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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前期的“吏治与文学之争”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6-12-04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一文中论及开元前期姚崇贬斥张说等人的原因时指出:“这主要的原因,较为明显地,是为了使玄宗的皇位更加安定。但是,在骨子里面,姚崇和这些功臣中间的互不相容,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汪先生的说法影响很大,其实却不无可议之处:

      首先,姚崇及其继任者宋璟都不是吏道出身,姚崇虽然由门荫入仕,却是因应制举“下笔成章科”登第后才步入上层的,这与张说应“词标文苑科”为第一名而入仕的经历十分相似,宋璟则是进士出身,与郭元振、魏知古、赵彦昭相同。

      第二,姚、宋虽然富有政治才干,却并不以长于吏道著称,史称“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资治通鉴》卷214)《大唐新语》卷一《匡赞第一》说:“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初元(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柳芳《食货论》,《全唐文》卷372)

      第三,姚崇的确有一定行政才干,《旧唐书·姚崇传》说:“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但他并未因吏治与文学的观点不同来贬斥张说,他之所以将张说等人排斥出朝,主要原因乃是汪先生所说的为了巩固玄宗的统治。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新唐书·姚崇传》云:“(姚崇)资权谲。如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张说私自与岐王交结,犯了唐玄宗的大忌,姚崇抓住这一契机,将张说贬出朝廷,既巩固了玄宗的统治,又报了个人的私怨,然而这与吏治与文学之争并无直接关系。

      第四,姚崇、宋璟执政期间,不但没有反对文治,还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建设,如开元三年起,令褚无量、马怀素等整理内库及秘书图籍,数年后,方告成功。

      第五,这一时期的政治,总的说来比较开明,文人的狂态得以尽情展示并被社会所宽容。此时出现了两大狂人,一为王翰,一是王泠然。王翰于景云元年举进士,次年就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云:“开元初(按: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开元初”为“景云初”之误),宋璟为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大革前弊,据阙留人,纪纲复振。时选人王翰颇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陵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从愿潜察获,欲奏处刑宪,为势门保持,乃止。”宋璟并未惩治王翰,更为有趣的是,王翰相继得到张嘉贞和张说的礼遇。《旧唐书·王翰传》:“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礼接甚厚,翰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张嘉贞担任并州长史在开元四至五年。《旧唐书·王翰传》:“张说镇并州,礼翰益至。会说复知政事,以翰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迁驾部员外。”王翰工诗文,与张说、张九龄、苏晋、祖咏、胡皓、杜甫等人均有来往,张怀瓘评其为“朝端英秀,词场雄伯”(《文字论》)。张嘉贞、张说礼遇王翰,即发生在姚、宋执政这一时段内。王泠然“学为儒宗,文为词伯……所著篇什,到今称之,洛阳为之纸贵。”(佚名《唐故右威卫兵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序》)开元五年进士及第,他及第的当年,作《与御史高昌宇书》,便已狂态毕露:“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而不可以富贵骄人,亦不可以礼义见隔。且仆家贫亲老,常少供养,兄弟未有官资,嗷嗷环堵,菜色相看,贫而卖浆。值天凉,今冬又属停选试,遣仆为御史,君在贫途,见天下文章精神气调得如王子者哉?实能忧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贵,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幸有馀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顶上相戴。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高昌宇的态度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时人对王泠然这种狂态显然不以为异,可能还会比较欣赏。《唐会要》卷七五《藻鉴》:“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为吏部侍郎,拔擢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数年,登礼闱,掌纶诰焉。”《旧唐书》卷一百《王丘传》说王丘:“典选累年,甚称平允。擢用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皆称一时之秀。”王泠然开元八年应书判拔萃科中式,任太子校书郎。

      第六,张说被贬岳州,常与文人唱和,宋璟路过此地,也参与其事,对于张说岳州唱和,姚、宋并不介意,而当岐王范与文人在长安酬唱时,他们就不能置之不理了。宋璟对李邕的态度也值得注意。李邕是著名文人,在武则天时即有狂名,自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开元三年,擢为户部郎中。邕素与黄门侍郎张廷珪友善,时姜皎用事,与廷珪谋引邕为宪官。事泄,中书令姚崇嫉邕险躁,因而构成其罪,左迁括州司马。”(《旧唐书·李邕传》)开元六年,宋璟奏称:李邕、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渝、硖二州刺史。……从之。”(《资治通鉴》卷212)应当说,宋璟的处理方式还是很有分寸的。天宝年间,李白、高适、杜甫都曾与李邕有过来往,李白有著名的《上李邕》诗,杜甫有“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句,也都十分狂傲。可见姚、宋时期文人政策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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