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圆读通鉴随笔十】——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智伯亡）三家（魏赵韩）分智氏之田，赵襄子（就是那位三年“训简”不离身的无恤）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以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 第15页

　　豫让为报智伯之仇两次击杀赵襄子，均未成功，他为了刺杀时具有隐蔽性，“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这种自残行为，体现了一种侠义的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败告终。司马光对此事不愿张扬，略写之。而在另一司马那里，豫让的故事却很有生气，这就是司马迁的《刺客列传》。

豫让是所谓“士”也，他提出了“士”的两个标准：①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②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为知已者死是一种理想的生存价值。知遇之恩，对于士来说，是报不完，必须以死报之的。这种精神沉淀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当中，挥之不去。

　　豫让还用生命为“士”确立了这样的性格，就是守诺，守节，讲义气。豫让要为智伯报仇，是目的；彰示忠诚，“以愧天下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恐怕是更高层次的目的。可以想见，智伯死、晋亡之后，那些旧臣是怎样摇尾乞怜，求欢于新主子的，这种变节行为，豫让目睹了许多，可以说，他对这些变节分子的切齿之恨，是大于对赵襄子的杀主之仇的。所以，他并没有为了刺杀赵襄子而不择手段，尤其是绝对不搞什么假投降。他认为，作为死士，只能承诺一次，就象节女只能出嫁一次，不论什么目的，这是绝无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为对新主子也是“背叛”，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况真正的另求新主。豫让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神圣原则的。

　　豫让剌杀赵襄子，是为了羞煞变节者；他对赵襄子的人格是尊重的，反过来，赵襄子对豫让也是尊重的，因为尊重他是真正的“义士”，要“谨避之”，他们是为“公义”而战的，个人之间是英雄爱英雄，惺惺相惜的。这种政治风度让我们感佩至深。士是尊重游戏规则的，一句“各为其主”可以化解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所以赵襄子因痛恨智伯而“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在豫让看来并不意外，杀之也就罢了；但对“怀二心”者的恨，是无法原谅的，不存在今天我们常挂在嘴上的“理解”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剌客列传》这样写到：豫让在第二次行动失败后，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节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得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

　　在《史记》中，豫让是在“报仇”之后，自杀而死的。这与《通鉴》不同，我喜欢司马迁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