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特质，是借助自然意象、发挥人文优势，以表现富于人文修养的情感思想。所谓人文优势，是指相对于自然意象而言的，来源于人文生活、人文传统和人文修养的诸种艺术手段的优势。这些艺术手段包括来自人文生活事象的人文意象，取自人文传统资源的语言材料即典故，以及出自哲学、政治和人生修养的议论。盛唐诗的特质，则是借重自然意象优势，以表现积极进取的情感思想⑴。比较盛唐诗，宋诗的特质无论就其整合还是就其有机构成而论，都具有新质。

　　人文意象在宋诗中提升到突出的位置。习见的人文意象有书籍、绘画、书法、印章、纸、墨、笔、砚、服饰和茶。这当然与宋代文明的长足发展有关，同时也与宋人的性情品格分不开。诗人描写人文意象，往往是借以抒发一种热爱人文文化的情怀，一种优游涵泳于人文生活之中的风致。以书为例。黄山谷《郭明甫作西斋于颍》：“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书，是培养子弟的传家宝。陈师道《绝句四首》：“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读好书，是人生最为美好而又难得的一份乐事。盛唐人所欣赏的是：“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他们所向往的则是：“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唐人与宋人的生活美，是这样的不同。魏野《清明》：“昨日邻翁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晁冲之《夜行》：“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刘克庄《记梦》：“纸帐铁檠风雪夜，梦中犹诵少时书。”这些诗，写照了一代宋人的读书生活、情趣志向和书生本色。书，与宋人全幅人生，乃有不解之缘。

　　再以茶为例。山谷《双井茶送子瞻》：“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唐宋诗人都喜欢酒，但宋人似乎更喜欢茶。酒在唐人，象征着激情、浪漫。茶在宋人，则意味着淡泊、雅致。

　　人文意象在南宋爱国诗中颇为突出。以陆游诗为例。《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敢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凉州女几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蜡丸、文书、服饰三种人文意象，都凝聚了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深沉的爱国情感。同时，陆游写农村生活，也常突出人文意象。《游山西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箫鼓、衣冠，象征着淳朴的古风，特别为诗人所喜爱。《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时的赵家庄，完全沉浸在一种历史文化的氛围里，这不能不深深打动诗人的人文情怀。

　　典故是人文传统的信息载体，用典是一项古为今用的语言艺术手段。宋诗用典之多，超过了唐诗。这固然与宋人读书多有关，但更与宋人的人文情趣息息相关。用典的妙处，在于增添诗歌语言的渊雅风味。宋诗用典，大致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借以深化所要表达的情感思想。山谷《戏赠米元章二首》：“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下句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王）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用这一典故，便更加生动、更加深刻地表达出对元章印品的酷爱。二是借以寄托尚友古人的人文情怀。东坡在海南作《新居》：“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化用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意，表现出对渊明的深刻认同。此外，宋人还喜欢用本朝故事的“今典”。谢枋得《求纸裘》：“宁持龚胜扇，不著挺之绵。”下句用陈师道故事：“师道与赵挺之友壻，素恶其人。适预郊祀行礼，寒甚，衣无绵，妻就假于挺之家，问从所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⑵枋得借师道刚直不阿的品节，托喻自己的民族气节。当然，宋诗用典过多，以至于滥，又是一个弊病。

　　议论也发自人文修养，是抒情的延伸与深化。宋诗中的议论，大致可分两个层面。一是政治层面的议论。王安石《桃源行》：“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明妃曲》：“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些议论，表现出诗人对历史文化的卓越识见以及执拗倔强的个性特征，笔端带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很出色。二是人生哲学层面的议论，即人们常说的理趣。东坡《题东林寺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朱熹《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都能启示人生的哲理，增添生活的智慧。宋诗好议论，富理趣，是时代风气使然。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载：“太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从这个有趣的故事，可见宋人喜欢哲理，风气开得很早。与西方哲学重分析重抽象不同，中国哲学重体认重具体，总是落实到人生。所以中国的诗与思（思想）之间，自有一种姊妹般的亲和关系，不是象冰炭那样难以相容。宋诗中大凡精采的议论，可喜的理趣，都是发自热爱生活的襟怀，闪耀着人生智慧的光彩，同时又是借助了叙事、描写等艺术手段表达出来的，具有一定的美感。当然，宋诗中也有不少有理障而无理趣的恶诗，那是不足取的。成功不能没有代价。比较东晋玄言诗的失败，宋诗还是成功的。

　　自然意象是诗歌艺术传统的根本大法，宋诗自不能也并没有舍弃。但是，自然意象在宋诗中确实不再占有如在盛唐诗中的优势，取而代之的是人文优势。从这一点说，宋诗是一次革命。而且，与盛唐诗相较，宋诗的自然意象具有自己的特色。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以鲜明性、具体性为主要特色。宋诗的自然意象却是以写意性、概括性为主要特色。山谷《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上句是人我双方某一次或若干次欢聚的情景；下句则是自己十年来飘转江湖，经常在灯下相忆的情景，是许多次类似情景的叠印。桃李春风、江湖夜雨的自然意象，经过了主观的处理，更加写意传神、概括集中。他如陈与义《再登岳阳楼》：“草木相连南服内，江湖异态阑干前。”陆游《南定楼遇急雨》：“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都体现出写意化、概括化的特色。

　　梅花与竹，是宋诗中特具象征意义的自然意象。宋人乐于描写梅、竹，正如他们乐于描写读书。梅、竹，在宋诗、宋词、宋画中都是极重要的描写对象，可以说是宋人精神的集体象征。最早写梅的宋代诗人当推林逋。《梅花二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出了梅花的高标逸韵，也体现了人的品格、风致。从此，林逋——梅花——品格，隐然便是宋代诗人的一种典范。东坡《书林逋诗后》：“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渌。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奴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不俗，这正是宋人为人为诗向往追求的一种境界。梅花恰好便是不俗的绝妙象征。最后一位写梅的宋代诗人可推谢枋得。《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梅花象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竹，是不俗的又一绝妙象征。东坡《于潜僧绿筠轩》：“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文同《此君庵》：“斑斑堕箨开新筠，粉光璀璨香氛氲。我常爱君此默坐，胜见无限寻常人。”从这些传神写意的诗笔，足见宋人对竹的赞美，实际上也是对品节的赞美。唐人描写自然，更注重写出一片生机、生趣。宋人描写自然，则更注重写出一种精神、品格。如实地说，这是中国诗歌自然意象演进所取得的一个新进展。人们论宋诗风格尚筋骨、尚瘦硬，多从语言、句法、声韵上去揣摩，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