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学习外国的热情和气度，其实一点不输给日本人，只是有时候学得不对路而已。我们不但学习欧美苏、日韩澳，连对以色列、伊拉克、乌拉圭、肯尼亚，都是以沧海不捐细流的心态，随时准备取经求宝的。例如近年来在韩流冲击下吧，我们就不但要向韩国学习当面点头哈腰背后下毒放箭的儒教，而且还要向韩国学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了。

    12月13日夜间，我搬出一摞书来，应张帆教授之托，帮他考证一个年号。他的朋友近日收得一尊韩国铜佛，上书“延嘉七年”，非汉非蒙非满，不知何谓也。我弄到半夜，终于考证出，“延嘉”乃韩国古代“三国时期”的高句丽国的年号，相当于南北朝梁朝的中叶，延嘉元年为公元531年，即梁朝“中大通”三年，亦即北魏的“普泰”元年和当年改元的“中兴”元年。如此，韩国的“延嘉七年”所制的铜佛像，其年应为公元537年，即梁朝“大同”三年，东魏的“天平”四年，西魏的“大统”三年。因为此前中国学者和韩国学者都不熟悉古代朝鲜半岛政权的年号情况，所以多数人搞不清楚这个“延嘉”是怎么回事。韩国学者则欣喜地以此为证据，认为古代的韩国，就是跟中国平起平坐的“独立主权国家”了。

    我任教韩国时，曾在旧书店买到一本《三国史记原文》，讲的是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今天的韩国青年人已经读不懂了，因为都是用汉语古文写的，所以叫做“原文”。我在韩国时，从本纪、年表，到杂志、列传，细细研读了一遍，因此到处向韩国朋友炫耀韩国历史掌故，使得他们有的更喜欢我，有的则开始冷淡我。今天反省一下，是我做得不对，弄斧走错门啦。

    参考这本书的年表以及中国史书，知道梁朝的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高句丽的安臧王薨，其弟安原王宝延即位，是为安原王的“元年”。但是韩国古代的史书没有写明他们的年号，因为一般情况下，韩国古代使用中国中央政权的年号，如新罗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始行中国正朔”。后期的高丽和朝鲜更是直接奉中国年号。韩国古代的统治者只能称王，要经过中国朝廷册封，必须向中央政权朝贡。今天的韩国学者和导游故意含糊这一点，称韩国“皇帝”、“皇宫”、“皇后”云云，都是歪曲历史的。中国皇帝对韩国国王自称“朕”，双方是君臣关系，如隋高祖赐书责备高句丽的平原王，说他“虽称藩附，诚节未尽”，还说只要改正错误，“即是朕之良臣”，“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这是韩国古代学者写得明明白白而现在的学者想极力抹煞的。

    韩国古代一般一个国王使用一个年号，中途改元比较少见。而且史书中写得模糊，仿佛两套年号一明一暗似的，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朝贡心态”。即以高句丽来说吧，所有的本纪中都没有标列年号，就是一个王薨了一个王即位这样的按照顺序写下来。安臧王被梁高祖封为“宁东将军都督营平二州诸事高句丽王”，“赐王衣冠剑佩”。但当时中国是南北朝，安臧王的使者从南方的梁朝回去，在海上被魏国抓住，送到洛阳，北魏孝明帝又封安臧王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慰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所以，高句丽同时向南北两个皇帝朝贡。安原王四年，东魏还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此时高句丽首都为平壤。

    《三国史记》中，标明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的只有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则都没有，所以，“延嘉”之类，按照封建帝王的观点看来，其实都属于私自僭越的纪年，相当于陈良宇同志擅自规定上海的2006年为“良宇元年”。当写到新罗改奉大唐年号后，作者金富轼特别“论曰”了一段，说“偏邦小国，臣属天子之邦也，固不可以私名年……自称年号，惑矣”，现在奉行了唐号，“可谓过而能改者矣。”

    现在韩国的某些学者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和对中国的妖魔化，极力否定和贬低中国古代对韩国的影响，甚至把高句丽说成是当时的“世界大国”，是当时反对“中国霸权”的急先锋，这种解读历史的思路很像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在韩国时看过一个电视连续专题片，字幕里有很多汉字，讲元朝皇帝有一个朝鲜妃子，如何用她的魅力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由韩国最著名的主持人解说，气势恢弘，激昂磅礴，让人哭笑不得。韩国学者跟日本学者一样，极力反对中国学者的爱国心，极力瓦解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可是他们自己干的是什么呢？不但把孔子老子研究成韩国人，四大发明也已经有两个研究成韩国的了。中医叫“韩医”，是世界上最科学的医道，大米、火炕、射箭、房中术，都是韩国人发明的，剩下的就是哪天证明汉字和围棋也是韩国人创造的了。中国民众一窝蜂地被韩流征服，认为韩国女人最漂亮，韩国男人最男人，韩国人天天吃烧烤，韩国人最懂礼貌，韩国真正继承了儒家传统，等等。没有人知道韩国天天在渗透延边，鼓动东北的朝鲜族独立，而朝鲜族同胞千辛万苦跑到韩国去打工，得到的却是屈辱的歧视和残酷的剥削。

    古代的韩国人确实是很儒家的，对待历史和现实都按照所信奉的历史观，老老实实地秉直书写。随便翻开一页“新罗本纪”，就可看到这样的字句：

    “冬十月，遣使大唐朝贡”；

    “三月，唐高祖降使，册王为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

    “遣使大唐朝贡，讼高句丽塞路，使不得朝”；

    “秋七月，遣使大唐，献美女二人，魏征以为不宜受。上喜曰，彼林邑献鹦鹉，犹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付使者归之”；
    “春正月，王薨……唐太宗诏赠左光禄大夫。”

    这里每个动词的使用，都极为合乎史传规范。降使册封，是对藩属国的礼仪。讼，是向中央政府告状，告高句丽自己享受朝贡带来的贸易便利和赏赐，却不许邻居有奶同吃。献美女，也是郡国对朝廷的忠心表示，而且称唐太宗为“上”，这是对天子的称呼。书中对新罗国王则仅称“王”，相当于二十四史中的“世家”级别，如“逼令王自尽，强淫王妃，纵其下乱其妃妾”等。新罗的国王“薨”掉了，唐太宗追赠他为“左光禄大夫”，一个副总理级别的待遇。白纸黑字，情理昭昭。

    而自从帝国主义列强撕裂了东亚，把温情脉脉的古代朝贡体制变为弱肉强食的殖民体制后，就给东亚人民留下了丛林法则的后遗症。不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了，一说就俗，单说说我们唇齿相依的朝鲜半岛吧。当代半岛南北的很多知识精英，拥有一个三步曲的共同梦想。第一个梦想是南北统一，建立一个21世纪的“大高句丽”国，七八千万人口，再生点就是一亿，南方发达的信息技术，再加上北方英勇的人民军跟核武器，“试问东亚谁能敌？”第二个梦想是收回中国东北，因为据说那是他们的故乡，凡是祖宗呆过的地方就是子孙的国土。多年前，我的一位朝鲜人民军的朋友跟我喝酒后就告诉我，中朝边界应该是万里长城！真让我大开眼界。第三个梦想是什么？告诉大家，韩国的右派大报《朝鲜日报》已经透露了：当年高句丽在公元4世纪打败了前燕王朝后，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市和河北省……知道滚滚韩流的背后涌动的是什么了吧。

    不过，人家这样想，自有人家的道理，也自有人家的志气。我们作为喜欢胸怀天下、热爱取经求宝的中国人，还是要克己复礼，学习韩国。学习什么呢，首先应该学习的是人家那种百折不回的铁石一般的爱国心，还有，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百分之二百努力的拚搏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