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乃武无辜蒙冤，被捕入狱，杨家顷刻之间大祸临头，一时无所适从。稍稍沉静后，家人想尽一切办法打探消息，试图营救杨乃武。妻子小杨詹氏日夜痛哭，双目尽肿，而又恰恰刚刚分娩，行动不便，只能干着急。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即叶杨氏平素与弟弟感情笃厚，四处托人打听县、府审讯情况，还跑到仓前镇询问钱坦的母亲和爱仁堂的伙计，她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店中从没有卖过砒霜。叶杨氏知道弟弟确系蒙冤，即打算上省告状，拼死挽救弟弟性命。可按照清制，妇女不能越级呈递状词，家人商定后，决定让过继给杨乃武岳母的詹善政作抱告，到省里向臬司、藩司、抚台衙门分别投状告冤。

清朝审级制度分成四级，即县级、府级、按察司、巡抚或总督。死刑案件应由低到高，逐级审理，最终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备案。知府陈鲁的二审必须确定案情及罪刑，才能上报，由按察司进行三审。按察司是职掌全省案狱的专职审判机构，其最高长官称按察使，也称臬司、臬台，有审核各府上报案件的权力。

当时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是蒯贺荪，他出身举人，不像陈鲁那样蔑视读书人。接到杭州知府陈鲁呈交的案卷后，蒯贺荪并没有立刻采信审讯结果。他觉得因奸谋毒与杨乃武举人的身份不相称，因为考中举人在当时殊为不易，一旦中举，就很可能考中进士，入仕做官，前途无量。他很感蹊跷，带着疑问调阅了全部卷宗，并审查了杭州府的结案报告，还组织了两次讯问。此时，杨乃武、葛毕氏经过两次刑讯，均已心灰意冷，毫不抵抗，照前供述。蒯贺荪见案犯所供无异，又叫来初审的刘锡彤和二审的陈鲁询问审判经过，并追问审讯是否有可疑之处。刘锡彤和陈鲁二人信誓旦旦地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就召案犯、证人画押通过，将案件上报浙江巡抚。

三审就此草草结束，按察使蒯贺荪根本没有起到审核把关的作用。

按清制，死刑案件由按察使审核后，尚需报该省总督或者巡抚审问。当时闽浙设一个总督，衙门设在福州，杭州城内没有总督，只有巡抚，所以本案就由浙江巡抚负责四审。

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人正派，在当地很有政声，深得百姓拥戴。接到案件后，为把案子办得扎实，他认真阅读卷宗，亲自审讯案犯、证人，但杨乃武、葛毕氏二人早已屈打成招，料想难以翻案，便依样画供。杨昌浚见此，并不草率结案，而决定别辟蹊径，委派手下的候补知县郑锡滜微服到余杭私访，探听民间议论，看百姓言论是否与案犯所供相符，如此深究下去，必定能水落石出。

郑锡滜到余杭后，人生地不熟，打算依靠知县刘锡彤，暗访案犯和证人家属。刘锡彤见上面来人，自然要好好表现，设宴款待。觥筹交错中，郑锡滜告诉刘锡彤此行目的。刘锡彤紧张万分，立即嘱咐陈竹山给钱坦施加压力，警告钱坦按原供交待。如此一来，郑锡滜几天的微服私访，所得的只是一些专为他准备的假情报，却自认为暗访很有效果，回到杭州向巡抚杨昌浚禀报说当地百姓对杨乃、武葛毕氏通奸杀夫切齿痛恨，该案确实“无冤无滥”，并汇报了暗访过程。杨昌浚对暗访结果深信不疑，对郑锡滜的办事能力大加赞赏，并加以提拔，去掉了其“候补”，推荐他到外地作了知县。

按清制，所有的死刑案件最后一审即四审通过后都必须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由朝廷批准后执行。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二十日，杨昌浚根据审问和暗访结果，完成了结案报告，认为该案证据确凿，维持原判，上报朝廷。

四审审结。四审是终审，只等朝廷批准就可对杨乃武、葛毕氏执行死刑。

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从一开始就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同治十一年（1872）创刊的《申报》从该案发生的第二个月起就开始跟踪报道，浙省民众及在京的浙江官员知晓在本乡文人中竟发生此类大伤风雅的事情，无不惊愕，也开始关注此案。

杨乃武从家人口中得知浙江巡抚即将把该案递交给朝廷审核，心知如果错过此次机会，将永无翻身之机，就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申诉状，陈述自己实因葛毕氏诬陷而被拘捕，审判官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的事实。在供诉状中，杨乃武列出案件审判存在的八条疑问，例如为何不让自己与钱宝生当面对质；倘自己与葛毕氏通奸，当不会令葛毕氏迁居等等。同时，为了让朝廷相信自己确实是被诬攀，可以更好地翻案，杨乃武捏造了不少攻击葛毕氏的文字，又增添了两个无中生有的情节：一是葛毕氏与余杭县衙役及里书何春芳有私情，曾被葛品连发觉并殴打；二是余杭县令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及其好友民壮阮德在葛品连死后，曾向杨乃武勒索讹诈，被杨乃武拒绝后，串通其父恃权蓄意谋害。杨乃武委托家人将此呈诉材料向各衙门申诉，但都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和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杨乃武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营救杨乃武的行动。姐姐杨淑英（即叶杨氏）一直在为弟弟奔波劳碌，不怕抛头露面；妻子詹彩凤（即小杨詹氏）虽然刚分娩不久，也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去杭州各衙门哭诉冤情。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叶杨氏带着杨乃武在狱中写的申诉材料，叫上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历经二十余天赶到北京。他们先去拜访了一位在京的同乡官僚，经他指点，知道应该向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都察院是清朝设置的中央监察机关，负责参预和监督司法审判工作，有权对全国上下大小官吏的一切违法犯罪活动纠察弹劾，对重大刑事案件也有权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

在递交申诉材料时，却意外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清廷规定女子不能至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叶杨氏就和王廷南、王阿木商量半天，确定由王廷南进都察院递交材料。当时，已经将递交人情况报告给都察院，正准备递交，走到都察院门前，王廷南心里发怵，突然变卦，借口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代替自己递交。王阿木只得声称自己就是王廷南，递交了申诉材料。

都察院接受呈词后，以叶杨氏、王廷南、王阿木等人越级上告，违反律制，派人将其押送回乡，责令以后不准再告，同时，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务必查出漏洞和可疑之处。浙江巡抚杨昌浚接到都察院命令，认为既为无可置疑的铁案，很是不屑，就将该案交给原审结案的杭州知府陈鲁审查。

陈鲁虽认定此案已经案情大白，铁证如山，但上级命令又不敢违抗，就又另外传讯了地保王林、房东王心培等证人。几个证人见犯人早已供认，也胡乱供认以免沾惹是非。陈鲁见与原审无异，仍旧按照原审判决再次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随之上报都察院。都察院见案情无任何疑问，可以结案。五审也草草收场。

其间，杨乃武家人三番五次去仓前镇爱仁堂药铺找“钱宝生”，软硬兼施，央求“钱宝生”证明杨乃武没有在彼处买砒。钱坦怕受知县刘锡彤的打压，死活不答应杨氏家人，后来被缠得无法，就只有外出躲避。杨乃武家人还找到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央求她撤回申诉，救杨乃武一命，并答应以金银田地相报。沈喻氏为子报仇心切，也不答应。同年六七月间，杨乃武的妻子杨詹氏还到浙江巡抚、按察司衙门上告，均无结果。

一件小小的刑事案件，竟然惊动了中央最高监察机构，又经《申报》广泛报道，杨毕一案引起全国各地的关注。尤其是浙江和北京两地，更是朝野上下，无人不晓。官员百姓对该案审讯进展情况高度关注，甚至惊动了当时红极一时的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一说杭州人。他在浙江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开办钱庄，设举洋务，后又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药店，资金达3000多万，田地一万亩，捐了个江西候补道的功名，成为煊赫一方的官商。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案发生时，胡雪岩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他的一个幕友吴以同与杨乃武同为癸酉科乡试举人，深知杨乃武为人正派，此次获罪必有冤情，就把杨乃武姐姐叶杨氏上京告状并准备冒死二次进京上告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大为触动，深表同情，委托吴以同把叶杨氏引荐过来，答应资助他们全家的进京上告的路费和在京的所有生活用度。

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叶杨氏准备第二次进京告御状。此时恰好有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丁忧服阙回京，胡雪岩为其饯行，请吴以同作陪。席间，胡雪岩、吴以同向夏同善陈述了杨乃武冤案经过，并央其在京设法帮助。夏同善深为家乡有此冤案震惊，表示将极尽所能帮助，并留下了其在北京的住址。

这年七月，杨乃武妻子詹彩凤随带其娘家的帮工姚士法进京上告。两人走了两个多月方才赶到北京，按照地址找到了夏同善。在夏同善的指点下，詹杨氏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杨乃武的申诉材料。这一申诉材料被《申报》以《浙江余杭杨氏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为题全文刊登出来，使杨乃武的申诉理由广为传播，几乎人人皆知。同时也给步军统领衙门带来很大压力，不能再应付差使，只得将材料上奏慈禧皇太后和皇上。不久，谕旨下来，将案件交浙江巡抚与臬司即按察使共同审理，复查此案，务须查出实情，以成信谳。

浙江巡抚杨昌浚得到圣旨，不敢再象上次一样交杭州知府陈鲁审讯。他绞尽脑汁，试图另辟蹊径，想到由局外人审判此案可能会更为中立客观，不会先入为主，就委托刚刚到任的浙江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等几个下属共同审理。在交接案件时，杨昌浚还对他们谆谆教诲，强调应秉公执法，不枉不滥。几个下属在上司面前自然点头哈腰，唯唯称是。

几个下属也不糊涂，深知承审此案万万不能审得与上司结果不同，不然纯粹是与上司过不去，自讨苦吃。在审讯时，他们就没有敢动刑罚。杨乃武见此次审讯是朝廷圣旨下令，又没有动刑，知道所写申诉材料起了作用，就推翻原来所有的有罪供认，重新说明自己与此案毫无瓜葛。葛毕氏也趁机全部翻供，否认自己毒死丈夫。湖州知府锡光一看情况不妙，这样下去会无法收拾，审了一次就找了个借口退出审问团。其后的几次审讯中，主要由绍兴知府龚嘉俊主审，两位知县作辅。审来审去，杨毕二位主犯就是不供有罪，毫无头绪，既无法维持原来判决，又难以推翻原先审判。正在三位审问官无台阶可下时，恰好同治皇帝驾崩，又适逢浙江省三年一次的大考，案件审讯就不得不暂停。其后迁延日久，三位审问官主动递交辞呈，请求另择大员审理。

六审就这样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同治皇帝死后，光绪皇帝于次年（1875）正月二十日继位。按照惯例，新皇帝登基继位，为显示天子之仁爱宽厚，都要大赦天下。但杨毕一案因审而未结，案情重大，悖逆人伦，罪大恶极，不在特赦之列。

六审中杨乃武与葛毕氏双双翻供的消息，经《申报》报道后立刻传遍各地。案件扑朔迷离，久久拖延，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猜测。这年四月二十四日，刑部给事中王书瑞忍无可忍，首先发难，向皇帝递呈奏折，弹劾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人“复审案件，意存瞻徇”，故意迁延时日，谋图不轨，企图等杨、毕等犯人和有关证人关死狱中，即可草率结案，维持初审判决，以利考成。王书瑞愤慨之余，请求皇上及两宫太后另派京都大员查办此案，务释众疑。奏折一出，应者云集，矛头直指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上书辩解，说自己绝非有意迁延，实在是因恰逢封篆，又遇上国恤，兼有本省科考，又说杨、毕虽然屡次翻供，但药店“钱宝生”供词始终如一，并供出杨乃武家属常到其店中滋闹，逼胁他翻供以救人命，案情变幻反复，正在研求实情等等。但光绪帝迫于舆论和大臣压力，钦定浙江学政胡瑞澜全权接审此案，并严命杨昌浚将杨、毕及涉案重要证人仔细看管，如果万一在狱中瘐毙，将予严惩。

清代各省、府、县均设有学政。学政负责当地科举考试、遴选人才等，通常由饱学之士担任。浙江学政胡瑞澜就是一位公认的学富五车的人物，在当地也颇有些名望。朝廷圣旨钦点他负责审办杨、毕一案时，胡瑞澜正忙于当年浙江省的考选，杨昌浚把未审结的案件卷宗、案犯及要证等转交给他时，他正忙得一塌糊涂，急得焦头烂额，直到他忙完考选事宜后，才开始着手阅览卷宗，正式审理此案。

毋庸置疑，作为学政，职掌全省的科考、人才遴选大事，胡瑞澜学识深厚，堪称饱学之士，十分称职，但对于审判案件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则有些力不从心，何况以前从未接管审理过案件。他自己也担心办不好这一万众瞩目的疑案，圣上又没有选派其他官员同审，只好奏明皇上，请求允准自己从下属中选出几个官员共同审理，表明自己没有暗箱操作，保证案情公开，秉公执法。观察了半月，他最终选定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四人参与审讯。这四人均非原审官员，没有必要回护偏袒任何一方。

尽管如此，因才力所限，胡瑞澜依然没有抓住案件的关键核心所在。他没有从案件的源头抓起，而是针对杨乃武的申诉材料展开调查。经过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劳作，胡瑞澜果然发现了杨乃武申诉材料中的大量捏造诬陷之处。如杨乃武在申诉中说葛品连之所以搬出另寻租处，是因杨乃武告知葛品连葛毕氏有不轨行为，致葛毕氏遭到丈夫殴打，从而对杨乃武怀恨在心，诬告杨与其通奸谋毒；又如，杨乃武说知县之子刘子翰及民壮阮德向其敲诈勒索钱财不成，遂诬陷杨与葛毕氏偷奸；再如他称葛毕氏与何春芳有奸情，以借此证明葛毕氏与自己原先就有仇隙，葛毕氏有诬陷自己的动机，借以洗脱自己的罪名。

胡瑞澜针对这些事件进行了不辞劳苦的调查，结果查明杨乃武申诉材料里所列的这些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并不叫刘子翰，而叫刘海升，已经于同治十二年四月回到天津本籍老家，案发时并不在余杭。胡瑞澜还查明，杨乃武家人的不少做法令人起疑。如他们去葛品连母亲沈喻氏家中跪求沈喻氏撤回呈诉，去仓前镇强迫“钱宝生”取回原供具结。连王阿木冒名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也被胡瑞澜查了出来。胡瑞澜就此认为杨乃武做贼心虚，企图掩盖事实，销证灭迹。从这里入手，胡瑞澜对杨、毕连夜进行熬审，并施用酷刑。杨乃武、葛毕氏支撑不住，只得照原供诬服。

光绪元年（1875）十月初三日，胡瑞澜上奏皇帝和皇太后，称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罚定罪。葛毕氏以因奸同谋杀夫罪，拟凌迟处死，杨乃武以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罪，拟斩立决，又以作假呈词京控，罪加一等；钱宝生拟以私卖砒霜致成人命罪，拟杖八十；王阿木以强令钱宝生递交悔呈，又为叶杨氏作抱京控，与王廷南、姚士法等拟杖八十；杨恭治、吴玉琨等为杨乃武具呈作证，递具公禀，因不知杨乃武因奸谋命情事，与并未通奸之何春芳，并未诈赃之阮德，均不予追究罪责。

七审结案。

写作结案报告时，因案件经多人审理，案犯、证人所供各不尽同，甚至前后矛盾。胡瑞澜在奏折中陈述案件大概时，费了一番心思，极力将案中矛盾之处雕饰圆滑周密。如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说该日杨乃武在葛毕氏房内调戏，被葛品连撞见，杨逃避，葛品连向葛毕氏盘问出实情，殴打妻子，邻居前来劝解，葛品连借口说是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吵闹；另一说是葛品连因腌菜迟误殴打妻子，葛毕氏自剪其发欲出家为尼，杨乃武听闻后前往探问，走到葛家门口见房内人多，没有进去就返身而回。两种说法差别较大，胡瑞澜经过思索，将之整理为“该日虽为腌菜迟延争闹，实为与杨奸情引起”。又如沈喻氏怀疑儿子死因盘问儿媳一节，其说法也其后矛盾：先是说儿媳拒不招认谋毒情节，后又说从儿媳口中盘出与杨勾结谋毒情形，前后说法不一。胡瑞澜在上奏中则称：“葛毕氏初则言语支吾，继称杨乃武交给流火药。”如此等等，使整个结案报告看起来天衣无缝，足为定谳。

同时，胡瑞澜为了显示自己确实没有徇私舞弊，想起了给皇帝和太后上奏《招册》的方式。他把案犯杨乃武、葛毕氏的供词和沈喻氏、王林、钱宝生等证词都详尽地记录下来，随同其审理结案报告一同上奏。按清制，清朝巡抚、总督办理的死刑案件，不需要把人犯供述和证人证词上报朝廷，只需呈报审结报告即可。胡瑞澜之所以上报《招册》，无非是因该案轰动朝野，影响太大，而各方倾向又反复不一，这一公开供词和证词可以告知天下，该案审理过程没有舞弊徇私之处。

该案七审就此以杨乃武葛毕氏诬服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