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研究，从１９０２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始，到５０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合并或停刊止，历经半个世纪。其中流派纷呈，见解不一，但总体上看，乃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特别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层面上由传统走向现代。西学不仅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更制约着其发展趋向。

　　一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从定义出发徒劳无功，唯一的要诀是沈曾植所谓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即从学术史的变化发展找出国学的时空位置，进而把握其内涵。

　　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有三。其一，１９０２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1］。其二，１９０２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在所撰《扶桑二月记》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其三，据说１９００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这在时间上尚有可疑，因为国学扶轮社的出版活动，可查证的多在１９０５年以后［2］。倒是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至少１９０３年已经成立。尽管仍难据以断定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但似可做如下判断：１．较普遍使用近代意义的“国学”，是本世纪初的事。２．其语义的转变，直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术变化的影响。

　　西学东来与中学西传，由来已久，相互影响颇大［3］。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凭借武力全面东侵，迫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而中体西用。朝廷和士大夫对西学先进性的承认导致中国固有文化权威的动摇，这种情况在八国联军之后演变成真正的危机。一方面，“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4］另一方面，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这一变化从中国传统典籍的身价浮沈中表现得尤具象征性。有人说：“吾曩以壬寅走京师，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迨乙巳返里，幽忧索居，南中开通早，士多习于舍己从人之便利，日为卤莽浮剽之词，填塞耳目，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几几不可得。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5］这种“数年之间，扶东则倒西”的剧变，在令知识人哀叹旧学式微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种族危机意识。

　　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的言论中，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被经常提及。或者可以说，天下意识是这些人倡行国学的重要动因。顾氏《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种自先秦传衍下来的观念，本是士人对诸侯割据的一种文化超越，显示出作为文化集合体的中国，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与此相应，至少在知识人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较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6］。而国学倡导者的传统天下意识与近代世界眼光交相作用，他们说：“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7]“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8]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既标明天下重于国家的政治见解，又道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涵义。所以当时人屡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中国数千年历经分合治乱而一脉相传，“天下”的作用不可谓不大。这种与世界观念相协调的天下意识，成为近代民族竞存的重要支柱。

　　除沿用古训，近代知识人又注入新的语义。１９世纪初以来，对中国士人心中的“天下”冲击最大者莫过于泰西思想学术。其势头到２０世纪初出现三种新趋向：其一，清政府已公开表态取法欧美；其二，一些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非中国化教育；其三，中国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士子中，欧化倾向日益泛滥。这大大激发了一些人的天下意识。有的从学术与土地人种、风俗政教的关系立论，指出：“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对于吾国人士慕泰西学术之美，“乃相与联袂以欢迎之，思欲移植其学于中国，而奉之以为国学”的状况表示不满，既反对“奴隶于吾往日同洲外族之学”，也反对“奴隶于今日异洲外族之学”[9]。尽管国学倡行者的态度倾向不一，欧化风行无疑是激生其强烈反应的社会根源。

　　对文化入侵的反应不止一途，兴国学以抗西学欧化，还有学术因素的直接刺激。在欧洲，汉学研究已有几个世纪的积累，从１９世纪起，进入学院化发展阶段，法、英、荷兰等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汉学讲座、汉学系或研究院。德国则于１８８７年在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研究所，１９１２年正式设立汉学讲座[10]。不过，由于中国学者缺乏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能力和条件，除传教士带来的偶然信息外，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明显。直接起刺激作用的，是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日益为举世关注的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这个由拿破仑入侵埃及带动起来的世界性考古大发现时代，在持续了一个世纪后重心逐渐移向中亚远东。３０年间，俄国的克莱门兹、科兹洛夫、奥登堡、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鲁威德尔、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国的华尔讷、安得思等众多人士，均多次来华进行考古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所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同时也震动了国人[11]。后者了解到，欧洲学者把印度学与中国学视为２０世纪影响全球学界的两大古学[12]。上述信息，成为国学倡行者反复引证的事实，以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反衬其本土的危境。２０年代后国学研究兴盛，显然也与欧洲因一战惨烈而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寄托有关。

　　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１８８８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日本两军对垒之际，这无疑会引起大批东渡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的关注[13]。同时，日本的中国学在继承传统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学习引进欧洲近代学术的观念方法，取得长足发展，形成“支那学”与东洋学两大支，并得到欧洲汉学界的承认与重视。与对欧洲汉学的隔膜不同，中日两国学者间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尤其在汉学界，彼此声气牵动。据１８９３年赴日的黄庆澄记：“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士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曩闽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获重利者。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罗，刻《古佚丛书》一部。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古，遍处采买，得古书甚伙。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迭次搜贩。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间有一二出售者，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黄此行代孙诒让访求古书，有多部即因价昂未能购取[14]。这种情形到２０世纪初发生捩转，大批日本人来中国搜购古代文献，清末有人记载：“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青黄不接之叹。日本藏书家岁至吾国京师及吴中都会，捆载旧本经史子集与金石书画之属，不惜重赀购归藏贮，以致国朝人诗文集凡在干嘉以前稍稍有名，今无刻本，靡不昂贵，故收书甚为不易，施愚山诗文全集、鲒绮亭内外集均须三四十金，视十年前盖三倍矣。”[15]古器物亦然。据说“商界之竞以贩买中国古美术品为事，始于日俄战争告毕及日本入高丽之时，彼等之访觅骨董，能于陵墓之所藏，独具只眼，较诸本国之内地人情形更为熟悉，华美而兼贵重之唐宋两代陶器，多有自陵墓中发现者。”[16]

　　旧学而外，后起的新学术也迅速跟进。１９０２—１９１４年间，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桔瑞超等，先后三次组织中亚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考察，搜得大批文献文物，还有多人到中国东北等地考古发掘，流散到民间的敦煌卷子及各类图书也大量为日本人收购。这使得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跃进到与欧洲汉学并驾齐驱的地位，令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压力。日本朝野想方设法收购中国古代文献器物之事在各种国学刊物上被一再披露。１９０７年，江南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为日本岩寄氏收购，《国粹学报》第４４期译载岛田彦桢所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董康于跋识中特意点醒：“频年日本书估，辇重金来都下，踵项相望，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渊阁，如八千卷楼，如艺风楼，如长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前车可鉴，思之兹惧，用特印行皕宋楼源流考，以告有保存国粹之责者。”学术资源的优势与学术发展适成正比，使日本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领先一筹，直到２０年代中期，桑原骘藏评介陈垣著述时，仍认为中国史学与国际学术规范距离太远[17]。而陈垣则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只能相对叹息[18]。这样强烈的反差，激励中国学者努力奋进。厦门大学国学院发掘计划书称：“二十年来，欧美考古学者以我国有最古之文明与悠久之历史，群来东方实地考查，其研究结果之公表于世而有裨益于东方史学为世界所周知者，如斯坦因、沙畹、伯希和诸氏，其最著者也。近数年中，欧美日本大学教授及博物院代表来华调查古迹者日益多，此其故可深长思矣。”该院致力于考古发掘研究，正是要使中国的考古学“于世界学术界中占一位置”[19]。各国学研究机构建立后，强烈反对欧美、日本的学术侵略与掠夺性行为，或坚决阻止，或要求联合进行，以便监督，防止国宝外流。

　　二

　　在维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学术神经之时，近代国学的倡导、研究者并非一味固守旧轨。梁启超讲得很清楚：“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它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20]黄遵宪不赞成办《国学报》，是认为中国病在尊大固蔽，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主张“略迟数年再为之”[21]。国粹派谈到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时，也刻意强调：“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祠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层累曲折之故，有所未莹者乎。”“一言之蔽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22]。“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23]《国粹学报》在略例中特别规定：“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此态度为大多数国学倡导者研究者不同程度地信奉。激进如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坦言：“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保守如廖平，也不绝对排斥西学，时有比附之举，以显其心中西学的影子在，其弟子李俊卿说：“时当海禁初开，欧美学术之移入中土者，疏浅且薄，不足以副先生之采获。先生虽乐资之为说，而终不能于先生之学有所俾。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更精实绝伦也。”[24]更多的人虽不一定明确表态，实际研究中很少不取法借鉴西学者。

　　国学倡导者的出发点最初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求养成国民的爱国心，所以强调抱残守缺，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此后，西学的精密系统日益影响其学术兴趣。国学保存会每月开讲习会，商量旧学，相互切磋，并请刘师培担任正讲师。与守旧学者不同，国学倡导者大都从事新式文教事业，从私人书院式传习转向凭借近代大众传媒。而对这一舶来品版面的模仿，很容易引起固有学术表述形式的改变。从传统札记变为近代学术的标志——论文，以《国粹学报》为最早[25]。该报从第５年起，政论性社说明显减少，而以学术著作为替代。第６年更取消社说，代以纯学术的通论。国学保存会还准备开设国粹学堂，因经费不足而罢。但所拟定的学科预算，清楚显示出近代国学的内涵与旧学大相径庭。其学制为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26]，至少形式上与旧学分科截然不同，采用了西学的分类法。

　　国学保存会对后来的国学研究影响极大，或者说，它显示了近代国学研究共同路向的基调。从清末到民初，有章太炎开办于东京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章氏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１９１１年北京、１９１４年日本），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吴仲、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１９０８年北京），陈尔锡、吕学沅等人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１９１４年东京、北京），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１９１５年上海），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统治者方面，张之洞等亦主张保存国粹，倡设各省存古学堂及古学院，还有人奏请设立国学专门学堂[27]。这一时期的国学，从主张、章程、科目看，抱残守缺的一面更为凸显，但也吸收西学。东京国学讲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28]王国维更直接反对言学者有新旧中西之争，“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指争论者为不学或不知学之徒。他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29]官方倡导，虽被斥为“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30]，而且张之洞确有重守成轻研究之意[31]，但以国学为专门，本身就是对西学影响的回应。一些青年如顾颉刚；显然为此吸引，决心编撰《国学志》。

　　２０—３０年代前期，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成为时尚。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不仅青年后学踊跃投考，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专门杂志和出版社纷纷出台，一些报刊则特辟国学专栏，以论文、专著、教科书和丛书的形式发表了大量国学论著；既有的国学倡导者仍继续鼓吹，一批少壮新进之士又加入行列；标榜国学的学术性结社明显增多；回应者除集中于京沪外，还扩展到西北、东北、闽粤及香港等地。

　　由五四新文化鼓动起来的国学热潮，一开始就与从欧美输入的科学主义联袂而至。毛子水发表于《新潮》杂志第１卷第５号（１９１９年５月）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直陈国故学是现在科学的一种，“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才可以去研究国故”，“科学的精神”是研究国故学的根本。虽然清代汉学家的方法也有科学的精神蕴含其中，但那是不自觉的，“最容易有弊”。要将不自觉转变为自觉，应当取法近三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精神，即欧西文明[32]，也就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说：“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33]然而，在欧化热浪中，胡适的这一点理性仍被斥为“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为了免于误导青年的罪责，胡适后来表示“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声称自己不存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中寻求天经地义来安身立命[34]，而是要“捉妖”和“打鬼”，“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以国故学者判断旧文化无用的结论，“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知识和新道德”[35]，并宣称国学是条“死路”。这样，整理国故实为“介绍欧化”的前驱。受此影响，在世界潮流面前有落伍之感的部分南社社员组成新南社，“愿一弃从前纤靡之习”，一面“整理国学”，一面“引纳新潮”[36]。

　　对于胡适等人的科学，章门弟子的《国故月刊》固然不满，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也不以为然。这个以归国留学生为核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同人杂志，与胡适等人争论的焦点其实是输入西学的正统和研究学术的纯正。其简章规定，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应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37]，隐指胡适派的伪西学或伪学术。两派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由此升温的国学热，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引起连锁反应。自１９２２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厦门、燕京、齐鲁和东南大学等校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厦门、东北、西北、大夏、中国、齐鲁、正风等大专院校成立或改建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在１９２８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甘肃教育厅提出《融合并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案》，要求从融合五族文化入手，巩固共和。其八项办法中的两条，一是大学院设立国学研究所，以整理国故；一是全国各大学均设国学专科[38]。

　　学术上最能体现国学与西学关系的，当属国学研究所和国学院。其建制按照近代西学分类设科，其研究方法与课程遵循国际学术范式。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５个研究室，并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以贯彻其学术宗旨。清华研究院国学科融合中国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39]。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确定的国学范围是，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美术[40]。东南大学国学院计划分科学、典籍、诗文三部，从学说、图谱、器物三方面，运用各种相关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思想学术、文学、诗词曲剧、美术、天文数学、法制、经济学、交通及国际交通、农商工业、哲学、教育、宗教风俗等历史现状[41]。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分中国哲学、史地、文学、社会经济四科[42]。厦门大学国学院筹备之际，该校文理商教各科主任均参与其事，结果所订章程囊括一切，分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哲学、文学、经济、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等１４组，后招聘到北京大学国学所的几位骨干，组织上基本继承北大风格，设语言文字学、史学及考古学、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等５组，并组织风俗调查会[43]。这些设置，均突破了传统学术七略、四部等分类，体现了近代西学的精神。

　　形式改变，是内容变化的表现。国学虽是中国固有学术的代名词，机构却是现代教育组织的一部分。各国学院校系所的课程均增添西学，即使传统科目，也依据现代学术规范重新编排。厦大国学系要求选修普通发音学、比较语言学、修辞学、英国文学史、西洋美术史、人类学、美学概论、印度和泰西哲学。齐鲁大国学系增设了逻辑学、文学史、文字学、修辞学等课程。中国大学国学系在吴承仕的带领下，改革课程，增设了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西洋文学史、新俄文学选读及由新学者讲授的中国历史哲学课。就连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其学生所开列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也有常识一类，包括史地学、哲学、论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心理学、数学和英、日文[44]。

　　研究机构的课程设置与指导学生更接近国际学术规范。被胡适称为可以代表“‘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之精神的北大国学门，有林玉堂开设的“中国比较发音学”和“标音原则”班，讲解以国际音标注国语及方言的方法，考定中国重要方言的音声。其方言调查会宣言书特意指明中西治学方法不同，“今日方言调查范围，非仅区区训诂学中之一事，而实为与音韵学、殖民史、印度支那语言学等不可分离的一种研究。”[45]而风俗调查会将风俗调查视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46]，并批评一般人对这门学问的轻蔑[47]。古迹古物调查会认识到考古学范围广，发展会员时特别提出：“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动物、化学各项专门人材协力合作。”[48]清华研究院目的有二：一是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二是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49]。考试科目除经史、诸子、文学、小学外，有世界史、统计学、人类学、西洋哲学、中国哲学、普通语音学、心理学、声学、数学，以及东西交通史、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和多种外国文，普通演讲和指导科目则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东西交通史、普通语言学、方音学、现代方言学、人文学、考古学、人体测验等。厦大国学院成立时，主任沈兼士认为：“现时欲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始有真确之可言”[50]。该院师生的选题均偏重上述方面。

　　对于中国固有学术，国学研究者在继承干嘉汉学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吸收欧美现代学术的方法，扩展视野，建立规范，创造出“新国学”或“适应新潮的国学”。当时尚在留学的刘复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而闹复辟！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51]甚至干嘉汉学也遭致批评。日本学者注意到，“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52]胡适曾经感叹道：“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on）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53]胡适对中国固有学术的轻易否定多少是出于自辨，而所说欧洲学术对国学研究的冲击，则大体不错。与欧美日本考古学、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发达的情形相对应，国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领域，几乎都与这些学科相关联。１９２３年胡朴安在总结国学发展趋势时指出：“顷岁以来，隐忧之士，鉴于国学之衰落，以为国学将绝也，而不知国学已动复兴之机。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因欧洲哲学之影响，研究诸子学者日多；因欧洲言语学之影响，研究六书学者日多；因欧洲美术学者之影响，研究群经古史学者日多。不过草莽初群，而口径未分，孚甲已萌，而灿烂未现。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之。”[54]被陈寅恪称为中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的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正，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即体现了中西学的融会贯通。北大《国学季刊》编辑略例规定：“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予以相当之地位。”该刊虽文言与白话兼收，但一律横排，并用新式标点，开一代新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欧洲汉学的影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