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数百年来，莫衷一是。或曰愤元朝之暴虐，或曰叹当道之昏庸；或曰农民起义的雄伟画卷，或曰民主政治的先觉预言；或曰诲淫诲盗，或曰利国利民。恨之者咒骂施耐庵罗贯中“子孙三世皆哑”（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及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谓“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爱之者将施罗二人比诸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卢梭、西乡隆盛、达尔文（见《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比诸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狄更斯（见王钟麒《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甚至比诸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见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其实，大凡经典杰作，往往旨趣繁复，非三五语所能概括。尤其大面积反映人生之说部，世间百态尽在其中，谁知“人生之主旨”究竟为何？有时不过贞者见贞，淫者见淫耳。当然贞者见淫、淫者见贞亦可。从创作方面言，有感而发，象形指事，此乃通律。水浒故事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人民必将民族义愤和反抗情绪融入其间。说它歌颂起义或者说它鼓动作乱其实是一个汉堡包的两面。梁山泊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生活确实表达了某种理想，但毕竟不是晚清革命者所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平等社会，更不能硬套概念，锁定《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也（见王钟麒《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及黄人《小说小话》）。

　　倒是历代都有高人看出了《水浒传》的一个关键要害：投降。金圣叹就因投降而腰斩了《水浒》，后来又有俞万春不许梁山盗贼投降，另写了《荡寇志》，将梁山好汉斩尽杀绝，以表明“忠义非可伪托，盗贼断无善终”（东篱山人《重刻荡寇志序》）。延至现代，鲁迅指出宋江等投降后就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继续鲁迅的思路，把投降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于是引发了全国批判宋江的热潮。其实由此政治视角出发，恰恰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根本性矛盾，只有少数起义者能够改朝换代，“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大多数反抗社会秩序者，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下场”的问题。所谓“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未必就是一个道德上应予谴责的选择。反抗秩序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换来一个好一点的秩序。不能指责那些未能从体制上根本推翻一个社会的革命就是假革命。在政治性的焦虑中，包涵了人生的根本性矛盾：德才兼备而沉于下僚的英雄豪杰，应该怎样生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应该推翻、改造还是顺应？《水浒传》其实跟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一类小说具有情怀上的相通之处。《水浒传》得到社会各界的喜好，大多数人并不是要去造反或者杀人或者先作乱后招安，而是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困境，看到了快乐与痛苦、自由与束缚、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矛盾。可以说，这才是《水浒传》更为深远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