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 顾

    1980年代前期，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文化讨论的展开，以阐扬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为一贯宗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较大影响并于1949年以后在海外递续发展的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对现代新儒家群体或个案的研究论著开始出现。应合着这一势头，方克立率先发出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倡议。1986年11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方克立、李锦全担任该课题负责人。方、李随后联络国内高校、社科院系统十多家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课题组，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工作的帷幕。

    （一）1987—1996：从宣州会议到“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

    1987年9月，“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暨工作协调会。会议对现代新儒家的学派界定、阶级属性、形成原因、思想特征、学术成就、历史作用、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以及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方法和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课题组成员比较一致地同意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钱穆、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亦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指导思想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以及辩证法精神。

    此后，现代新儒家研究便以国家课题组为主体而稳步开展起来。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及其影响面的扩大，又由于这一课题本身所蕴涵的理论深度以及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精神魅力，还由于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后学在国内的积极推扩，并且不排除某些重建精神家园的企念乃至疗救人伦病态的动机，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从“七五”到“八五”的十年间，现代新儒家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在总体研究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者们探讨了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源流、地位及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派别的关系，寻绎了现代新儒家传承发展和代际转变的轨迹及其当下境遇，揭橥了现代新儒家在思想资源、学派意识、思维方式、生活形态、存在归趋、理论取向诸方面的特点，论述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及哲学观，勾稽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思想，比较了现代新儒学与现代化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关系，指陈了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得失。一批综论性的论集和专著也于此间出版，其荦荦大者有：《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辑（方克立、李锦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991年版），《评新儒家》（罗义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新儒家》（封祖盛编，三联书店1989年版），《现代新儒学概论》（郑家栋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新儒学研究》（宋志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儒学的现代转折》（陈少明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评述》（韩强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胡伟希著，中华书局1992年版），《寂莫中的复兴——论当代新儒家》（黄克剑、周勤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陈来著，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版），《新儒家评论》第一、二辑（郑家栋、叶海烟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1995年版），《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武东生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李毅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佛学与现代新儒家》（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学在美国》（施忠连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赵德志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家学案》（全三册，方克立、李锦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当代新儒学论衡》（郑家栋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版），《新儒学批判》（启良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专业学术会议主要有国家课题组等单位于1991年初在广州举行的“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讨论会。

    在个案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对于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都有创获。

    梁漱溟（1893—1988）研究 研究者们考察了梁氏的思想渊源、理性观、非理性主义、直觉说、人生哲学、中西文化观、文化比较模式、“人生三路向”说、社会改造思想及其生活态度。有关梁漱溟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最后一个儒家》（[美]艾恺著，郑大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马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郑大华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梁漱溟思想研究》（曹耀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郑大华著，中华书局1994年版），《梁漱溟哲学思想》（郭齐勇、龚建平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李善峰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氏年谱和多种传记以及梁氏本人著述的全集、选集也于此间出版。另外，汪东林编著的《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是对梁氏思想资料所作的一次抢救性发掘。1987年秋，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会议。

    熊十力（1885—1968）研究 这一研究涉及熊氏思想的演变与形成，熊氏的本体—宇宙论诸范畴、形上学思想、心论、体用论、易学思想、佛道观、文化意识、中国文化观、哲学方法论，熊氏与现代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的思想异同。研究专著和论集主要有：《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郭齐勇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8年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回忆熊十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萧萐父、郭齐勇编，三联书店1990年版），《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杨国荣著，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郑家栋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熊十力思想研究》（郭齐勇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张庆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评传类著作主要有：《熊十力》（景海峰著，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熊十力评传》（宋志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郭齐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年版）。整理出版的熊氏著述选集主要有：《熊十力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郭齐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王守常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此间，台湾学者翟志成发表《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1948—1950）》（台湾《当代》第76—78期，1992年8—10月）一文，对熊十力的人格进行了有失客观公正的过分贬损，并对当时两岸及海外主要的熊十力研究者作了不甚恰当的批评，郭齐勇遂发表《为熊十力先生辩诬——评〈长悬天壤论孤心〉》（台湾《鹅湖》1994年第2期）、《翟志成“审订”之〈熊十力佚书九十六封〉纠谬》（台湾《鹅湖》1994年第3期）二文，对翟氏基于某种政治标准以衡判熊十力道德人格的作法予以严正反驳，并指出了翟氏对熊十力佚书的“审订”所存在的大量错误。这场争论引起了两岸及海外人文学界的关注。

    张君劢（1887—1969）研究 这一阶段关于张氏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吕希晨、陈莹合著的《张君劢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义林、罗庆丰合著的《张君劢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张氏著述的选集有《张君劢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吕希晨、陈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黄克剑、王涛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冯友兰（1895—1990）研究 研究者们考察了冯氏的学思历程，阐发了冯氏的新理学体系及其诸范畴、哲学方法论、人生境界论、文化类型说、中西文化观，勾稽了冯氏哲学的终极关怀及其神秘主义意蕴，比较了冯氏哲学思想方法与实证主义的异同，探讨了冯氏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关于冯氏研究的专著和论集主要有：《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王鉴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冯友兰与新理学》（田文军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冯友兰学记》（王中江、高秀昌编，三联书店1995年版）。年谱和传记有：《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编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程伟礼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冯友兰评传》（李中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冯氏著述编为《三松堂全集》13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齐。冯氏著述选集有：《冯友兰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文选》（谢遐龄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新儒学论著辑要》（田文军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陈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0年和1995年冬，由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冯友兰思想国际学术会议。

    钱穆（1895—1990）研究 这一阶段切入钱穆研究的主要有罗义俊、郭齐勇、汪学群，他们对钱氏的史学、儒学、文化学思想及其学术成就进行了梳理。罗氏的主要论著有：《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学》（《史林》1992年第4期）、《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史林》1993年第4期）、《钱穆历史观要义疏解》（《史林》1994年第4期）、《钱穆学术综论》（《上海文化》1995年第5期）、《论钱穆与中国文化》（《史林》1996年第4期）。郭、汪合作的论著有：《钱穆的文化学思想》（《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纵横中西，集异建同──论钱穆的文化学与文化比较观》（《新儒家评论》第二辑）。郭氏另有《论钱穆的儒学思想》（《学人》第八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汪氏亦独著《钱穆学术思想史方法论发微》（《孔子研究》1996年第1期）。另外，张学智《钱穆先生治朱子学之方法举隅》（《原道》第三辑，1996年）对钱氏在其《朱子新学案》中所贯彻的方法论进行了考绎。

    贺麟（1902—1992）研究 有关这一个案研究的论文有郭齐勇的《贺麟前期的中西文化观与理想唯心论试探》（《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论贺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哲学杂志》1993年第1期），周炽成的《贺麟：抗战时期的伦理学家》（《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论集有《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宋祖良、范进编，三联书店1993年版）。传记有张学智著《贺麟》（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王思隽、李肃东著《贺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贺氏著述选集有《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宋志明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8月版）。

    方东美（1899—1977）研究 这一阶段关于方氏研究的成果不多，现在可见的主要有余秉颐的《方东美论中国传统形上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方东美的哲学观》（《学术界》1995年第2期）等论文。方氏著述选集有蒋国保、周亚洲所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黄克剑等编《方东美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牟宗三（1909—1995）研究 应该说，在这一阶段，大陆学者对于牟氏庞大深邃且尚未完结的理论体系还在观察、研究和消化之中，因此只有少量论著初步探讨了牟氏的道德形上学、文化哲学观、中西文化观、历史观。从总体上对牟氏思想加以概括的文章有郭齐勇的《牟先生的学术贡献不朽》（香港《法灯》1995年5月号；台湾《鹅湖》总240期，1995年6月），郑家栋的《牟宗三思想的意义与当代儒学的转型》（《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比较全面地研究牟氏思想的著作则有颜炳罡的《整合与重铸——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此间出版的牟氏著述选集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郑家栋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牟宗三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1992年秋，在济南举行了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研讨会。

    唐君毅（1909—1978）研究 郭齐勇、景海峰大致是大陆最早发表关于唐氏研究论文的学者，郭氏的《唐君毅与熊十力》（台湾《鹅湖》第164期，1989年2月）、景氏的《唐君毅先生之生平与著作论述》（《深圳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对唐氏的师承、际遇及其学术进行了梳理。此后发表的一批论文，对于唐氏的哲学史观、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华严思想、人文观、文化哲学理论、传统文化观、人生观、道德伦理观以及唐氏与现代新儒家同代学人之异同、唐氏哲学对黑格尔哲学之取舍，分别进行了论述。唐氏研究专著有张祥浩所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唐氏著述选集有《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张祥浩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唐君毅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黄克剑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5年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香港法住文化书院在成都合办了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

    徐复观（1903—1982）研究 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主要论述了徐氏的思想史观、文化哲学及其对于儒家精神的阐扬乃至道家思想研究。徐氏著述的选集有：《徐复观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李维武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1995年夏，武汉大学与台湾东海大学合办了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

    除了以上十位研究对象之外，“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在研究工作开始后不久，就根据海内外一些比较重要的学者的意见，将马一浮纳入到研究对象范围之中。而当时在大陆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影响力的现代新儒家第三代学者，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人，虽然其学术和思想尚在发展之中因而还不足以被列为正式研究对象，但有关资料的准备以及偶或为之的探讨也已开始。

    这一阶段关于马一浮（1883—1967）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毕养赛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学问方向之扭转的生命路之展示——读马一浮先生〈尔雅台答问〉》（罗义俊著，台湾《中国文化月刊》1993年第11期），《马一浮的人格境界与哲理诗》（郭齐勇著，《中国文化》第9期，1994年2月），《马一浮与儒学文化体系的重建》（范兵著，《中国文化》第9期，1994年2月），《略论陆王心学在马一浮哲学中的地位》（夏瑰琦著，《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马一浮的儒佛会通观》（李明友著，《孔子研究》1995年第3期），另外还有非正式出版的《马一浮学术研究》（毕养赛、马镜泉主编，杭州师院1995年印行）；《马一浮评传》（马镜泉、赵士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也已面世；《马一浮集》全三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联合出版，马氏著述选集则有《默然不说声如雷:马一浮新儒学论著辑要》（滕复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和《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马镜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3年春，杭州师院举办了马一浮国际学术研讨会。

    有关杜维明（1940—）的研究多是对他当时在大陆出版的几种著作的商讨，根据杜氏著述选编的《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岳华、关东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也已出版。刘述先（1934—）著述的选集《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景海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亦于同时出版，但研究论文似乎仅有李翔海的《方东美成中英刘述先合论》（《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关于成中英（1935—）研究的论文也只见到方克立、李翔海的《成中英新儒学思想述评》（《学术月刊》1993年第2期）、周炽成的《分疏·沟通·融合——评成中英的比较哲学研究》（《文化中国》1996年3月号）等少数几篇。

    到1996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虽然尚未完全结题，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则已截止。当此之时，该项目负责人方克立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理性与生命〉[1]、[2]》（《晋阳学刊》1996年第3期）。文章批评了国家课题组原成员、“后因思想观点分歧”而退出的罗义俊和另一位学者陈克艰，指出他们“公开批评‘大陆马列派’”，“无条件地认同港台新儒家”。文章还提到蒋庆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台湾《鹅湖》第170-171期，1989年8-9月）一文，并提及“所谓包容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陆新儒学’或‘社会主义新儒学’”，得出了“大陆新儒家”“在中国大陆已作为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判断。实际上，在此之前，方氏就已多次批评过蒋庆的观点，但撰写《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一文，专门对蒋氏的“儒学复兴论”予以反驳，也是在1996年。选择这一时间对蒋庆1989年发表的文章和罗、陈1993至1994年间出版的文集进行批评，固然由于“大陆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在此时“已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有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之表明态度，但也应该是方氏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十年工作得失的一种特殊的总结。从此，以国家课题组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家研究基本结束，这一研究转入一种多元开展的局面。

    （二）1997—2004：从批评“儒学复兴论”到“文化保守主义年”

    1997年及以后几年间，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由这一研究所引发的同类思潮乃至所谓“儒学复兴论”的论著时有发表或出版，除方克立在《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1997第2期）的访谈中重申对罗义俊、蒋庆等人观点的批评之外，这类论著主要还有：《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兼评“儒学复兴说”》（李鸿军，《毛泽东思想论坛》1997年第3期），《对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再认识》（李毅，《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0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李毅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在世界文化中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刘中树，《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但这些论著并未引起争论，也没有影响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继续深入。现代新儒家研究呈现出比前一阶段更加踊跃的势头。

    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出现了一批综述性论著，如《现代新儒家研究综议》（向世陵，《人民日报》1998年7月11日），《近五年来中国大陆儒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郭齐勇，《原道》第六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此著全面论述了1993—1997年大陆儒学研究状况，其中第三部分专门论述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近二十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郭齐勇，《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牟宗三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王兴国，《哲学动态》2001年第4期），《近二十年中国内地学人有关当代新儒学研究之述评》（郭齐勇，《人文论丛》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近二十年熊十力哲学研究综述》（秦平，《哲学动态》2004年第12期）。这些论著从不同视角，对此前的现代新儒家研究给予了概括的描述和评价。

    在总体及个案研究方面，这一阶段较前一阶段不仅论著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内容都有深化或开拓。总体研究除了继续深入探讨现代新儒家的渊源承传、思想特质、表现形态、发展路向、理论局限及其文化观、伦理观之外，还从宗教性、美学、诗学、⑦经子学、⑧方法学、⑨社会政治理论、⑩全球化⑾等方面，对现代新儒家思想作了发掘和阐释。一些学者还选取不同的参照对象与现代新儒家（学）进行了比较，诸如新兴宗教巴哈伊与现代新儒学在世俗性格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影响力的强弱，⑿西方后现代主义注重生命意义安顿的思想转向对于置身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基本存在境遇中的现代新儒家所造成的困境及其提供的机遇，⒀晚清以迄民国时期的儒者段正元的“中道”观与现代新儒家的“心性之学”在把握和承续儒家“道统”上的畸正，⒁等等。这些比较对于认识和评价现代新儒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研究对象和时段方面，这一阶段也有拓展，金岳霖（1895—1984）、陈荣捷（1901—1994）、蔡仁厚（1930—）、李泽厚（1930—）乃至“鹅湖系”都被一些学者纳入到研究范畴之中，所谓“后新儒家时代”也受到了关注。⒂

    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专著、论集和译著有：颜炳罡著《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黄克剑著《百年新儒林——当代新儒学八大家论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刘雪飞主编《现代新儒学研究》（《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第四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吴光主编《当代新儒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学者列文森著、郑大华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比较重要的会议有2004年4月在杭州举行的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个案研究方面，有关梁漱溟的研究较多地探讨了梁氏的儒佛观、东西文化观、人生哲学，一批梁氏传记于此间出版，美国学者艾恺的梁氏研究专著在此阶段又有新译本。此阶段熊十力研究的最大创获是由萧萐父、郭齐勇分任正副主编的《熊十力全集》九卷十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次出齐，为此，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于2001年9月举办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熊十力全集》首发式；该会议论文集《玄圃论学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论文50余篇，对熊氏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并涉及现代新儒家其他一些人物思想。其他一些论著分别研究了熊氏的本体论、宇宙论、体用思想、道家思想、唯识学。丁为祥著《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于此间面世。为数不多的张君劢研究论著主要围绕张氏的科学观、宪政观、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立论；郑大华著《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先初著《精神自由与民族复兴――张君劢思想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于此间推出。马一浮研究亦相对冷清，专著唯见滕复所著《马一浮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版），论文《马一浮的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金荣昌、马镜泉，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马一浮教育思想精粹及其意义》（朱晓鹏，浙学网）表彰了马氏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

    此阶段的冯友兰研究堪称热点。1997年10月和2000年12月，在郑州—开封和北京举办了两次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一大批研究论集和专著出版。新出传记有宋志明、梅良勇的《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田文军的《冯友兰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其他论文则或阐发冯氏的人生哲学、文化观、中国哲学史学、道家和宋明理学研究、对现代新儒学的审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思考，⑦或梳理其思想历程、考稽其理论探求、比较其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或评析其形上学与境界论的张力，一时蔚为大观。经过增补调整的《三松堂全集》共14卷也于200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钱穆研究主要围绕其历史观展开，一些论著还涉及钱氏的学术观、文化观、知识分子观及其朱子学研究。汪学群著《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和陈勇著《钱穆传》分别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1998年、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郭齐勇、汪学群编）则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贺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宋志明所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002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了贺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关于方东美的研究探讨了其哲学思想的儒释道精神；在判定方氏思想属性的问题上，胡军、蒋国保、余秉颐等学者还进行了小规模的争论。第一部方氏研究专著《方东美思想研究》（蒋国保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牟宗三研究洵为此间另一热点。作为两岸分治以来牟氏所接纳的大陆唯一的弟子，罗义俊在积极推动牟著在大陆出版的同时，撰写了一批导读性论著，并针对“后牟时代”的概念提出了“续牟时代”一说。其他学者对牟氏的师承、宋明理学研究、⑦宗教观、⑧康德研究及其与康德思想之异同、对现象学的把握以及牟氏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开展、牟氏思想学说的得失及其当下境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评论。几种牟氏传记于此间出版。1998年9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大学与台湾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鹅湖》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山东济南召开。唐君毅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是单波著《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出版，此著全面论析了唐氏的心本体论、道德哲学、人文精神论及其宗教哲学。其他论文亦围绕唐氏的“心灵境界”说发论，探讨其中蕴涵的道家精神和华严意旨。比较而言，徐复观研究亦属热点之一。有关论著探讨了徐氏的文化哲学、政治哲学、中国史学精神论、中国道德精神论、中国艺术精神论、知识分子论、现代性反思、国际政治观，评价了徐氏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思成就。⑦研究专著有萧滨的《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徐复观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论集有李维武编《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传记有李维武著《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新编选集有5卷本的《徐复观文集》（李维武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003年12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徐复观与20世纪儒学发展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

    与杜维明在大陆学界的活跃表现相应，这一阶段有关杜氏的研究也日益增多。除了宋开芝、胡传胜基于话语系统与意义系统相割裂的思维方式判断杜氏对于儒学的挖掘乃是对于儒学的“埋葬”之外，⑧其他学者基本上肯定杜氏将儒家传统注入了现代精神。这一观点通过探讨杜氏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互动说、儒家传统现代转化说、儒家知识分子论而表现出来。东方朔的《心灵真切处的体知——杜维明的刘宗周思想研究》（载《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宗周哲学之精神与儒家文化之未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透过杜氏的蕺山学研究，抉发了杜氏的“体知”说、哲学的人学思想及其天人观。郭齐勇的《论杜维明学术思想——以新出〈杜维明文集〉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则第一次全面概述了杜氏的儒学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诸论域。2004年间，有两种关于杜维明研究的专著出版。5卷本的《杜维明文集》（郭齐勇、郑文龙编）也由武汉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刘述先的系统哲学思想开始受到关注。有关刘氏研究的专著则有姚才刚的《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李翔海的《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是迄今唯一的研究成中英哲学思想的专著。

    这一阶段，一些儒学研究者基于对儒家精神的深切体认，参以对家国天下的现实感知，将研究凝炼为思想，提出了一些具有创发性的论说。如蔡德贵等提倡注重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重建的“实用儒学”，任剑涛期待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建构的前提条件之一的“社会政治儒学”，蒋庆主张以《春秋》公羊学所体现的孔子“王心王道”创设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政治儒学”，郭齐勇标举作为生命生活生存之常道的“生活方式”儒学，⑦吴光揭橥以“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⑧黄玉顺构思将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一体囊括的“生活儒学”，⑨康晓光力陈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仁政”和关涉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前途的“儒化”。⑩若稍加延展，则宋志明于2005年提出的从理论转向实践、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德性儒学”亦属此类。⑾其基本旨归都在于将儒学从学院推向社会，从理论落实到现实，从知性了解转化为德性推扩。

    2004年间还出现了一系列与儒学相关的引人注目的事件。5月，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引发“读经运动波澜”；7月，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在贵州阳明精舍举行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的会讲；9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孔子文化月”；同月5日，在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闭幕会上，70位高层人士或社会名流签署发表了旨在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高扬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捍卫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甲申文化宣言》；28日，山东曲阜举行建国以来首次由政府主持的公祭孔子大典；亦于此时，一篇署名“炎平”的《洙泗新声——新儒洙泗民间学人宣言》在网络上流传；12月，“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暨《原道》十周年会议在北京举行。所有这些表明，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从高层到民间，已经形成一股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当然不完全是由于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的影响，但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物对儒家精神的抉发、阐扬和贴近现实的积极推扩，以及近20年现代新儒家研究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则无疑是催生这一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基于对这种社会思潮的观察，一些人士将2004年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