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远道而来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萧相恺先生，大家欢迎。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世情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品种，比起志怪、侠义、传奇和神魔小说来，它出现最晚，却一下子打破了小说的传统写法。在中国古代的世情小说中，以《金瓶梅》为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而《红楼梦》被视为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演示着世情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为能更好领略古代小说中的世情小说，有请萧相恺先生为我们演讲《从〈金瓶梅〉到〈姑妄言〉到〈红楼梦〉》。大家欢迎。

    各位女士、先生，上午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从《金瓶梅》到《姑妄言》《红楼梦》”

    在正题开讲以前，先要作些说明：

    第一，前面已有好些先生作过很好的学术报告，他们是《金瓶梅》《红楼梦》研究的“大家”，在他们讲过之后，我再来讲有关《金瓶梅》《红楼梦》的一些问题，坦白说，心里有三怕：一怕我讲的与先前一些先生讲的有重叠甚至重复的地方；二怕我讲的与先前某些先生讲的有相悖的地方；三怕在大家们面前，形出自己的无知浅薄。

    第二，从讲座的题目，大家也许可以看出，我所讲的，是个具有小说史性质的问题，因此虽然讲的是从《金瓶梅》到《姑妄言》《红楼梦》，有些《金瓶梅》出现以前的有关小说史上的问题也不能不稍稍提及；而从《金瓶梅》到《姑妄言》《红楼梦》之间（万历十至二十年1582-1592——乾隆二十七、二十八年，1761、1762，约一百七八十年）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小说很多，讲座的时间有限，却又不可能细讲、全讲，这就有点不该讲的讲了，题内应该讲的却又多有没能讲，或没能展开讲的意味。岂不又是件遗憾的事？

    但既然来讲了，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我想，重叠之处，在所不免，大家应当能够理解，就只当温习一次吧，好在古人有“温故知新”的名言；重复的地方呢，不是我有意学舌，有句老话，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虽不算英雄，诸位“大家”则是英雄无疑，将这句话稍作修改，借来一用，是“所见与英雄略同”。说到相悖的地方，我想说明的是，绝不是我为了标新立异，有意与其他专家唱反调，我只是要讲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得罪之处，还请原谅。好在前面讲过，其他的专家乃是“大家”，“大家”风范嘛，包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不在范围之内的讲了，范围之内的多有没讲的遗憾则只好留着，因为这是不得不如此的事情，也敬请大家谅解。

    好，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下面我就分几个方面来讲：

    一

    在我国的小说史上，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小说。撇开文言小说不说，我个人目验过的，截至辛亥革命的1911年为止的通俗小说，就有八百多种；八十年代后期，我和欧阳健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著录的小说则有一千二百种左右。近期，我在做《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补正》，又收得八九十种之多，还有些躺在图书馆里或保存在藏书家手中没有被我们发现的通俗小说，总共算来，应该有一千三百来种。

    从题材的角度看问题，所有的这些小说，大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写的是鬼神，它表现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类是记人事的，写的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生活。写鬼神的，鲁迅称为“志怪书”“神魔小说”，也有人把它们叫“志怪”、“神怪”、“灵怪”小说。记人事的就比较复杂了，其中描写军国大事的称为“历史演义”小说，主要写英雄事业的，有人称它们“侠义小说”，也有人把它们叫做“英雄传奇”小说，重点在写破案断狱的叫“公案”小说，等等，还有一种世情小说。

    世情小说也是记人事这一类中的一种。所谓“世情”，指的是世态人情。揣摹“世态人情”四个字的内涵，结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世情小说应该是指那些以描写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历史、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为主，来反映社会现实(所谓“世相”)的小说。

    很明显，《金瓶梅》《姑妄言》《红楼梦》都属于世情小说这个系列。

    由于题材的不同，世情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与其它小说很不相同的地方：

    一、从故事情节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神魔灵怪等小说，故事情节是以“奇”为胜，“离奇古怪”是这些小说的故事基调。神魔故事本身便具有奇幻的特点，最容易耸动人的听闻。中国早期的小说（比如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之所以以志怪为主，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鬼怪妖魔故事很容易耸人听闻恐，恐怕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到了宋代，中国小说的发展早已进入自觉阶段，“说话人”对于灵怪题材的兴趣，依然十分浓厚。有一部书，叫《醉翁谈录》。这部书里面记载了宋人“小说”类“说话”的名目，共分为八类，其中“灵怪”“烟粉”“神仙”“妖术”占了极大的比重便是明证。“公案”小说于奇之外，更讲究故事的曲折，但曲折的基调仍然是“奇”。历史演义写的虽是历史事件，而叙写之中，素材的选择，注重的实际也是个“奇”字；英雄传奇就更是以出“奇”制胜了：比如说，《三国演义》虎牢关三战吕布、官渡之战关公温酒斩华雄，长坂坡赵子龙救阿斗的情节，关云长的赤兔马、他的那柄重八十三斤的大刀，他离开曹营，过五关斩六将，一次次遇险，一次次化险为夷的情节；《水浒传》写宋江发配江洲，一次次被打劫的抓住，又总是在要被开膛剖肚或投进江中的时候，一次次地被听说过他的大名，因而崇拜他的人偶然发现，救了下来故事；《说唐》小说中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等情节；《说岳全传》写岳飞为大鹏鸟转世，写他获得沥泉枪、枪挑小梁王、岳夫人在岳飞遇害后充军云南又巧遇梁王妃，还有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等情节，这一件件，一桩桩，哪一件哪一桩不透出一个“奇”字？

    但世情小说就不同了，它虽也讲究情节的曲折，但作为这曲折基础的首先是“真”，是以“真”取胜。因为世情小说叙写的是现实社会，与跟现实社会的人隔膜一层的历史不同；叙写的是世俗社会，与斑驳陆离的灵怪世界不同；叙写的是普普通通的人物，与英雄、圣贤、超人不同。世情小说叙写的种种情事，描写的种种人物，大家平常都看得见、摸得着，作品若不贴近真实生活，人们很容易觉出它的假来。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从小说发展的历史看，小说基调的由“奇”向“真”过渡，实际上也是中国小说进化的表征。

    二、从作品的风格说。英雄传奇、侠义、神魔小说描写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多系超人、神怪，书中的事物，也多是超现实的，与世俗社会、普通人生本就完全不同；历史演义所写则是远离现实的过去，书中的主人公虽曾在历史上活跃过，但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汰洗，世俗的平凡人生早已褪色，存留下来的呢便多是与军国大事相联的宏图大业，主人公本身似乎也远离了人间烟火；公案小说虽然比上面所说的各种小说更贴近现实，但中国的公案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公案小说，官员断案、破案多靠神灵启示，或者是一种偶然机会，这神灵和偶然便代表着一股冥冥中的巨力，而能与神灵沟通的官员，实际也具有超人的性质，最典型的莫如那个包公。宋元市人小说中的《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小说先是写被害人的鬼魂三次在丫鬟迎儿面前现身，并递给她写有“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的字条；后来又托梦给包公，于是包公用拆字、猜谜的方法，参破了被害人尸体的藏匿处，或得了证据，这才将案子破了。而后来的包公小说，甚至神化包公，说他日断阳间事，夜断阴间事。上述这些小说的内容特点，决定了上述各类小说的艺术风格。从总体来说，这些小说的风格多显得雄浑豪壮，如大江大河汹涌澎湃。《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三侠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没有一部不是这样。世情小说却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那些丰功伟业，它们叙写的是平凡的人生，作品多像溪流小湖，虽不无波澜，但较少那种大开大阖的气势，体现出来的是俊逸、细腻的特点。

    三、从形象的塑造说。由于题材内容上的不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很有些不同的特点：历史演义、神魔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等，多采用粗线条勾勒的方法；世情小说则多细致描绘，层面也更为复杂丰富。中国的小说和小说理论，受绘画和画论、戏曲和戏曲理论的影响相当大，因此，中国的小说，很多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外形描摹而特别重视传神写意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历史演义、神魔、侠义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世情小说则虽也重传神、写意，相比较而言，却不过分轻视造形。而且，历史演义、神魔、侠义小说中的人，其人性更多地体现于“社会性”之中，尤其是历史演义体的小说，人性的政治、伦理属性更见浓重。世情小说中的人物，人性中则明显地有较多的“自然性”，体现为一种政治性、伦理性和人的“本能性”的胶着融合。因此，历史演义等体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的共性较多，有一段时期，研究界有过一场《三国演义》人物是类型化还是典型化的论争，引发这场论争的深层原因其实就在这里。而世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其个性化的色彩便明显浓烈些。

    我们当然不能说世情小说的这些艺术特点就比其他小说的高明，但若要说世情小说的这些艺术特点的出现，从整体上看，也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进步，却无疑说出了部分事实。

    《金瓶梅》《姑妄言》《红楼梦》明显都具有世情小说的这些特点。《金瓶梅》的出现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进步的一个表征呢？我想，是完全可以的。

    在中国的小说史上，世情小说从出现到成熟总是比其他的小说要慢半拍。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已经蔚为大观，真正的写人情世态的小说实际还没有出现；到元末明初，历史演义体小说出现了《三国演义》，英雄传奇体小说出现了《水浒传》，各自迎来了自己的高潮期作品，稍后神魔小说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期作品——《西游记》，但世情小说的第一个高峰却迟至万历十到十五年间方才面世，出了《金瓶梅》这样的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出现，都有一个预备期作为铺垫——先后在宋元的勾栏瓦舍中由说书艺人讲说过，出现过《三国志平话》《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等市人小说，《金瓶梅》却没有，它很像是一座突兀而现的高峰。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在《金瓶梅》这部书出来之前，中国的小说史上就没有世情小说出现。有的，比如说，唐人传奇里的那些写读书人与贵族小姐、高级妓女恋情的小说，像《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又比如，宋元市人小说里的那些世情篇章，像《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刎颈鸳鸯会》等；就是文言小说里，也有同样以人名命名书名的《娇红记》以及在文言小说中比较少见的色情描写成分不轻的《三妙传》等等。但等我看过《金瓶梅》之后，我就不禁想起了伟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很有点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了。我相信大家如果对中国的世情小说史有一定的了解，也一定会产生这种感觉的。把《金瓶梅》放在中国世情小说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我觉得，是应该给它以很高的评价的。拿《金瓶梅》和在它之前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我们当然不能笼统地说哪一部小说比哪一部小说好，说它们各有千秋，各擅胜场，而在贴近现实方面，《金瓶梅》更胜一筹，这也应该是事实。如果拿它和当时的其它小说比较，则它更是佼佼者，鲁迅先生就说过：“一时说部，无以上之”的话。听说有专家对《金瓶梅》的评价不高，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如果他能站在这样的立场去看问题，相信这位专家对于我的这一观点也一定会认同的。

    二

    《金瓶梅》写什么？它写的是西门大官人府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比如西门庆的发迹变泰、糜烂生活；西门庆妻妾的争风吃醋、争权夺宠；西门家的家庭兴盛、衰败等等，并由此辐射向整个社会，展现出明代中期壮阔的社会风情画卷。也就是说，《金瓶梅》在内容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写一个家庭，并由这个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对于这一点，大家的认识好像并没有什么分歧。与这种内容特点相适应，这部书结构上的最大特征，是由一个点向外辐射，形成一个类似蜘蛛网的结构。西门大官人府就是这个蛛网的中心。这一点，大家好像也没有明显的分歧。但要说到《金瓶梅》的思想或者说命意，学者们的分歧便很大了。有说是劝善的(冯汉镛等)，有说是宣扬儒教的(阿丁等)，有说是反封建的(包遵信、宋谋旸、周中明等)，有说是影射政治的(魏子云、黄霖等)，有说是反映新兴商人悲剧的(吴晗、卢兴基等)，等等，等等。

    若要我也来说一说，我认为《金瓶梅》的命意，实际上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它抒写着一群人的欲望，写一群人无节制、无理性地膨胀着自己的欲望，写这群人在无限膨胀的欲望中的毁灭。

    《金瓶梅》的书名，是各取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三人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的，这三个人，自然是作者心目中的中重要人物。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个人：潘金莲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毒死了武大，离开《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家，来到《金瓶梅》里的西门府，在西门府中纵淫纵欲，同样为了情欲，她又回到了《水浒传》里的武家，终于被武松所杀；李瓶儿为满足情欲，背叛了花子虚、蒋竹山，投身于西门庆怀中，也因为纵欲而实际上死于西门庆手中；庞春梅做了守备夫人，依然私通陈经济，又与老仆周宣之子周义通奸，守备死后，她“在内颐养之余，淫情愈盛，常留周义在香阁中，……淫欲无度生出骨蒸痨病症，……死在周义身上。”她们都死于膨胀了的肉欲。还有那个陈经济，也是肉欲膨胀，先后与西门庆的多个小妾通奸，最后在与庞春梅淫欲时，被张胜杀死。你们看一看，想一想，《金瓶梅》中的那些个主要人物，除了月娘等少数几个，哪一个不充满着强烈的占有欲，要么是财欲，要么是肉欲，甚至还有权欲。那个西门庆更是集酒、色、财、气于一身。结果呢，也是纵欲而亡。西门府也在西门庆死后，终于树倒猢狲散，慢慢地败亡了。

    有人说《金瓶梅》是明代生产关系产生某种变革背景下的产物，这一点也不假，假如没有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也就没有《金瓶梅》里的那种种人的种种欲望；有人说它是明代王学左派影响壮大文化氛围中出现的文学作品，这也没错，假若没有这种文化背景，《金瓶梅》中也不可能有对这种欲望的绘声绘色的抒写。但如果因此就说它的作者看到了封建社会的不可挽救的败落，因之呼唤新生产关系的到来，却不符合《金瓶梅》的实际；要说它的作者接过左派王学的大旗，鼓吹人性的解放，同样是不符合《金瓶梅》这部书的实际。《金瓶梅》的作者实在并没有看到新生产关系的光明前景，也不是要高扬人性解放的精神，相反地，他倒是感觉到前程的暗淡，看到了或者预感到了倡导人性解放之后人欲泛滥的趋势或可能，因而想进行遏制。在《金瓶梅》中，充满了黑暗、丑恶，充塞了各式各样的坏人、恶人，为什么？作者正是要借此来告诉世人，那财欲、肉欲等等泛滥起来，前景非常地可怕、可恶。为什么作者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却又一一将他们送上死亡的道路？也还是要说放纵欲望、使欲望无限膨胀，不仅害人，而且害己。“欲”即是空。所以张竹坡说《金瓶梅》这书是“独罪财色”。《金瓶梅》中也有少数的正面形象，或者说出现过少数的好人、正人，但作者把他们作为正面形象塑造，却决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了某些新思想的火花，而是因为他们体现了作者认可的“优秀传统道德”。《金瓶梅》也并没有体现多么深奥的哲理，作者信奉的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如此而已。这就是《金瓶梅》思想命意的实际！有人说《金瓶梅》及其作者“封建”，不着边也沾点边；又有人说《金瓶梅》及其作者“反封建”，既合理也牵强。

    我这样说是不是贬低了《金瓶梅》及其作者，与前面我对此书的评价相悖？不。《金瓶梅》的作者是伟大的，他洞悉当时的社会，也许深味过世态的浇薄炎凉。他忠实于自己的视觉、体验和感情，写出了一个活的社会的一个真实的侧面。谁能说在那个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就没有泥沙俱下的、鱼龙混杂的现象？谁能说反映了这种社会现象的作品没有价值？我倒是觉得《金瓶梅》的好处正在这里。我们没有权利要求《金瓶梅》的作者一定要去写左派王学人物，要求他去反映终辛亥革命也没有真正出现的光明的资本主义。他写了一个活的社会的一个真实的侧面，写得深刻形象，这已经很够了。他信奉的是个看来简单的生活道理，但谁又能说这道理不深沉？我们固然可以说他的思想没有他同时代的哲学家先进，但我们却不能责备他的这部小说落后，就像我们可以责备托尔斯泰的思想有落后的一面，却不能说他的《安娜卡列宁娜》不好一样。

    上面讲的是《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内容、内容结构、思想命意方面的特点，请大家留意了。

    《金瓶梅》一书，在人物描写方面，也有些与这以前出现的小说很不相同的特色。这以前的小说，那怕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一个文学人物的善善恶恶，基本上是泾渭分明。在《金瓶梅》中，却出现了像李瓶儿、庞春梅、宋蕙莲这样的性格较为复杂的的形象。那个李瓶儿为了情欲，背叛丈夫花子虚傍上了西门庆，花子虚遭了官司，她竟把家中所有全偷运到西门庆府上。但此时的李瓶儿虽受制于情爱尤其是肉欲，却还没有就忘记花子虚，她央求西门庆“千万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寻一个儿，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便是证明。花子虚死后，西门庆却因杨戬被参，怕受牵连，忙于应付，违约没来娶她。她空虚难赖，招赘了蒋竹山。蒋竹山却只是个“中看不中吃，腊枪头，死亡八”，空虚未能填补，更增了无穷的迷惘，且财产也全在那西门府中，于是她逐走了蒋竹山，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终身押在了西门庆身上。欲念使得她在对待花子虚、蒋竹山的问题上显得寡情薄义，欲念又造成了她在与西门庆的关系中的幼稚软弱，对西门庆，她一方面沉溺于肉欲，一方面又怀着深深的痴情，弥留之际，动情地叮嘱他“凡事斟酌，休要一冲性儿”，要少“吃酒，早些儿来家，家事要紧”，甚至还伸出那“银条相似”的瘦手拉着、搂着西门庆。临终前又赠银赠物，一一安排好仆人的生路。她就是个痴情伴着淫欲，良善又未免阴狠的复杂人物。庞春梅呢，在贪淫纵欲这一方面，她颇同于潘金莲，甚至几乎成了潘金莲的影子人物，是对潘金莲性格的深化和补充。但她又确实有她自己的特点。她“心高气大”，不只是在丫环们跟前，在西门庆跟前她也较少那种奴气。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叫薛嫂将她领去发卖，她“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对于潘金莲，她却是十分忠诚。在西门府上她处处回护潘金莲，两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忠诚之中，又包含着心计，潘金莲把她当枪子儿，她则正好借用潘金莲这枝枪推动自己前行。做了周守备的夫人之后，她一方面对孙雪娥施行报复，一方面知情知义收殓潘金莲的尸骨，对于月娘也不废曾为主仆的尊卑之礼。刻毒之中，又似乎恩怨分明。这实在又是一个“圆形人物”。就是一些次一等的人物如宋惠莲，作者也将她作为人的复杂面写了出来，使她显得既轻佻、淫荡，又未失理性，且颇为刚烈。即使是那个纵淫纵欲的西门庆，作者也未忘他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一面。他溺于肉欲，但对于那个曾经为他生了儿子的李瓶儿却有一份真情；他贪财，但又并非完全吝财，修庙宇、印经书，给常时节十二两银子救急，为常时节付三十五两银子的房费，还拿出十五两银子让他“开小本铺儿”就是证明。他也是个性格颇为复杂的人物。

    这一些也要请大家心里有个数，下面才好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