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一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的艰辛，礼教的束缚，使绝大多数女子或如悬崖下的秋草，枯黄柔弱，失去了生命的光泽，或如藤蔓一样在砾石间盘旋，倔强地生根发芽；同时也有少数女子象山花一样烂漫，象清泉一样纯洁，无拘无束，藐视着封建礼教和人情世俗的摧残。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正因塑造了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色彩纷呈、令人叹服的女儿世界，更显得卓而不凡绝世独立。《红楼梦》不仅是对封建社会末期所谓“康乾盛事”的无奈挽歌，是反礼教贵族青年的爱情绝唱，同时借助小说中的具体环境——大观园，也为读者展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图和社会风情画。本文所要论述的袭人是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虽然如此，仍引起了红学家和众多文学爱好者的极大关注和争鸣。

　　在小说的叙事框架中，普遍认为袭人是薛宝钗在侍妾层面上的影子，她对宝玉的感情被视作贾林薛爱情纠葛的副本，与晴雯构成了怡红院内钗黛式情感的对立和再现。袭人的典型特征是温柔和顺外衣下的奴性。“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这袭人亦有些痴处：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厌恶她的人视其“痴”为一种可悲可怜、麻木不仁、毫无反抗精神的奴才形象；再加上为讨好主子，兼有密告同类，破坏宝玉和黛玉爱情，以色邀宠等罪名，因此视袭人的形象为反面卑琐的“柔奸”。然而，也有人揄扬她的贤惠，温柔和善良，以及她对受欺凌丫鬟的同情和庇护，对封建贵族淫糜生活的憎恶和不满，以致于脂砚斋评价为“可爱可敬可服之至”。这种截然对立的歧见和争鸣，是建立在小说文本的刻画和一定时期内相应的社会价值判断基础上的，不失其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仍有必要从更多的层面认识和探讨袭人，除了小说应有的文学价值观外，还应从社会历史价值观中认识她分析她，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和社会历史观去解读她，这样才能勾勒出更典型的袭人形象。

恩格斯曾经说过，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按照这一标准，袭人显然被归入小人。她的动机是要当上封建统治者的姨太太，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采用告密的手段无情地打击自己的对立面，向更高层的统治者效忠；当机关算尽之后，又顺应形势离开了“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贾府，嫁给蒋玉菡，继续从容地生活在自己的温柔乡。但实际上笔者觉得，这种认识只是没有看透袭人行为的动机和产生动机的根源，仅是停留在这一动机的表面罢了。所以恩格斯将其归于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恩格斯同时说：“如果要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同样可以这样理解，袭人现象也不是什么个别的、偶然性的历史产物，而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礼教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封建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一种必然。

袭人渐变为奴才而为后人所诟病，这对她来说是不公允的。这样一个弱女子，同封建社会中其他千千万万的普通妇女一样，都是被损害、被侮辱和被剥削的对象。任何人，包括象袭人这样的婢女，从人性上说都是追求自我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袭人之所以从人的地位退化到奴才，从根本上说是专制制度下柔弱女子无力抗争的结果。她之所以浑然不知地变为奴才，原因无非有二：一方面是专制制度的强大使她不敢反抗，另一方面是封建礼教的浸淫使她丧失了反抗的觉悟。奴才意识是弱者的一种生存术。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乱一治形象地比喻为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暂时坐稳奴隶正是袭人这样个体人物的行为动机，它是封建制度下千百万人所组成被压迫群体的非长久性的自然要求。作为具体的人她要活下去，只有在屈辱的氛围中寻求生命的安稳，在瓦釜雷鸣的叫嚣声中用微弱的声音寻找生存的和谐。因此有些人认为袭人生就一幅奴才相，或者说她天生温柔和顺，本质上甘于做奴隶，是就从历史和社会的高度上降低了批判的价值。

　    马克思从对历史和社会的批判看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阶级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在袭人的身上可以说凝聚着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这一关系原则——奴役和顺从。贾母和王夫人不但贪欲所聚敛的物质财富，而且还热衷于自己所创造出的精神产品，她们不但要支配袭人的命运，同时要支配袭人的头脑。支配袭人的命运她们会用强权，支配袭人的头脑她们则用礼教。列宁将这一关系概括为“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而牧师则给人以某种欺骗和“安慰”，当这两种职能同时对一个被压迫者发挥作用时，奴隶就变成了奴才。袭人和贾母、王夫人之间保持着不平等的和谐关系，与其说是她善于审时度势，献媚讨好，为自己谋划，不如说是贾母她们成功地运用了统治和奴役的技巧。袭人的奴性不仅是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缩影。因此若不能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彻底否定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那就不自觉地丧失了诸如全面认识袭人这种单个社会现象的武器。

同样，从小说涉及袭人的许多细节内容看，离开了专制制度、封建礼教、封建等级体系，而孤立地评判袭人也是不恰当的。例如袭人以色相媚宝玉一事。第六回写到：“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这是宝玉和袭人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显然宝玉是这一事件的主导者，而袭人是被动的一方，充其量只能算是半推半就。这是由他们主子与奴婢间的地位所决定的，而且整个事件也是宝玉“遂强”的结果。鲁迅是这样评价贾宝玉的：“宝玉亦渐长，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尔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这样一个“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贵族青年固迥然与贾琏、贾珍等无耻之尤，但如果换成另外一个贵族小姐，他也定然不能实现“遂强”的过程。换句话说，宝玉和袭人的云雨之事同样体现了他们之间奴役与顺从之间的关系。那种指责袭人以色相媚宝玉，也就自然地视袭人为主动的一方，抬高了袭人作为婢女的地位，因而颠倒了他们行为之间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小说中袭人另外一个污损点是她投靠王夫人，出卖了晴雯、四儿等与之格格不入的婢女，夭折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笔者认为，王夫人要干预宝玉黛玉的爱情并查抄大观园，绝非是靠袭人添油加醋的告密所为的。贾薛两家在家族兴衰的关口，为了实现权力和财富的结合，为了家族间的利益，必然要促成宝玉和宝钗的婚姻，宝玉和黛玉的爱情只是统治者互保关系下的牺牲品。同样，晴雯司棋等被逐出大观园也不是凭袭人告密或者“绣春囊”事件所能左右。从根本原因上说，是晴雯司棋等违反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意志，表现出被统治者在反礼教意识上与统治者的一场较量。因此，有无袭人的告密并不重要，事态发展的方向和力度是由内部矛盾双方对抗的性质决定的。夸大袭人告密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片面和武断的。

　    那么袭人并不光彩的告密，究竟是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动机？笔者认为，与其说是小人有目的的陷害，不如说是弱者本能的自我保护。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袭人是那一种人，“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也罢，“鸠鸠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兰竟被芟鉏”也罢，作为一个弱者，她在被强者剥削的同时，也接受着强者的保护，个人品质是次要的，生存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一方面王夫人利用袭人温柔和顺的性格，成功地将其作为自己的道德奴隶；另一方面袭人出于生存需要，视强者的保护大于强者的剥削，双方在针对宝玉问题上达成“共生现象”。王夫人对袭人口口声声“我的儿”，并将她内定为宝玉的姨太太，在待遇上与赵姨娘周姨娘等同。但当宝玉出走后，王夫人与袭人的共生现象随之解除，因而将她嫁给蒋玉函了事。反观袭人，在被人配来配去的时候，内心的羞辱和焦虑溢于言表，但只能以泪洗面，一切都在被动和本能中完成了人生中的下一步，更加反衬出她作为一个弱者的生存特点。

    　小说中对袭人结局的处理表现出对其奴才意识的肯定，这也包含了一种大众共识的心理。在古代，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种轮回报应说，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高鄂后四十回的续写虽然违背了曹雪芹的本意，但袭人的命运，在封建制度中并没有违背社会选择的因果规律。即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统治阶级存在，就必然不断地产生出奴才。作为精神对象来说，袭人是失败的，但作为个体生存来说，袭人的命运又是成功的。她的个人命运要比倔强的鸳鸯、晴雯、司棋等顺利得多。从根本上说，单个奴隶和奴才的命运都是由统治阶级所决定的，因为在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上，两者都没有实现彻底的解放，都必须依赖和服从于统治阶级的赏赐和惩处。与其说是袭人善于顺应时势而另谋高就，不如说是奴才意识的生存术发挥了作用，从而得到统治者的额外奖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虽然饱蘸感情，为晴雯、鸳鸯、司棋等人物形象绘出靓丽的色彩，但他并非彻底地反对奴才思想。根据笔者有限的认识，在侍妾与婢女中，曹雪芹极为赞赏的是平儿，他将平儿塑造成一个完全不同于袭人的正面形象。曹雪芹眼中的“俏平儿”在或险恶或伪善的环境中，不但明哲保身，机警处事，而且于关键的场合能留下正义厚德的身影。在宝玉眼中即“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些俗蠢拙物”，她“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因此小说的结尾，高鄂将平儿的地位从侍妾扶成正室，使一个弱者的生存术达到了圆满。相比之下，袭人多的是奴相和温顺，少得是机敏、正义和厚德。但无论怎样，双方在生存之术上别无二致，所以对二人的评价和解读也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曾有诗写到“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实际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阶级观、社会历史观来评价历史和臧否人物，在今天来说一直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