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圆读通鉴随笔二十四】——木匠用木

　　（前378年）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君今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 第33页

　　人才是治天下的第一要著，曾国藩曾说：“私虑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曾国藩处于末世，他所感慨的，其实也是整个中国封建历史时代所感慨的。

　　统治者在用人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也有许多历史的局限。“天下英雄入吾彀矣”（唐太宗语）与“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诗句）同时回荡在这个古国的上空。

　　中国人才问题之所以成为治国第一大问题，被历代政治家重视，关键是中国人才的培养机制与选拔使用机制有问题。而且是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的问题。战国时代是人才竞争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才学的发轫时期。

　　当是时，诚如子思所言，“处战国之世”，以两颗鸡蛋废弃干城之将对历代君主来说，都并不是一件多了不起的大事，关键是“不可闻于邻国也”。国君可以不用某个人，但他不敢担不爱惜人才的名声。这与后来一统天下时有大不同。

　　有本事的人在当时，确实是参与国际人才大循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当时的才俊之士，鲜有遗之草泽的。试想，鸡鸣狗盗之徒尚有人以士养之，何况其他。

　　中国的人才，这里主要是政治人才（其它方面基本上是自生自灭），从历史的角度讲，有两大渠道，一曰举荐，一曰科举。举荐制度在战国时代，在三国时代，总之在分裂、战乱时期，君主对人才有真实的需求，对人才亦有实践考察的机会，所以，人才被荐或自荐都不担心结党营私，而在一统天下时期，这种荐举制度的弊端就再明显不过了。而科举则在和平时期比前者具有进步意义，科举在封建时代所具有的平等意义是被现代人认识到的。但是，科举由于命题局限于四书五经之中，离经世治国的实际需求越来越远，所以真正的大才是难以脱颖而出的，在科举时代，我们很少能看到生机勃勃具有自由精神和卓越才华的大贤大才。所谓乱世出英雄，是有道理的。

所以，中国治则科举，魏晋时代举荐，不外门第，其亡也忽；中国乱则不拘一格，民间熟知的诸葛亮、刘伯温等等，皆出于乱世，治世不可得也。清末曾国藩出身科举，以一介书生平洪杨之乱，道德文章被称于当世，真异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