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精神，就是一种有品节又有涵养的精神。以宋诗中坚人物为例。东坡因所作诗文被控告为讽刺朝廷，逮捕入狱。出狱不久，作《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讽刺的锋芒，直指朝政，体现了政治上的道义感和不屈不挠的品节。山谷因党祸牵连远谪黔州，途中作《竹枝词》：“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在忧患之中，充分显示了一种至大至刚的品节。陆游临终作《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是体现了一种超越于生死的爱国情操，这可以说是宋人品节的最高体现。不过，宋诗的精神还不仅是有品节，而是既有正直刚强的品节又有宽裕从容的涵养。东坡贬到海南，北归途中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辕轩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身处忧患，而从容乐观，始终如一。没有深厚的学养陶冶，是不可能有这样光明宽广的内心世界的。山谷从四川贬所放还，在江陵作《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表达对政治的关怀和对朋友的思念，是至性真情和人文涵养的整幅呈露。其四云：“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提出不论派别、实用人材以拯救国家的见解，这一公正和深刻切合当时政局的见解，是出自一位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也足以见出他的深厚涵养。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劝勉辛弃疾以国仇为重，无须计较个人恩怨，体现了同样深厚的涵养。

　　南宋一代诗歌高扬的民族气节，是宋诗精神的大提升、大发展。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二首》：“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回首两朝俱草莽，驰心万里绝农桑。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眥穿胸不汝忘。”再如吕本中《兵乱后杂诗》、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李清照《绝句》、范成大《（燕山）会同馆》、文天祥《扬子江》、《过零丁洋》、谢翱《书文山卷后》、林景熙《闻家则堂大参归自北寄呈》、郑思肖《二砺》等，这些诗歌所充分显示的民族气节，是南宋诗的真生命、真精神。文天祥《正气歌》起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终云“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尤其深刻地说明，天祥视死如归的气节与涵养，得力于文化传统的陶冶。

　　宋诗的情感思想内容，与宋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宋代的经济，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以及城市的发展，都超越了唐代。宋代政治，完全实现了庶族化、文人化。士族门第不再存在了。科举录取名额和政府官员总数，比唐代增长了数倍。广大庶族士人空前广泛地参加了政府。宋代文化，全面地走向新的高度。宋代儒学，以周敦颐为首倡者，发明先秦儒学，重建思想传统，彻底扭转了从魏晋到唐五代佛学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占了上风的状况。宋代史学，以司马光为代表，体现了深刻的政治道德感，和宏伟的通史与通识气魄。宋代文学，自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在散文、诗歌和词三方面，都别开生面，取得鼎足而三的辉煌成就，足以与唐代文学媲美。宋代艺术，以山水画、文人画、书法为代表，也有崭新的发展。确实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⑶也确实如《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所指出的，在宋代，“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的”⑷。从宋代文化的成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创造乃是宋代的时代精神之一。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条件的优越，宋人的人文教养程度普遍提高，人文生活氛围也愈益浓厚。中国文化传统的终极关怀，本来是社会现实。宋人不可能不关心社会现实。但是，由于北宋频繁剧烈的党争文祸的压力，迫使他们在诗歌中更多地反映个人的生活，而较少地反映广大的社会。同时也应当指出，宋诗在体现自我的人文修养、精神品格上，是传统诗歌内容的一项发展。南宋诗歌高扬的爱国精神，更是对宋诗内容足够有力的充实。

　　宋诗重品节涵养的精神，是宋代士人风气的反映。唐代士风，以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为主要方向，应当充分肯定。但也无须讳言，唐人究竟是向外用力较多，浪漫气质浓厚，自我持守则有所不足。一般士人不以干谒为耻。安史之乱以后，投靠藩镇、依附宦官的现象并不是极个别的。五代士风败坏至极，社会道德也沦丧殆尽。北宋前期，一大批志士仁人奋起，提倡品节，以身作则，逐渐振起士风，改变社会风气。范仲淹、欧阳修，尤为其中转变风气的领袖人物。所以史称范、欧“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考。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⑸。宋代士风，就总体论，确实具有一种群体的自觉。建立道德人格主体，成为广大士人的共同志向。注重品节，成为宋代的又一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对宋代诗人有深刻的感召。山谷对范仲淹就非常敬佩。其《跋范文正公诗》说：“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正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山谷《书缯卷后》提出：“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山谷实践了自己的人品标准。史载山谷任国史编修官，“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摘千馀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据依，所馀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⑹。他如陈师道、杨万里、范成大等，都是有气节之士。多数优秀的宋代诗人，都是有品节涵养的人。这就是宋诗精神的根源所在。

　　宋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淡朴、瘦硬而有味，是宋诗的总体风格。自然意象的淡化，人文优势的提升，规范了宋诗淡朴无华的基本风貌。崇尚品节的精神，艺术上的刻意求新，决定了宋诗瘦硬通神的风格要素。富于人文修养的情致，则产生了宋诗渊雅不俗的独家风味。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是从《诗经》以来自然意象长期演进顺理成章的结果。宋诗改变了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也就改变了盛唐诗的审美取向。宋诗之美，不仅在于自然与人文意象之美，而且在于一种风致美。在宋诗，风致是人文情趣的体现，是品节涵养的呈露。宋诗以人文情怀、品节涵养的内容，改变了盛唐诗进取精神、浪漫情调的内容。从这些方面来看，宋诗确是一次深刻的变革。但是，从诗言志的大传统，从为人生而艺术的大方向来看，宋诗与唐诗仍然是一个血统，是民族文化母亲所生的嫡亲姊妹。

　　宋诗的成就，当然也是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分不开的。规律的作用，常常是通过典范的影响来实现的。宋代诗人真正的典范，是陶渊明、杜甫。韩愈以及其他唐代诗人，尚在其次。对渊明的再认识、再发现，功劳就在宋人。林逋《省心录》，首先推崇渊明的“名节”。从此，梅、欧、王、苏、黄、杨、陆等优秀诗人，对渊明都怀有一片极亲切又极景仰的深情。东坡晚年逐首追和陶诗，是宋诗史上一件大事。可是也不能忽略了渊明对山谷的深刻影响。山谷《宿旧彭泽怀陶令》云：“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解疑》：“昔陶渊明为彭泽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谓临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临人而无父母之心，是岂人也哉！”《题意可诗后》：“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从这些诗和文，可见山谷不愧是渊明人品、诗品的知音。清盛炳纬《山谷全书序》说山谷诗“孕育于彭泽”，陈澧《辨疑》说山谷“祖陶宗杜”，都有一定的见地。渊明的品节和平淡而有至味的风格，真正是宋人心中所认同的理想典范。对渊明的再认识，不是由唐人而是由宋人来完成的，这绝非偶然。

　　宋诗的成就，是宋人创造精神和顽强毅力的结果。清蒋心馀《辨诗》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这是体会到宋人甘苦的话。面对唐诗那样辉煌的成就，那样“权威”的传统，宋人敢于突破传统，开辟新天地，这就证明了他们的胆识。上文说到，重创造是宋代的时代精神之一。没有这种精神，就谈不上宋诗的产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山谷哥哥黄大临说：“鲁直旧有诗千馀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陆游今存诗近万首，创作量之富，是诗歌史上的第一人。从这两个事例，可见宋人对诗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顽强毅力。宋诗留给后世的历史教益，是多方面的。

　　唐诗与宋诗的存在，早已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事实。但是事实上，欣赏唐诗比较容易，欣赏宋诗却比较困难。在诗歌的王国里，一种新的心理建构也并不那么容易。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唐诗，好比浓妆之美。宋诗，好比淡妆之美。或爱浓妆，或爱淡妆，固难强求一律；然而二者各有独特的美，则是不容否认的。

　　注释

　　⑴详见邓小军《论盛唐诗的特质》，载《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⑵《宋史"陈师道传》。

　　⑶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⑷《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27页。

　　⑸《宋史"忠义传序》。

　　⑹《宋史"黄庭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