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管是今天的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实际上，在今天的物质需求已不成问题之后，人们的剩余收入与财富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如何安排好未来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在收入能力达到如今的高度后，人们没必要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当然更希望用各种证券市场安排未来的生活需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艰难，这一点基本是共识。实际上，在政府管制多得让人寸步难行又没有可靠的法治的情况下，人们对金融交易当然会缺乏信心，金融市场难以深化就不奇怪了。虽然从眼下的状况看如此，但从长远发展趋势看，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中国金融业的潜力巨大。

    为什么金融业的潜力极大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呢？这不仅可以从企业融资、把未来收入流作金融证券化的角度来理解，融资与证券化当然为金融业创造许多商机，但更重要的发展潜力来自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变迁以及不断深化的城市化，这些社会转型正在逼迫人们减少甚至放弃对儒家“孝道”文化的依赖，转而依靠正式的保险与其它金融证券市场，由市场逐渐取代家庭为个人提供经济保障。人们正在发现各类保险与金融品种是更可靠的养老和保障未来生活需要的手段，而且也能给个人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增加长者的个人尊严。

    再换个角度看，我们意识到，过去28年的发展重点是制造业、养殖业和种植业，是解决当下的生活需要问题，到今天，当下的物质生活已基本解决，收入也有剩余。解决今天的消费问题之后，经济发展的重点当然是要解决好未来的生活问题，要规避各类未来风险，而这恰恰是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的所在。因此，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重点必然是金融业。相关的制度必将被改革，否则无法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

    儒家“孝道”文化在历史的中国

    为什么中国人的未来生活保障不能再靠儒家“孝道”文化，而是靠金融市场取而代之呢？以“孝道”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将逐渐终结，这一趋势不会因我们个人的偏好而改变，而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决定。为理解这一点，我们看到，人自出生开始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即所谓的物质生活；另一种是心理或说精神需求，即所谓精神生活。就生存需要而言，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应该第一，精神生活其次。

    除了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同样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满足未来的生活需要，而未来又可能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各类担忧，包括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从优先次序讲，当然是先满足今天的生存需要，再尽量规避未来的风险。在今天的需求得到满足并出现剩余之后，人必然把重点放在规避未来的风险上，这就是金融市场交易的作用所在。人类发展的进程大致如此。

    在农业社会里，虽然对多数人来说物质产出难有剩余，但温饱基本能解决，所以当天的消费挑战能勉强应对，但因为生产力还没高到有太多剩余的程度，所以农业社会的人们还顾不上用金融产品来规避未来的生活需求。事实上，农业社会里的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金融品种，所以，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在家庭、家族内部成员间以及长晚辈之间实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等隐性经济交易，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换句话说，那种社会里，经济问题往往通过小范围内的社会组织，而不是通过广泛的市场来解决。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为了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养老以及意外事故而进行跨时间空间交易时，必然有一方或几方先付出，然后在未来某个时候或发生某种事件时另一方给以回报，这是一种信用交易，涉及到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事件状态之间的经济支付交易，这就要求双方有极强的信任基础，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能有补救的办法，否则没有人愿意把辛辛苦苦赚到手的收入付给另一个人，没有人愿意加入这种交易。也就是说，信用交易必须以可靠的契约保障体系为基础（契约可以是隐性或显性的）。

    在没有发达法治的农业社会里，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另外，像2500年前由孔孟推出的儒家“孝道”及相关价值体系，即是增加家庭内部隐性交易安全的进一步保证。换句话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以及其它金融品种的前提下，“养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风险的手段，而儒家“孝道”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

    由儒家“孝道”文化支持并以儿女作为具体载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的确在中国持续了2500年，之所以这套体系能维系这么久，其原因大致如下。第一，土地以家族所有，长辈掌握了土地分配权。对于2500年没有走出农业的中国社会来说，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存力。因此，长辈的土地支配权让后辈想不“孝”也不行，这当然能保证代际间的隐性利益交易，让长辈在儿女身上的投资有回报。第二，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工业欠发达，商业也有限，对多数人而言，可能交易的金额会非常小，利益交换的规模非常有限，因此，在传统社会里，“违约不值得”，基于家族和“孝道”文化的信用交易体系一直“够用”，不需要成本更高的外部法治体系。第三，在铁路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中国之前，除了马车和水路运输外，跨地区交通非常艰难，地区间的人口流动非常有限。只要大家都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村，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孝道”、“守信”。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孝道”文化在2500年里基本能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靠的、以“家”为基础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

    社会转型让“孝道”文化成为历史

    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家”的经济交易功能日益淡化，“家族”作为非正式内部金融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弱了呢？为什么基于儒家“孝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许多人说是由于现代人道德沦丧所至。—— 这也许是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正在把“孝道”文化体系给淘汰，其原因又因城市和农村有别。我们先从以下两方面看农村的变化。

    第一，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族、家庭的长者不再有给后代分配土地的权力，族产空空，因此，长者对后辈难以有约束力。除非恢复土地私有制，否则传统长者的“威慑力”难以再现，“孝道”与“家规”就无“刚性”。

    第二，种田已不再是致富的路子，非农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这意味着大家都去非农打工，背井离乡往城市移民。今天，中国以每年约1%的速度在城市化，相当于每年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以笔者在湖南的家乡为例，全村350户家庭中，有75%的家庭有儿女常年在外地城市工作、生活，其中一部分在外地有正式户口，即使没有正式户口，不少已在外地安居。这些年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讨论得很多，这当然是好事。从另一方面看，在子女相继离开农村后，留在家乡的父母长辈的养老与保险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子女移居外地，儒家“孝道”文化的约束力已相当弱。因此，在农村，基于儒家“孝道”的传统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农村如此，在城市，儒家“孝道”文化更是靠不住，养老与保险只能靠金融市场。首先，城市人没有农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所以这条路不通。其次，城市人因工作迁居异地的现象已非常普遍，人口流动是常规。记得在80年代初到上海出差时，由于周围的人都讲上海话，笔者基本不敢开口讲话，怕暴露自己的湖南口音；但今天到北京、上海等地就不用有这种担心，因为周围的人相当多也是外地人，即使他们听出你的外地口音，也无所谓。跨地区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后，家庭、家族内部的经济交易越来越难以执行，代际间和亲戚间的信用交易越来越不安全，“不孝”、“违约”的频率日益上升，“孝道”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因此，不管是今天的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

    实际上，从经济收入或者说生产力的角度讲，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人们的产出能力不高、没有足够的剩余去自己安排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农业社会的人是“迫不得已”靠“家庭”实现养老、保险等经济交易，并不得不接收阉割个性的儒家“孝道”文化。但是，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过程，经过近150年的努力已使中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物质生产是史无前例的丰富，现代工业、农业已解决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挑战。但，在解决了今天的物质需求之后，人们的剩余收入与财富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如何安排好未来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在收入能力达到如今的高度后，人们没必要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当然更希望用各种证券市场安排未来的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