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05年以来：当代儒学的新面相

    近一两年出版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专著主要有景海峰著《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翔海著《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迎年著《感应与心物：牟宗三哲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传记类著作有刘克敌著《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论集有吴光编《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5年版）；陈来主编的“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选收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的论著精粹（各一册，均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据悉5卷本的《成中英文集》（李翔海编）将于2006年中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总体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对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运动、诠释路径、发展历程、现代转化、开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有些学者还探讨了现代新儒家关于儒家传统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观点。个案研究则涉及梁漱溟的文艺思想、熊十力对生命哲学的择取、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马一浮的学术实践对于现代新儒家具有的启示意义、冯友兰的哲学方法与中国哲学的理性形式和价值内容、牟宗三对康德和海德格尔的研究与吸收、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基础及其人生哲学和形上学观、徐复观的学术特点及其民主政治与儒学传统的“双重主体性”思想、杜维明通过“体知”儒学而开展的文化社会学诸论域、刘述先“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成中英的学术贡献等等。2005年10月，江南大学等单位在无锡举办了首届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

    近一两年现代新儒家研究的高潮当为2005年9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的1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戴琏璋等现代新儒家领军人物；台湾“鹅湖”、香港“法住”的新儒家群体几乎全体到场。会议收到论文120多篇，对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物乃至原始儒家、宋明儒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诸如德性儒学、知识儒学、生命儒学、草根儒学、道德儒教、生态伦理、后新儒学等命题以及现代新儒学与康德哲学、与韦伯宗教社会学、与“李约瑟难题”、与民主政道、与合理化社会、与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等问题，在会议上都有表述和讨论。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方克立致信会议主办者，建议“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与1996年对“大陆新儒家”的比较宽泛的界定不同，方氏在此信中明确将“大陆新儒家”（或“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指定为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他认为，以这些人士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并不是独立于现代新儒家谱系之外的思想派别，而“正是港台新儒家进行‘反哺’的结果”，是“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由此，方氏不仅指明了“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定位，而且实际上理出了“大陆新儒家”与当前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的相互联系。亦因此，则不仅蒋、康等人的论著及其思想，而且当前大陆体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诸多社会现象，都应被纳入现代新儒家研究的范畴。对于方氏的观点，被指为“大陆新儒家”的个别人物及某些同情者并不同意，他们从存在境遇、问题意识、学术观点、知行兴趣等方面论证了所谓“大陆新儒家”与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的差异。但是，从思想资源、中心关切、理论取向乃至面临的问题来看，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后者对于前者的主导性影响方面，《原道》同人也坦承不讳。只不过从学术、理论及思想诸方面的现实表现看，所谓“大陆新儒家”都还甚为欠缺，并不足以作为研究对象，至多应予一定的关注而已。

    这一两年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势头更趋强劲，引起的社会反应也更加强烈。2005年1月，《新原道》第三辑发表杜维明、庞朴、盛洪、程亚文等人文章，率直标举“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同辑所收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文继续阐扬“政治儒学”观点，冼岩《21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评康晓光新保守主义》则对康氏措意于中国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新保守主义作了基本肯定的分析评价。该辑还刊发了一组不同思想立场的学者关于儿童读经活动的争鸣文章，主张读经的观点俨然作为正方。同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并于当年12月出版了《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1期），其中刊有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该文是蒋氏继提出关于儒家政体之合理性的“政治儒学”论说之后，进而提出的更具涵盖性的重建儒家意识形态的论说，其目的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就明显区别于以往那些从历史形态或比较文化角度讨论“儒教”或“儒学宗教性”问题的理路，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关切。此文一出，便遭到学界和媒体的众多批评，被指为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思想专制等等。为此，蒋氏借媒体访谈之机，重申了对于“儒教复兴”的信心。

    学界与民间结合或民间自发的儒学活动近年来也方兴未艾。一大批以教授传统蒙学和儒家经典、普及儒家文化为主的书院、私塾和读经班在各地出现，如宜宾的中华经典读书班，苏州的菊斋私塾、复兴私塾，珠海的平和书院，行唐的明德学堂，吉林的长白山书院、莱州的王财贵经典幼儿园，以及重庆、深圳、徐州等城市和江西、湖南一些地方的类似民办教学机构；海口甚至开办了“中华少儿读经网”。这些书院、私塾、读经班以及网站的出现及其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反响，多家报刊和网站对此进行过报道和讨论。

    2005年的祭孔活动也表现出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特点。先是4月间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服膺儒学的人士身着深衣，按明代规制祭拜孔庙和孔林，开启了当代中国大陆首次由儒家学子自主举行祭孔仪式的先例。至9月28日孔子诞辰，山东曲阜文庙与河北正定、浙江衢州、甘肃武威、广东德庆、云南建水、上海、台北、香港等国内和台港18个城市的文庙以及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德国、美国等国家10个城市的文庙同时举行祭孔活动，首次实现了“世界文庙同祭孔”的盛典。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中的深厚底蕴以及理性自觉，但也遭到了一些非儒或反儒人士的激烈批评。

    200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也出现了一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动向。一些政协委员建议重树仁、义、礼、智、信道德规范，主张将四书五经列为中小学教育和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特别是“建议以孔诞为教师节”的提案，得到40多位政协委员的联署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成为一个“挤破头的提案”。⑦上述所有思想和社会现象，都为当代儒学研究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新材料。

    二、展 望

    通过以上远非全面的回顾即可看出，近20年来，我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业已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表现为研究论著质高量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而且表现为社会影响愈益深广，从而成为培养对于儒家传统的“温情与敬意”的社会心理的重要方面。在当前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形势下，随着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复苏和文化主体性的高扬，现代新儒家研究将会获得更加宽松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环境，因而可望取得更大的成就。

    诚然，近20年的研究已经对现代新儒家领域进行了相当密集的发掘，现有的研究对象，除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还可能有思想发展和新著产生之外，其他诸家的思想资料已被历史定格，而且绝大多数已被爬梳剔抉，因此，企图在这一领域通过新资料的发现进行外延式的开发，虽不能说决无可能，但期望值也实在不可悬之过高。而将研究领域下延以涵括牟宗三、唐君毅弟子辈的一些台港学者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想法也存在问题。这倒不一定是由于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的思想已经从牟、唐的谱系转开，也并非因为他们不再继续心性论形上学的进路而导致所谓“现代新儒家已归于消解”，而主要在于他们的学思成就与经过近20年发展积累的大陆同仁处于基本相同的水平上；两岸三地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或研究者今后更多的将是切磋攻错的关系，而再难以如同1980年代“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在大陆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那样，一方被另一方作为当然的研究对象了。至于所谓“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即使确能纳入现代新儒家范畴，也因其学术、理论及思想诸方面均尚甚为欠缺而远不足以作为研究对象。总之，今后的现代新儒家研究，通过外延式取径以求新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思想和思想史的研究乃是基于当下境遇而对思想资料不断进行重新诠释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从新的问题阈出发而对现代新儒家的深度解读，还大有文章可做。如果说作为国家课题的现代新儒家诠释不同于多元开展条件下的现代新儒家诠释，那么，一方面，在当前社会各层渴求道德规范、生态伦理和安生立命之道的重建，民族成员深入反思续续不断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未来发展的精神方向，举国上下期盼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以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综合国力，乃至政治体制谋求防治腐败、提升官员从政素质，防止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国内外各种宗教思想的滲透或扩张，擘画关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两岸关系问题的解决，以及寻求在中华民族迅速崛起的形势下重塑我国的国际形象的时代氛围中，另一方面，在西化人士从各个方面质疑甚至否定儒家传统和中华文化的挑战下，现代新儒家的诠释应该而且必然呈现新的面相。

    对于现代新儒家的重新诠释，首先在于对其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展示。如果说，现代新儒家建构其本体论形上学的初衷是为了回应科学主义思潮以科学取代哲学的主张（如熊十力、冯友兰等）或凸显西方哲学遮蔽下的中国哲学睿智（以牟宗三为代表），那么，对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的重新诠释就特别是为了回应近年来出现的所谓“中国无哲学”的论调。“中国无哲学”论者基于西方标准，从学科名称、体系形式、特定术语及其指涉的特定对象等方面否定中国哲学的存在，而将中国近现代以来冠以“哲学”名称的体系化的哲学指为“哲学在中国”，从而质疑其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通过展示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体系——如熊十力从理论框架到核心范畴都取之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而又确乎涵括了本体论、宇宙论和人生论等纯粹哲学问题的“新唯识论”，不仅足以反驳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合法性”的质疑，而且可以证明中国历来自有不同于西方philosophy的哲学。应该指出，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关涉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对于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的展示也就不能视为学院派的概念游戏。在这一方面，一些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但是，更加系统显豁的阐述，具体地说，现代新儒家哲学史论的构撰，仍然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学术是他们的立身方式，也是他们形成思想、表达理论、发生社会影响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处于包括学术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从对西方文化被动应激到积极认同并出于反正统的目的而倡导传统文化多元论的时代条件下，为了争取发言权并使其理论具有说服力，便既要护持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又要因应时代潮流而接纳学术平等和社会进步的观念，因此，其学术照顾面就既须沉潜于传统儒学，又要深研释道诸子，还需把握“两希”传统以及近现代西方思想学说。这种极具挑战性的学术氛围恰恰成就了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平章三教、轩轾中西的学术巨匠，他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精见纷呈的原创性学术经典。近20年来，不少研究者对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探讨，涉及现代新儒家与原始儒学、宋明儒学、道家之学、魏晋玄学、佛学、西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现象学、生命哲学、存在哲学、分析哲学）等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这一探讨的整体性、全面性、深入性、系统性都还不够，并未将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成就完全呈现出来。因此，继续深入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将是今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重要工作。

    现代新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体认者、挚爱者和守护者。面对近代开始走向强势的西方文化，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强弱之势可能换位；双方应该平等互视，而不应以暂处弱势的一方消泯于暂处强势的另一方。他们对民族文化的阐扬、对西方文化的分析以及对那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全盘西化派的批判，曾极大地提振了民族成员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凝聚全民意志的作用。他们的文化观的确当性，已被“轴心文明”理论以及“多元文化”论说所证明。近20年来，对于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研究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课题，有不少论著发表或出版。但是，面对近年来以反文化相对主义名义改装重现的西方中心论，继续大力阐述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派别，在后五四人士看来，现代新儒家的中心关切与民主、科学扞格难通。在现代新儒家研究启动之前，一些后五四人士想当然地将现代新儒家置于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对立面；随着研究的深入，现代新儒家关于民主、科学的观点渐为人知，于是这些人士又极力贬低或否定现代新儒家在民主、科学方面的用心。在这些遵循绝对主义思想方法的人士看来，现代新儒家既然护持儒家传统，就不可能容受现代性的民主与科学。然而事实上，现代新儒家在坚守儒家精神的同时，对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民主、科学大都持赞成态度，其中有些人物甚至是民主政治的积极推行者。只不过现代新儒家对民主、科学的态度是分析的、辩证的、历史主义的，与后五四人士的宗教信仰式的民主、科学崇拜大相径庭；而前者思想观点的相对确当性，也被作为现代民主、科学原产地的西方世界兴起的主张在现代体制中保持传统精神的新保守主义、反对原子式个人主义民主体制的社群主义、以及以制止科学无限膨胀导致生态毁灭为核心内容的启蒙反思思潮所证明。对于现代新儒家的民主、科学观这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在关于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牟宗三、杜维明等人物的研究中或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只有少数学者对徐复观的民主政治思想作过专门论述。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对这一方面的探讨，也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致在相同时间登上历史舞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双方基本上处于思想摩荡的格局中。在1949年以后的约30年间，前者在大陆受到批判、限制或改造，在台港和海外则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改革开放以来，双方都开始重新互认。无论双方在哲学观、历史文化观、社会政治观等方面存在多少歧异，但对于积淀着文化传统的祖国、民族的热爱则是根本一致的。在当前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进程中，通过客观研究评价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异同，进而着重勾稽双方的共同点，这对未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上所述，近年来表现为尊孔崇儒的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与现代新儒家研究形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学术研究以其厚重的理论成果和相关学术活动为社会思潮的形成积累社会资本；社会思潮则不仅通过推扩和普及方式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而且以其日新又新的面相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资料。随着这两方面互动的深入，现代新儒家研究可能日趋泛化，逐渐融入当代儒学运动的潮流之中，从而谱写中华文化在新的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