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几乎没有哪本内容详尽的哲学百科全书不包括亚洲和非洲的思想家及智性传统。尽管它们所占的篇幅远远小于欧美哲学家，但不可忽视的是它们都得到了承认这一事实。但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后，两位最杰出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仍然教导说，欧洲哲学影响之外存在着智慧，而且无疑是深邃的智慧，但没有可被称作哲学的思想。一度步其后尘的还有黑格尔。在我们今天看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可能的原因似乎在于，权力的全球转移造成对非欧洲智性传统贬低性评判的逐渐消失。反驳这种社会学的解释实属困难，要证实它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回顾某种历史性解释或许能够比较直接地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在德国，认为欧洲影响外没有哲学，或者至少没有“专门的哲学”的主张，可以追溯至康德、黑格尔。如果我们问康德、黑格尔知道什么欧洲以外的思想，他们的回答是否定性的。他们的否定评判基本上是由当时对非欧洲文化的知识状况造成的，非欧洲文化，从走进欧洲学者的眼中到得到欧洲学者的认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几乎没怎么关注这样一个过程，黑格尔从1819年开始，尤其在1825年以后修正了他对亚洲哲学的见解。1819年，他在自己关于哲学史的演讲中，写进了“东方哲学”这一节。从1825年开始，他似乎修正了自己的评价，这主要是读了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的“论印度哲学”(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报》)，还读了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在1825和1826年提交给柏林科学学院的对《薄伽梵书》(Bhagavad-Gita)的评注。科尔布鲁克对《数论》(Shankya)和《正理-胜论》(Nyaya-Vaisheshika)学说的“摘录”，使黑格尔承认它们是“真正的哲学著作”。

我们在对他1829-1830年演讲所做的笔记中读到：“我们可以把(东方哲学)看作最先部分，即看作真正的哲学，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先驱，看作哲学的先决条件，并且让我们的开端置后，由希腊哲学开始。”然而，黑格尔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由于主体自由的缺乏，哲学的开端“在东方只能是贫瘠的且完全抽象的”，“专门的哲学”始于希腊。

如果关注历史，我们应该如何解释黑格尔对孔子的批评？黑格尔在演讲中提到，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思辨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义务论》(De  Officiis)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书的内容要丰富，我们根据孔子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的编史倾向于类型学，而且就中国哲学而言，对孔子的看法仍然过于片面。令人遗憾的还有，由于翻译的不足，黑格尔没能接触到荀子和《墨经》，而它们尤为当代汉学家中研究哲学的人所推崇。

与此相联，做一些比较哲学史也许会有裨益。十九世纪，人们能够发现对希腊哲学家的评价也一样是诋毁性的，甚至对柏拉图———至少关于他的政治哲学。托马斯·杰斐逊在1814年7月5日写给他朋友约翰·亚当斯的信中有这样的评论，在吃力地阅读柏拉图《理想国》的奇念怪想、幼稚和难以理解的行话时，我经常放下书问自己怎么会这样：这个世界如此长久地给予像这样的胡言乱语以声誉？……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柏拉图式的共和主义没有像柏拉图式的基督教一样受到偏爱。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对“希腊哲学”的批评同样值得注意，希腊人真正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在于他们的神话；更晚近得多的人也许产生像他们的哲学那样的东西，却不能产生他们的神话。

康德和黑格尔对欧洲以外无真正哲学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如今，该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不过，欧洲发出这样谦逊的声音，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已经不知道了。

迄今为止，非欧洲思想家的主要著作还没有被大量译介到欧洲，更没有对翻译文本从语言学和历史学进行评注的大编年表，这样的评注对于一个没有足够语言学和历史知识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东亚和南亚史中没有可以与欧洲哲学相匹敌的思想，这个错误的观点已经持续了近两百年，如果我们要证伪该论调，上述编年表将是一个必要证据。

(本文摘自苏黎世工业大学教授埃尔马·霍伦斯坦(Elmar  Holenstein)在中山大学哲学宣传周系列活动中的演讲，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郁欣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