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的人，多力求博大精深，但这并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要说是原创。能够在某个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人，会被载入史册的。在现实世界中，原创性的成果要么被许多人终生地理解和阐发，要么由许多人想方设法地化为现实，可见原创的确是荣光的。世世代代的学人并不少，载入史册的却是少数。学问的世界似乎也像战场，不知有多少普通的学者像普通的士兵一样，成就了将军一般的思想和科学巨子。这是残酷的，却也是正常的，因为原创性的贡献毕竟不是只要主观努力或者只要环境优良就能实现的，除了学者个人的资质、理想、努力以及环境的支持，还需要天赐的灵感和悟性。

学者个人的资质是重要的。任何领域都对人的资质都有自己的需求。比如，交际就需要开朗，经商就需要精明，打仗就需要勇敢。做学问自然也会对人的资质有特殊的需求，至少思维的敏捷、深刻和广阔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要做出原创性的贡献，还需要过人的悟性和洞察力，这就只能依靠天助了。当然，学者还要有理想。这里的理想不仅仅是个人人生范畴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在学问范畴的理想。只有学问上的理想才是较为纯粹的和目的性的，人生的理想则可能会使学问上的成就成为工具。所以，指向事业本身的理想最能够把一个人引向事业的顶峰。就事业而言，商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在正当的渠道里一本万利；军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学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在自己所处的领域中做出原创性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资质，有了远大的理想，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勤奋，一个学者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几率就很高了。若有天赐的灵感，也就大功告成。

说了这么多，什么是原创性的工作呢？要言之，就是提出和解决前人没有提出和解决的问题。这又有三种情况：

一是提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如德国数学家歌德巴赫，1742年6月7日写信给当时的大数学家欧拉，提出了以下的猜想: (a)任何一个>=6之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奇质数之和。 (b) 任何一个>=9之奇数，都可以表示成三个奇质数之和。欧拉在6月30日给他的回信中说，他相信这个猜想是正确的，但他不能证明。

二是解决了别人提出的问题。如挪威的布朗（1920）、德国的拉特马赫（1924）、 英国的埃斯特曼（1932）、意大利的蕾西（1937）、苏联的布赫夕太勃（1938）、苏联的布赫夕太勃（1940）、匈牙利的瑞尼（1948）、中国的王元（1956，1957）、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1962）、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1965）、意大利的朋比利（1965）、中国的陈景润（1966），虽然没有提出歌德巴赫的猜想，却先后对这一猜想进行了自己的证明。虽然至今也没有最终彻底证明歌德巴赫猜想，但它们所作的都属于原创性的工作。

三是提出并解决了前人没有提出的问题。这样的事例就数不胜数了。尤其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由于一般不会面临数学上的困难，一旦问题被提出，也就解决了一半。

有人说过，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并不能告诉人们不知道的东西，他们的原创性工作，就表现在能够察常人所未察，发常人所难发。学者一说，常人就知道，学者不说，常人就永也许意识不到。人文社会学科的原创，相当于创作。哲学家冯友兰就这样认为。他把学者的工作分为两种，一种是“照着说”，另一种是“接着说。”他最初治中国哲学史，自认为是“照着说”，后来进行“哲学创作”，自认为是“接着说”。实际上，“照着说”也是很必要的。“照着说”，在认识上并不是简单的劳动，这方面的学者，必然要运用专业化的方法，应用理论的标准，从杂乱的原始资料中理出头绪。不过这又的确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思想的原创。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那些原创性的“接着说”，“照着说”也是不可能的。

要做出原创性的贡献，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做学问的人需要认识到思想创造和学术研究的区别。说实话，这两者有时候很难区别，尤其在现当代社会，学术已经成为一种事业，并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学术界。学者们的思想创造常常发生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在学术界相互交流和碰撞，有时也可以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可是，如果要进行原创性的思想创造，我们还是要认真地区别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这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思想创造者是以真实的世界为对象的，而学术研究者是思想文本为对象的。以教育研究为例，真正的教育学原创只有可能发生在以真实的教育活动、教育事业和教育思想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之中。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是实在的教育状态，教育思想是观念的教育状态。如果我们从对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的研究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就属于教育学原创；如果我们从对教育思想的思考中获得了启发进而走进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就属于原创。反过来，从对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的研究中没有获得新的思想，从对教育思想的思考中不能获得超越原有教育思想的成果，莫说原创，甚至跟“有一定的创造性”也难有瓜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