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最终成为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传奇。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生遭遇，造成了朱元璋执政的两大特色，一是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一是对豪民和暴吏的刻骨愤怒。

  　朱元璋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平民出身，平民情结处处体现在他的处事与执政中。明朝建国之初，面对长期动乱之后的百姓，朱元璋推行“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没有对官员的严厉控制，就不可能有对百姓宽仁。只有做到禁止贪暴，才能使老百姓得以安稳地生活。他要求官员们“约己而利人”，并率先垂范；他疾恨贪官污吏，实行严刑峻法，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在朱元璋的治理下，一时官员们“洁己爱民”，使元末以来吏治混乱的局面大为澄清。

  　推行教化 和谐乡里

  　朱元璋在北伐元朝的檄文中说要“陈纲立纪”，就是要建立制度和恢复秩序。制度和秩序建设，不仅在于官僚队伍，也在于民间乡里。就民间而言，就是推行礼仪教化。

  　怎么推行礼仪教化呢？历史记载说朱元璋即位后“首重农桑、学校”。把学校教育作为建立礼仪和推行教化的一项重大国策，一开国就提出来了。明朝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有国学，或称国子学、太学，府、州、县，各级地方也都有学校，一直到边远的地方，没有例外。学校不仅要学习官定的四书五经，还要学习法律，学习《大明律》。《大明律》是明代的基本法律，经过多年修订，到洪武三十年才最后定稿。如果说，学校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官僚队伍的建设的话，那么，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和法律教育，就主要在民间基层进行。

  　朱元璋编过不少书，有一部书叫《大诰》，是违法乱纪的案例汇编，还有《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用以教育官员和百姓。朱元璋将这些书发到全国各地，要求每家每户必须有一本，都要学。学校要用来考学生，乡里要安排教师在学塾中讲授。一时间，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法律讲读《大诰》的热潮：“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朱元璋对他们一律给予奖励：“并赐钞遣还。”同时规定，官府在对违反法纪的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凡是家里藏有《大诰》的，就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大诰》的就罪加一等。

  　朱元璋用这种方法鼓励大家学法、知法，从而避免犯法。他说，我公布这些案例实际上是对你们的爱护，不是拿它来限制你们，而是“使知趋吉避凶之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律不允许的，就可以不犯法，就可以保护自己。由于普遍学习了《大诰》，人们不再轻易犯法，所以，后来《大诰》所载各项严峻的法令都未曾轻易使用。因为家有《大诰》可以罪减一等，学习法律就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后来审案，也就不问当事人是不是真的有《大诰》，一律按家有《大诰》减罪。

  　朱元璋推行教化的一些做法，同样体现出他的平民情结。

  　为了把教化推行到乡里，他立了一个“教民榜文”，即教育百姓的榜文，通过普遍张贴、宣传，让百姓普遍知道“教民榜文”的内容，“劝其为善，毋犯刑宪”。“教民榜文”共有

  　六句话：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是一个由官府颁定的百姓公约，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张贴以外，朱元璋还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在本里内选择年老或残疾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或者盲人，由儿童牵引，手持木铎，在本乡、本里边走，边摇木铎，边呼喊“教民榜文”。这种巡行乡里的“直言叫唤”，每月举行6次。如本里之内没有老年或残疾盲人，就在附近乡里中选取适当人员。到秋天收获时节，由各乡里根据人数多少，给巡行呼喊的人提供粮食、生活费用。

  　为了推行教化，朱元璋还在民间恢复了一种古老的礼仪——乡饮酒礼。通过乡饮酒礼，朱元璋把道德教化深入到社会最基层。朱元璋了解民情，他知道百姓的事怎样做才有效，切实可行，没有花架子。

  　动员百姓 监督官吏

  　朱元璋为各级官员能够认真履行职能，扭转元朝末年官场的混乱风气，亲手编订了《诸司职掌》、《责任条例》、《到任须知》等规章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和禁令。他深知官僚队伍的治理之难，给官员立了许多规矩。明朝建立之初，他就不断派大臣到各地方考察吏治。到洪武末年，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吏考核制度。

  　虽然，明朝的考核制度十分严密，但对不法官吏的约束还是不能完全奏效。朱元璋在基层生活过，他知道，一个官员的好坏老百姓最清楚，因此，他发动老百姓监督官吏。最高统治者和老百姓联手监督官吏，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朱元璋相信老百姓，老百姓相信朱元璋。朱元璋把可以覆舟的洪水，疏导成保证他平稳行舟的江河，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朱元璋声称爱民，就要求官吏不得害民，要做到这点，就是要以老百姓的是非为是非。他的逻辑很简单：大多数老百姓说好的就是好，大多数老百姓说坏的就是坏。他希望百姓帮助他鉴别地方官员的善恶廉贪，鼓励百姓进京上告。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大诰》中下令说：“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赴京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他下令给各地关津、隘口，只要问清是赴京面奏地方官贪廉情况的，即使没有文引（通行证明），也要立刻放行，不许阻挡。阻挡者以“邀截实封”处罪，就是要以扣押给皇帝的奏章治罪。朱元璋不相信官员的汇报，而相信老百姓的上告，而且上告人越多越相信。

  　朱元璋也不是一味地要处罚人，如果大家能证明某某官员好，他也会予以奖擢。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四川定远知县高斗南等人因事被处罚关入监狱。当地耆民认为不公，就结队到京城反映情况，他们开列知县高斗南等人的善政，报告给朱元璋，要求撤消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朱元璋听取了耆民们的报告，不仅撤消了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而且对这几个官员进行了嘉奖，赐给袭衣、宝钞，又将他们派回原地任职。这几个人后来政绩更加显著。后来，高斗南的政绩还被收入表彰天下廉吏的《彰善榜》、《圣政记》中。还有一次，永州知府余彦成，因为向百姓征税误期，将被逮捕处置，当地父老不同意，到京城向朱元璋请求将余彦成留任。朱元璋得知余彦成是因为爱护百姓、同情百姓，而没有逼迫百姓强制征税，才造成了征税误期，于是赐宴余彦成，以示嘉奖，让他复职还任，上告的父老们也一起得到宴请。朱元璋宁可国税不完，也不愿催逼百姓；余彦成等宁可冒遭到处罚的危险，也不催逼百姓，这可以说这是当时上下一致的风气，在历史上是极为特殊的。朱元璋对地方官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爱民。

  　作为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对百姓冷暖的关心几乎无处不在。比如，朱元璋多次下令禁止官员擅自下乡，将下乡扰民的官员，逮捕处斩。因为他知道官员们下乡往往会借机盘剥敛财，即使廉洁清正的官员也会给百姓增加接待等负担。又比如，对于遭遇灾荒的百姓，朱元璋要求及时赈济救助，如果灾民没能及时得到赈济，朱元璋会为之长时间感到歉疚。《大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

  　湖州府官吏、乌程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不将被水灾人户赴京赈济，……致乌程县民傍湖者缺食，朕终不能明其数，所以赈不及之。至今慊慊。

  　从这件事中同样不难看出，朱元璋发自内心的平民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