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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对社会风俗的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重视的，将其视为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纣之所以亡也，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故治乱不在于民。”（1）但是，中国学者将社会风俗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则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迄今为止，对北京风俗加以研究方面的专著尚未见到，有关论文也不多见，故而笔者撰写此文，力求对元明清三代北京的风俗概貌加以梳理及考订。 一、宫词与竹枝词的源起及与风俗的关系：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诗的传统的民族，早在先秦时期，著名儒学大师孔子就曾将散见在各诸侯国中的诗章加以整理，并得以流传后世，成为儒家学说中的一部重要经典《诗经》（又被称为“诗三百篇”）。在《诗经》一书中，有许多诗篇生动地反映出先秦时期人们的风俗习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云：“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於司乐，篇什叙於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2）在诗三百篇中，既有以描写宫廷生活为主的《周颂·清庙》、《鲁颂·閟宫》诸篇章，也有以描写百姓生活为主的《周南·关雎》、《郑风·女曰鸡鸣》等篇章。 在这些诗篇中，反映了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风俗状况。当时的统治者周天子为了能够了解民俗，治理天下，要定期到各诸侯国去采访，史称“巡狩”，“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3）当时周天子巡狩四方，命太师所陈述的“以观民风俗”的诗篇多达几千首，而今日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经过孔子整理的三百余篇了。这些诗篇，既是中国诗歌创作的最早的典范，也是反映当时社会风俗状况的最珍贵的历史资料。所以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才有“《六经》皆史”的论断，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到了唐代，中国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巅峰，几乎所有的诗歌体裁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且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代表作。其中，《宫词》与《竹枝词》则是两个具有较为独特风格的诗词体裁。《宫词》，顾名思义，乃是以反映宫廷生活为主题的诗歌。但是，在中国古代，宫廷生活是秘而不宣、寻常百姓十分有兴趣却又无法得知的事情。而那些熟知宫廷生活的帝王后妃、太监宫女们，又很少有能够提笔作诗的文学修养，故而，《宫词》的创作有着较大的难度。此外，当时人们对《宫词》还普遍存在着两种成见或是顾忌，也对《宫词》的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其一，是认为《宫词》不登大雅之堂。例如唐代初年，“太宗作《宫词》，使虞世南和之，而虞尚以体非雅正，不奉诏。”（4）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其所作《宫词》，都会被大臣视为“体非雅正”，那么，普通诗人的诗歌作品就更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其二，是因为《宫词》所述皆为宫廷生活，极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引来不测之祸。唐代著名诗人王建，就曾因为所作《宫词》“天下皆诵于口”，而几乎遭到弹劾，引来祸患。（5）而另一位著名诗人元稹所作《宫词》，“诏令隐其文”。 《竹枝词》与《宫词》不同，系源自民间，《竹枝词》本夜郎之音，起于刘朗州，盖《子夜歌》之变也，实有风人骚子之遗意。故杨廉夫云：“制竹枝词者，不犹愈于今之乐府乎？”（6）到了唐代，《竹枝词》已经成为广大民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文娱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因为这时的《竹枝词》还没有脱离诗文与音乐的联系，《竹枝词》在创作成诗文之后，即可被人们传唱，特别是各地的儿童，更是在每年的节庆期间加以联唱，并配以舞蹈，十分热闹，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曰：“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7）刘禹锡到建平（在巴东）时是在正月节中，遇到儿童们载歌载舞《竹枝词》颇受感动，遂乘兴命笔，创作了9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在当时的京城长安，《竹枝词》也很流行，“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8）不仅教坊司的儿童们会唱《竹枝词》，就连寺庙中讲禅论法，也唱《竹枝词》。 与《竹枝词》相似的，又有《杨柳枝》、《杨枝词》等，在民间流传亦极为广泛。如《杨柳枝》词，时人称：“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炫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9）不仅诗人颇好此词曲，就连帝王、武将也以此相互赠送。唐代末年，“（朱）全忠归大梁，上（指唐昭宗）宴之内殿，置酒于延喜门。……上临轩泣别，又令中使走送御制《杨柳枝》词五首赐之。”（10）唐代以后，《竹枝词》得以流传后世，而《杨柳枝》、《杨枝词》等却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古人对社会风俗的作用虽然十分重视，但是，在历代修撰的正史中，却很少有专门记载风俗概况及其变迁的篇章。史官们不再到民间采风（11），他们关注的，只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后妃节妇的“嘉言懿行”，而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很少加以表述。因此，后人要想了解一些前人的风俗状况，就必须别辟蹊径，除了历代野史、文人笔记、郡县方志之外，在文人日常最喜爱的诗歌创作中，特别是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宫词》、《竹枝词》等创作中，我们可以得到当时人们在生活中所表露出来的真实信息。 显然，《宫词》与《竹枝词》相比，二者所反映的生活场景是完全不同的，《宫词》所反映的主要是宫廷贵族生活，而《竹枝词》所反映的，则主要是大众的平民生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着天壤之别。但是，若从社会风俗的角度出发，二者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过春节，富人要贴春联，吃饺子，穷人也是如此；重阳节，帝王要登万岁山，穷人也要登小土丘。二者内容差别虽然很大，形式却是一样的，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体。 我们如果要全面的、客观的认识一个时代的风俗概貌，只了解贵族生活，或是只了解平民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二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古语所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此，笔者将《宫词》与《竹枝词》中有关当时社会风俗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以便考订源流，并力求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 二、元明《宫词》与清《竹枝词》中的岁时节令风俗： 在中国古代的风俗中，节令风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岁时节令、宗教节令和帝王、后妃生辰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岁时节令的产生，主要是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充分显示出农耕文化在人们的风俗中占有主导地位。宗教节令的产生，主要是与不同宗教派别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密切相关的，人们对宗教节令的关注程度，与其宗教信仰的程度是一致的，越是热闹的宗教节令，表明其在社会民众中的宗教影响越广泛。帝王生辰与岁时节令、宗教节令的不同之处，一是其时间上的不固定性，每个帝王的生日是不同的；二是其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色彩。 在岁时节令中，最重要的当属元日，又被称为正旦或是元旦，今天则被称为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一年之始，一季之始，一月之始，故而又被称为“三元”或是“三朔”（12）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正朔也不同，至迟到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始举行盛大活动，以庆祝元旦，通称之为大朝会。“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13）在这个大朝会上，百官又曾相互比试学问高低，“（光武帝时）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14） 到了元明清时期，这种大朝会的习俗一直沿袭下来。在元代，诗人张昱曾作诗四首，以形容大朝会的壮观场面：“方朝犹是未明天，玉戚轮竿已俨然。百兽蹲威绘旛下，万臣効职内门前。”又一首曰：“二九行分正从班，尽将牙笏注名单。簟铺兽镇丹墀内，鹄立千官绕画阑。”（15）为了增添大朝会的节日气氛，元朝帝王还专门赐给近侍大臣华美的绸缎，称为“拜年段子”（16）。大朝会之后，帝王设大宴会与百官同庆，“黄金酒海赢千石，龙杓梯声给大筵。殿上千官多取醉，君臣胥乐太平年。”（17） 在明代，元日的大朝会也很壮观，“楼阁崔嵬起碧霄，微闻仙乐奏箫韶。天风吹落宫人耳，知是彤庭正早朝。”（18）自明成祖任用宦官，使其地位不断提高，权势日增，逐渐凌驾于百官之上。这种状况，在大朝会时也有所反映，时人作诗云：“簪缨前列九梁随，为届三元庆贺期。金带当阶高赞导，外廷仪注拜丹墀。”（19）在中国古代，只有帝王才能够顶戴九梁之冠，而明朝宦官竟然敢在大朝会上戴，其气焰之嚣张，于此可见一斑。 在明代，大朝会之后，帝王也要摆筵席，赐百官赴宴。但是，与元朝相比，其规模要逊色得多。时人作诗述洪武年间大朝会后赐宴之情景曰：“君王蚤起视千官，金灶争催具凤餐。红粉珠盘排欲进，再三擎向手中看。”（20）及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大朝会赐宴越来越简略。“（永乐）十九年，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成，大宴。宣德、正统间，朝官不与者，给赐节钱。凡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午、重阳、腊八日，永乐间，俱于奉天门赐百官宴，用乐。其后皆宴于午门外，不用乐。”（21） 在明代的元日大朝会上，有时也会出现意外事件，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元旦，“群臣待漏入贺，日晡礼始成。及散朝，已昏夜。众奔趋而出，颠仆相践踏。将军赵朗者，死于禁门。”（22）又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元旦大朝会，时观吏与试士俱集大廷，忽众中有人持大铁椎，狙击御史凌汉翀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僵绝。举朝大惊，急擒下，则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应登也。御史为从者舁至寓，复著，用良药敷治，仅得不死。”（23） 在明代，宗教活动也开始融入元日的庆典之中。宫人（太监及宫女）在这一天于皇城内英华殿大行佛法。“此日英华法事停，鸣锣捧杵尽倾城。弓鞋不便连环变，繖底拈花自在行。”（24）道士也在这一天进上道符，遍贴宫中各宫门之上。“葵榴初缬药阑敷，彩线珍成续命需。遥听三韩烽火急，真人刚进避兵符。”（25）在宫门之上贴道符，与人们贴春联的用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避邪驱灾。 元日贴春联的风俗起源很早，源自门户挂桃符。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云：“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洁祀祖祢，进酒降神。……庭前爆竹，进椒柏酒，服桃汤，进敷于散，造五辛盘，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26）文中所云“桃板”，也就是桃符。“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伏邪气，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门以厌邪，此仙木也。”（27）一直到唐宋时期，人们还把门上贴的春联称为“桃符”。 在北宋都城汴京，“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28）文中所云“桃板”、“桃符”，就是今天的春联。到了清代，贴春联的风俗仍然盛行，时人作《竹枝词》曰：“挂门钱纸飏春风，福字、门神处处同。香墨春联都代写，依然十里杏花红。”（29）显然，古人桃符的功能已经被一分为二，除了春联之外，又多了门神。 此外，清代的风俗又有所变更，时人又作诗曰：“柏叶芝麻烧夜香，葫芦贴罢供阡张。乌金纸剪飞蝴蝶，嚷嚷婴孩插闹粧。”（30）其诗注曰：“元旦作葫芦、人物、花卉杂贴门户，镂白纸供祖先，号‘阡张’。小儿头插闹粧，亦曰‘闹嚷嚷’。”由此可见，在清代的北京，人们过年除了贴春联、门神之外，还贴有人物、花卉等年画，已经完全失去了“桃符”的本意，只是为了使节日的气氛更加热闹。 到了嘉庆年间，“康乾盛世”已过，封建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京城的感应是很灵敏的，就连过年贴春联的喜庆气氛也明显减少，时人又作《竹枝词》曰：“国恩家庆写春联，纶綍醍醐几万千。近日这般都渐少，干支冠首换年年。”（31）年年过节，年年贴春联，却没有了喜庆的激情，而是无奈的应酬。这种感触，在道光年间的诗人笔下仍是如此：“市廛春对作来工，号记编头到处同。未解摛词徵本色，聊将字样写兴隆。”（32） 距元日最近的重要节日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或是灯节。因为据道教的说法，“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33）而元宵节燃灯庆贺，又是佛教的因缘。据明朝人考订，其风俗始于唐代，“《唐书·严挺之传》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请然千灯，因弛门禁，帝御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继而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看灯。’则是始于睿宗，成于玄宗无疑。……”（34） 到了宋、金时期，上元日闹花灯的娱乐活动盛极一时。在宋朝都城，“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35）其盛况甚至超过了元日。 在元代前期，蒙古统治者及其大臣们对元宵闹花灯的风俗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元英宗时，“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张养浩）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36）到了泰定年间，元朝帝王“敕以来年元夕构灯山于内廷，御史赵师鲁以水旱请罢其事，从之。”（37）先是元世祖严禁元宵节民间闹花灯，后是元英宗及泰定帝想闹花灯，又受到大臣们的劝阻。 而到了明代，元宵节闹花灯的风俗才再度盛行。时人作《宫词》以描述其盛况云：“鳌山烟火冠春城，步辇龙旌倒褪行。忽报大官供法酒，玉音宣唤五先生。”（38）是时，宫廷中的花灯之盛，又非民间所能比拟，“鳌山灯火出墀隅，蓬勃千枝万蘂荂。踠地金钱输喝采，长明塔峙络珍珠。”（39）唐代灯节放三日假，宋代灯节放五日假，而到了明代则延长为十日假，甚至二十日假。 在明代，北京城里的民间灯市主要设在东华门外，起于正月初八，迄于正月十七，白天为商市，晚上为灯会，虽然花灯的质量无法与宫廷相比，其热闹的程度却绝不逊色。白天商市，“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晚上灯会， “丝竹肉声，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无研媸。”（40）不仅燃花灯，而且还有各种精彩的演出，灯火与乐舞交相辉映，把节日气氛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清代，元宵闹花灯的风俗仍很盛行，“火树银花绕禁城，太平锣鼓九衢行。今年又许开灯戏，贵戚传柑到四更。”（41）显然，灯节是否兴盛，是与封建统治者的是否提倡密切相关的。“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42）由此可见，在清代初年，三元节日皆举办灯会，此后只有上元节才闹花灯，恢复了明代的习俗。 端午节是夏季最重要的节令。人们的活动也是十分丰富的。封建统治者在这一天往往要宴请贵戚及百官，“玉椀调冰涌雪花，金丝缠扇绣红纱。彩牋御制题端午，勅送皇姑公主家。”（43）明代的端午节赐食虽然较为简略，其费用也颇为可观（44）。端午节已到夏季，天气转热，于是有了赐冰碗及宫扇的活动（45）。而且由皇帝赐给贵族和官僚们的宫扇数量多、制做精，堪称一时的艺术精品。当时人曾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描写（46）。 这种端午节赐扇的风俗，在辽金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尚未见到，但是，在唐宋时期却是常见的。如在唐代，“贞观十八年五日(端午日)，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虬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贺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47）北宋时期，宋仁宗在嘉祐年间亦曾赐给讲读官御书飞白扇。 到了南宋初期，宋、金双方时有使臣往来，宋朝统治者还曾在端午节向金朝使臣赐扇，绍兴十五年（1145年），“（金使臣）宗永甫入疆，帝以端午，遣中使赐扇帕于洪泽，宗永言：‘上国是日例贺，当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48）金朝使臣对宋高宗端午赐扇的活动是十分重视的，态度也是很谨慎的。 端午赐扇的风俗如果再往前延伸，可以上延到南朝刘宋的升明元年（477年），“会端午，太后赐帝毛扇。帝嫌其不华，令太医煮药，欲鸩太后。”（49）宋顺帝刘准因为皇太后的赐扇不够精致，竟然想要鸩杀太后，幸而被手下大臣劝阻，是时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可惜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端午赐扇的风俗已经日渐消亡了。 在端午节，更为广泛的节令活动是射柳、泛舟。射柳活动，在辽、金、元三代十分普遍，不仅是在端午节，就是在其他的节令，也是较为重要的活动，这是与辽金元时期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领袖密切相关的。但是，到了明代，这种风俗仍然得到传承，“飞凤三花逐电流，例逢躤柳拜前旒。八铢穿得都班赏，夺取头标胜一筹。”（50）这种场面壮观的“射柳”活动，只有宫廷中的封建统治者才有能力举办，民间的百姓是只能观看，而且要得到统治者的特许。 有些研究辽金史的学者认为，端午节射柳的活动是北方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风俗，其实不然，至少可以上遡到唐代。在唐代中期，“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篮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食也。都中盛于此戏。”（51）我们如果说这种“射粉团”的活动乃是“射柳”活动的滥觞，从习俗传承的角度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射柳活动相比，泛舟活动显然具有更多南方文化的特色，所谓北人擅骑射，南人擅舟楫。因此，在辽金元时期的北京，端午赛龙舟的活动很少见，而到了明代又流行起来，“招招黄帽绣旗冲，三翼乘流羯鼓从。何用船头鳞鬣活，中央万乘是真龙。”（52）当然，由于北方自然环境的条件所限，端午赛龙舟的活动很难在民间普遍开展。 民间百姓虽然不能参与射柳活动，却也有自己的活动方式，“‘咬春’过了又‘填仓’，到得‘熏虫’柏子香。插柳天坛逢午节，耍青同上打毬场。”（53）“耍青”又称“踏青”，是春季到夏季的民众主要活动，其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京郊的宽敞草地，如诗中提到的天坛及东郊二闸、西南郊丰台、西北郊高粱河畔等地。明清时人对此有较多描述（54）。 至于秋季最重要的节令重阳节和冬季最重要的节令冬至节，其登高、颁历书等风俗活动，其形式南北各地大致相同，而今天也已经不多见了，本文不拟赘述。就节令风俗而言，每年的春天最多，以后依次递减，冬天最少。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农耕文化的主流特征相一致的。从元代到清代，虽然社会发展变化较大，却仍然处于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故而风俗习惯一脉相承。 三、元明清三代北京岁时节令风俗变迁述略： 元朝和清朝，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虽然表现出了许多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特色，但是无法改变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巨大主流作用，因此在元日、元宵、端午、重阳、冬至等重要的时令节日中，也就自然而然的承袭了前代王朝的许多活动模式。而在这些活动模式的表面现象之后，却反映出了农耕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理念。 古人对元日的重视，主要因为从这一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周期，这个周期就是一年。同时，人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周期，而这个周期就是一岁。农业生产的周期显然要比工业生产周期慢得多，也固定得多，故而从春天到秋天，每个时令节日的时间也是固定不变的。农历的正月是一年之始，而又没有正式投入大规模的农耕活动，因此节令活动就特别多，人们也有空暇从事休闲娱乐活动，节日的喜庆气氛格外浓郁。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节令中，许多节日活动的道具与农业生产的环境是一致的。如春节人们要在门首挂上桃符，在农村的庭院中，人们往往会栽种桃树，桃枝随手可得，到了今天的现代化城市中，到处都是洋灰楼、柏油路，桃树几乎绝迹，人们也就很难在门首悬挂桃符了。端午节的射柳活动不仅绝迹了，就连射柳用的弓箭现在也很少有人会制作了。到了重阳节，人们更是很少再泡菊花酒喝了。 随着现代大工业取代农业而成为整个国家的支柱产业，文化的主流亦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风俗习惯也由此而发生了变化，有些习俗消失了，有些习俗产生了，但是，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因此断裂，而是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仍然产生着重要的作用。春节仍然是广大中华民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平时吃饺子已经很容易了，过年人们仍然会合家团聚，包饺子吃。这种精神上的享受，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活动都无法取代的。
注释： （1）《盐铁论》卷十《大论第五十九》。 （2）《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诗赋叙录》。 （3）见《尚书大传》卷一《尧典》所引《白虎通·巡狩篇》。 （4）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三《诗文类》。 （5）据《云溪友议》云：“唐王建初为渭南县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故元稹以尝有《宫词》，诏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将被奏劾，因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八《文章一·王建》所引之文。 （6）《七修类稿》卷二十六《辩证类·西湖竹枝词》。 （7）见《全唐五代词》卷一《唐词》所引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前序。 （8）《全唐诗》卷三百七十四，孟郊《教坊歌儿》。 （9）见《全唐五代词》卷一《唐词》所引薛能《杨柳枝词18首》前序。 （10）《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 必 （11）所谓“采风”，就是帝王派遣政府官员到全国各地收集诗歌、民谣，以了解民间的风俗。 （12）据《初学记》所引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洁祀祖祢，进酒降神。《玉烛宝典》曰：正月为端月。(《春秋》曰：履端于始。。)其一日为元日，(元者，善之长也，先王体元以居正。又，元者，原也，始也，一也，首也。)亦云上日，亦云正朝，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亦云三朔。”此外，古代天文学家和道教学说中，皆有“三元”之说，与此概念完全不同。 （13）《晋书》卷二十一《礼志》。 （14）《后汉书》卷七十九《戴凭传》。 （15）见《张光弼诗集》卷二《辇下曲》之四、之七。 （16）元人柯九思曾所作《宫词》，其词曰：“传宣太府颁宫锦，近侍承恩拜榻前。制得袍成天未晚，着来香殿贺新年。”其词注曰：“腊前分赐近臣襖材，谓之拜年段子。”见《草堂雅集》卷一。 （17）见《张光弼诗集》卷二《辇下曲》之十六。 （18）明人朱权所作《宫词七十首》之二。（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笔者注：此诗作于永乐六年（1408年），时明成祖尚未迁都北京，朱权所述，当为洪武、建文及永乐初年之事。然大朝会典制已成模式，迁都前后，大致相同，故引用之。 （19）明人秦徵兰所作《天启宫词一百首》之二十八。（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其自注曰：“内臣朝冠与外廷同，七梁或五梁。……魏忠贤更益二梁为九梁。良卿锡券后，凡遇贺节，王体乾以下服九梁，忠贤俨然戴簪缨，出班行礼。” （20）明人黄省曾所作《洪武宫词十二首》之六。（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 （21）《明史》卷五十三《礼志·大宴仪》。永乐年间赐宴奉天门，系因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发生大火，皇宫正殿奉天殿被焚毁，不得不设宴于奉天门。 （22）《明史》卷二百○六《程启充传》。 （23）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乙卯应天闱中之异》。 （24）明人秦徵兰所作《天启宫词一百首》之三十九。（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其自注曰：“番经厂内官百人，习西方梵呗。遇万寿、元旦等节，于英华殿作法事。卒事之日，一人粧韦驮，捧杵北面立。余披璎珞，鸣锣钹海螺诸器，赞唱经咒。至夜，五方设佛位，立五色繖。数十人鱼贯而行其间。所谓‘九连环’者，其行颇疾，至九连环变，则体迅飞鸟，观者目眩矣。” （25）明人蒋之翘《天启宫词一百三十六首》之七十一。（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其自注曰：“每岁元旦、端午，真人府进符篆，贴各宫门上。” （26）见《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元日第一》。 （27）见《初学记》卷二十八《果木部·桃第三》所引《典术》之文。 （28）见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 （29）见清人净香居主人所作《都门竹枝词》之二。（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清代北京竹枝词》。） （30）见清代佚名所作《燕台口号一百首》之二。（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清代北京竹枝词》。） （31）见清代佚名所作《都门竹枝词·时尚》之三。（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清代北京竹枝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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