥号，还撤销了他生前所任的宰相，将他追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犹嫌不解恨，最后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即叫已死八年的司马光去那个荒凉的海南岛做一个不入流的小官。现在看来，这种整人的伎俩是多么荒唐！这些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许的所谓变法派作的到底是什么事？也许当时谓之“诛心”，今天则只能叫做苛虐了！

　　必须指出的是，重新上台执政的变法派已经与当年的王安石根本不是一回事。例如先后当上宰相的章惇、蔡京等人，一方面打着新法的幌子结党营私，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干尽祸国殃民勾当，另一方面还要以忠臣自居，把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党人”打成“姦党”、“奸臣”。以书法名甲天下的蔡京亲撰《姦党碑》文，令匠人勒石树碑传之后世，好叫司马光等人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这同后来者无端地把千百万奉法奉公的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是一样的性质。然而，没想到石匠却痛哭流涕，认为自己若是把司马光这样的清官的名字作为奸臣刻上石碑就等于是伤天害理，哭得在场的人一个个无地自容。这说明什么？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说明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说明政权、权力并不是一切。纵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有如宰相蔡京者也终究是“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任凭你权大能倾国，而民心终不可欺！十年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至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身陷囹圄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乍看平和，实则惊心动魄！是的，历史绝不是一个温顺的女孩子，可以任由当权者拿捏涂抹。古今中外，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地位有多高？不管你权力有多大？也不管你有多么了不起？都是写不了亲历的历史的，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历史是由后人来写的，后人是公正的！历史乃是天下第一公器！面对历史谁敢不公正？前人若不公正，则后人垢病之、矫正之，后人若不公正，则后人后面复有后人也！事实正是如此。章惇、蔡京一伙，生前位极人臣享尽了富贵，自以为做稳了“忠臣”，于是满心欢喜地死去等待着流芳百世。殊不知，他们会落到蒙古人手里，忠奸善恶要由蒙古人说了算，因为“前朝历史后朝修”。蒙古人虽然没文化，但是谁是谁非，孰善孰恶，哪个是忠臣，哪个是奸臣，他们却分得清清楚楚。章惇、蔡京不是一门心思做忠臣，而把奸臣的臭名留给司马光吗？对不起，蒙古人一把就将他们抓起来放进奸臣的圈子里去了，将他们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遗臭万年。至于司马光，蒙古人认为，他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却是真正的忠臣，于是理所当然地把他放在忠臣和清官的行列中，打开《宋史》司马光列传，字里行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蒙古人对这位正人君子的深深的敬意。而且蒙古人也顾不得后世有个俄国人列宁要讲猛话夸王安石，虽然他们对王安石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司马光的评价则更高。当年，司马光去世八年之后，章惇、蔡京一伙把“烧饼”翻了过去，而在他们自己死去更久之后，蒙古人又把“烧饼”翻了过来，这当然是章、蔡等人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历史就是这样公正和无情，反过来说，唯其公正和无情，所以才成其为历史！

　　司马光可谓古今罕见的成大功者，称得上是“动为世表，言为世法，存则仪其人，没则传其书，流风余泽，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你看他为学则“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言论著作不肯有片言只字涉及佛家和道家；为人则“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而且正大光明，“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为官则清正廉洁，两袖清风，虽身居高位而财产仅“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纵观其一生事迹，可以讲既是集道德文章于一身，又是集苦行僧、大官僚、正人君子于一身。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生前一直深得人心，在他逝世之后有的人甚至卖掉衣服买祭品追悼他，很多人忍不住悲痛而放声大哭，就象哭自己的亲人一样，从京城到四面八方许多人家里挂着他的画像进行祭祀，“饮食必祝”，把他当神对待。毫无疑问，司马光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就是这样了不起的人，却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说句不客气的话叫做“小用之则有余，大用之则不足”：如果让他作一个平民百姓，那么他便是一个圣人；如果让他做地方官，做方面大员，做封疆大吏，他绝对是一个好官，一个造福一方的老百姓的父母官；如果给他一个好环境专心做学问，他就能于《资治通鉴》之外著出更多更好的书留与后人看；但是如果让他高居于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去引领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他“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则不够了。不是他的道德文章不够，而是他的政治头脑、政治胸怀、政治眼光不够，站在国家政治的高度看问题想问题的向度不够。这一点他比王安石差得远，从他顽固保守、死死抱住祖宗之法不许改变就可以看出来，他真正是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刻舟求剑”者。由此观之，如同权力不是一切的道理一样，对于政治家而言，道德文章也不是一切，甚至还不是主要的，对于大政治家尤其如此。

　　司马光其人，与“砸缸”，与《资治通鉴》紧紧连在一起。在史学领域，司马光与他的《资治通鉴》不仅是同司马迁及其《史记》并驾比肩的最伟大的史家和史书，不仅司马迁及《史记》之后无出其右、无人能望其项背，而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讲授政治经验和政治谋略、讲授“统治术”的教科书。可以说，凡是在官场、在政界讨生活的人，凡是吃政治饭的人，凡是做上了政治家或者想做政治家的人，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如果不读《资治通鉴》将要“后悔终生”，而如果没有把《资治通鉴》读懂则要“终生后悔”。这绝不是戏言，绝不是调侃，而是古往今来许多人的切身感悟。

　　由于反对变革反对新法，司马光才下野，才能有十五年的时间编撰出《资治通鉴》，才能给中华民族留下这样一件无价瑰宝。如果司马光不反对变革不反对新法，而是与王安石成为“亲密战友”，同他“并肩战斗”，一起来实行改革，一起来推行新法，那么北宋政权就可能因此衰而复振，就可能没有“靖康之变”，就可能没有南宋小朝廷，就可能没有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就可能没有朱元璋的明王朝，还可能没有女真人的清王朝而只有一个继续默默无闻地蜷缩在吉林边陲万山丛中的那个被视为蛮夷的“肃慎”。一句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就可能重写，中华民族的进程就可能避免一段漫长的弯路而提速五百年甚至一千年，同时也就可能没有《资治通鉴》了，因为司马光与王安石一样日理万机，哪里还有时间来著书？总之，两样东西不可兼得，只能得到一样，我们不可能两手抓，两手都想要。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位老先生虽然告诉了我们在有权选择的前提下，鱼和熊掌两样东西只能要一样时，就要熊掌而不要鱼，但却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毫无帮助。现在的问题，一是司马光的两样东西到底哪一样是熊掌？哪一样是鱼？我们没有搞清楚；二是我们无权选择而只能由历史来选择，并且历史早就作出了选择，那么历史给我们选择的到底是熊掌？还是鱼？我们没有弄明白。这些问题，前人没有弄清楚，因而无法告诉我们，后人即使弄清楚了，告诉我们却又听不到，只有靠我们自己来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