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同治、光绪之交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一件轰动朝野、家喻户晓的大案。此案审判过程，迂回曲折，柳暗花明，历经县、府、按察司、省、刑部等七审七决，最终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旨方得以平反昭雪。其历时时间之长，牵涉人员之多，案情之扑朔迷离，使之列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从该案发生的那一刻起，刚刚创刊的《申报》就开始对它跟踪报道，与之同时的清人在笔记中也开始记录这一亘古未有的离奇案件，继之而来的戏剧、评弹、小说、影视甚至研究专著等等均将该案作为取之不尽的题材，陆续问世。这些文艺作品固然使该案情节更为曲折紧凑，扣人心弦，更能揭露封建社会中官员徇私舞弊、草菅人命的丑恶嘴脸，使之成为妇孺皆知的大案，但其虚构成分在很大程度使该案离开了事实真相。为了给读者还原案件本来面目，笔者查阅大量馆存文献资料，去伪存真，本文所叙述的，是一个剥离了虚构成分的原案。

一

余杭位于浙江天目山东麓，杭（州）嘉（兴）湖（州）平原西缘。自秦王政25年（公元前222年）设余杭县以来，至隋朝开皇9年（589），余杭一直是杭州郡治所在地。次年，杭州郡治才正式迁往钱塘，余杭成为县治，一直到2001年撤县划区，成为省城杭州的一个区。

　　余杭自古就是浙西重镇，风景秀丽，小桥流水，物产丰饶，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清朝同治年间的余杭县城，经历了康乾盛世，商品经济相当成熟，已然是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了。本案的主人公杨乃武就于道光十六年（1836）出生于余杭县城一个乡绅之家。杨乃武的父亲是杨朴堂，过世较早。杨家原在余杭镇居住，因清军与太平天国军的战斗毁了房屋，现寄居在余杭城内澄清巷一姚姓家的房子里。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曾有一兄长，名乃文，三岁时夭折，所以人们称杨乃武为“杨二先生”。杨乃武还有一个姐姐，叫杨淑英，已出嫁给叶梦堂，不幸丈夫因病早故，家内无人，因自小与杨乃武姐弟感情深厚，就常到杨乃武家居住。杨乃武先后结过三次婚，先为吴氏，早故；次为詹姓女儿，称大杨詹氏，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死于难产；后又娶大杨詹氏的胞妹，称小杨詹氏，于同年十一月初三日过门。有一子一女，子名杨卿伯，女名杨浚。杨乃武是秀才，平常以授徒为业。

　　本案的另一个主人公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乳名阿生。咸丰六年（1856）出生于余杭县仓前镇毕家堂村，其父毕承祥早逝。毕秀姑8岁时，母亲毕王氏嫁给在县衙当粮差的喻敬天为妻，人称“喻王氏”。“小白菜”这一称呼不见于当时的史籍资料，时人的笔记、《申报》的报道中也未采用此称。据考，这一称呼当是案情大白之后，文艺家在文艺作品中的创造，不少作品都以毕秀姑喜欢穿绿色小褂，系白色围裙，人又清秀灵动，就称之为“小白菜”，又因其嫁给做豆腐的葛品连，又称“豆腐西施”。本文为体现该案原貌，按史料所载称“葛毕氏”或“毕秀姑”。

毕秀姑的丈夫葛品连，乳名葛小大，仓前镇葛家村人。父亲葛奉来，早年病亡，母亲姓喻，与毕秀姑的继父喻敬天是远家族弟。因遇太平军战乱，年幼的葛品连被太平军掳走，葛喻氏无依无靠，由胞兄主婚，于同治二年（1863）改嫁给余杭县务农的沈体仁为妻，人称“沈喻氏”。次年，葛品连逃回，继父沈体仁把他推荐到县城一家豆腐店里帮工。

　　喻敬天与沈体仁两家比邻而居，到毕秀姑11岁时，葛品连母亲沈喻氏与毕秀姑母亲喻王氏商量，打算聘毕秀姑给葛品连为妻。因两人的父亲都是继父，对他们的终身大事不管不问，就由两人母亲做主，毕母见葛品连为人老实，就表示同意，只等两人年纪稍长后完婚。

　　同治十年（1871），毕秀姑16岁，出落得水灵清秀，肌肤白净。这一点在官方奏折和《申报》报道中都予以认同。《申报》甚至说毕秀姑“美而艳”、“受诸极刑，而色终未衰”，沈喻氏在供词中也屡次说其“生的美”，可见毕秀姑相貌确实漂亮。在古代，女子及笄即15岁时就可以行婚。喻敬天原先不管不问，现在却想趁机多要些彩礼，又说结婚必须要有新房。葛品连无钱满足这些要求，一时无计可施。幸而葛品连有个义母冯许氏，家资殷实，就前去说合，愿意拿出140元洋钱为义子操办婚事，80元作为彩礼送给岳父喻敬天，余下的60元用于置办结婚酒宴。喻敬天喜不自禁，当即表示同意，并表示可以让葛品连夫妇先住在自己家，待满月后再另行租房。于是，两家请家住附近的秀才杨乃武给择定了结婚日期，定于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初四日举办仪式。

较葛品连结婚早上三四个月，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杨乃武在澄清巷口新建了三间两层楼房，并请葛品连的继父沈体仁监工。葛品连与毕秀姑结婚后，沈体仁得知杨乃武的房子除了自家居住外，还有一间余屋，就与妻子沈喻氏一起同杨乃武商量，以每月八百文的价格租一间给儿子儿媳居住，并于四月二十四日搬入。此后，杨乃武与葛品连夫妇同住一个楼房内。

　　葛品连在豆腐店当伙计，因做豆腐需要晚上发酵，第二天一早发卖，且店铺离家路途较远，就不得不起早贪黑，为了节省往返时间，他就经常晚上宿在店中。毕秀姑活泼外向，只身在家，闲着无事，就常到杨家串门，杨乃武性格爽朗，倒也素无避忌，相处融洽，如同一家人似的。后来，毕秀姑有时就在杨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在杨乃武的影响下，葛毕氏（即毕秀姑）还对读书诵经产生了兴趣，就请杨乃武教她，杨乃武也不推辞。令人常常手把手地识字背诗，秉烛夜读，笑语盈窗。

　　此时，杨乃武的第二任妻子大杨詹氏还在，葛毕氏与杨乃武往来频繁还未引人注意，而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初八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后，葛毕氏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同吃共读。

　　这样过了三四个月，葛品连有时回家甚晚，发现妻子仍然在杨家，不由起了疑心，怀疑妻子与杨乃武有奸情。他为探明情况，一连好几个晚上，从店里跑回家，躲在门外屋檐暗中偷听。可除了听到二人读书诵经外，并没有调情轻薄之事，更没有抓获奸情。但葛品连心胸狭隘，心中疑云难以消散，就向母亲沈喻氏陈说所见。沈喻氏与丈夫沈体仁住在外面，偶尔去杨乃武家看望儿子儿媳，也曾见儿媳与杨乃武同桌吃饭，早已疑心，今天听到儿子如此一说更是疑云重重。妇道人家一贯口没遮拦，沈喻氏竟添油加醋，在邻居间大肆渲染。一时间邻居们指指点点，流言四起，街谈巷议，都是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桃色消息。

大杨詹氏去世三个月后，十一月初三日，在岳母的同意下，杨乃武与大杨詹氏的胞妹詹彩凤结了婚，是为小杨詹氏。

　　此时，葛品连与葛毕氏之间的吵闹也开始增多。葛品连经常借故打骂妻子，但又无钱另租房子，只得依然住在杨乃武家。如此磕磕碰碰，到第二年六月，杨乃武以行情见涨提出要把房租提高到每月1000文，葛品连听从母亲的劝告，决定趁此机会迁居以避嫌疑。这年闰六月，葛品连夫妇向杨乃武说明，不再租住其房屋，搬到位于太平巷附近的岳父喻敬天的表弟王心培家隔壁居住。

　　王心培也早有风闻杨乃武与葛毕氏之间的风言风语，自葛品连搬来隔壁居住后，就留心观察，看杨、毕之间到底有无传闻的风流韵事。可观察数日，并没见杨乃武过来幽会葛毕氏，也没有见到葛毕氏出去。

　　但葛品连的疑虑并未因此消解，依旧对葛毕氏耿耿于怀，认为毕秀姑对自己不忠，常借故打骂。这年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嫌葛毕氏腌菜晚了时日，又将妻子痛打一顿。葛毕氏忍无可忍，寻死觅活，剪掉自己几缕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闹腾了许久，直到双方父母赶来调解，房东王心培也赶来劝解，才算平息风波，夫妻两人重归于好。而在街坊邻居看来，这实是葛品连借腌菜出妻子与杨乃武同吃诵经甚至通奸的恶气。

　　同年八月，杨乃武赴杭州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是余杭县唯一一名中举的才子。按照惯例，中举者必须在张榜后的两三个月内办理确认和报到手续，否则将视为弃权处理。杨乃武的岳父詹耀昌病故后，虽然早已落葬，却还未曾除灵。因为詹家的两个儿子都已病故，没有子嗣，詹家就讨论把其兄的儿子詹善政过继给他为嗣。早就定好十月初三日除灵，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于是十月初二日，杨乃武就到杭州办理中举事宜，初三办理完毕，就从杭州直接赶往南乡岳母家中。当时同去祭奠的有詹耀昌的干兄弟、监生吴玉琨、还有沈兆行、孙殿宽等人，杨乃武初三下午赶到祭奠，晚上住在岳母家。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诸人都在过继书中画押作证。一切手续办完后，杨乃武于初六日返回家中。

　　十月初七日这天，葛品连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全身疲乏无力，忽冷忽热，像犯了疟疾，两腿像灌了铅，走路沉重。葛毕氏知道丈夫本来就患有流火症，劝他找人替工，回家休养。葛品连认为无甚大碍，执意不肯，支撑病体勉强上工。这样硬捱了两天，病情日趋加重。初九日早晨，葛品连实在支撑不住，只好请假回家，途中屡次呕吐。其继父沈体仁正在路边大桥店内吃早茶，见葛品连浑身哆嗦，走路艰难，心知他流火病复发，就没有叫住他，让他回家早些休息。葛品连路过一家点心店时，还买了一个粉团作早点，但刚吃了几口，走到学宫化字炉前就呕吐出来。好不容易磨蹭到家门口，王心培妻子见他两手报肩，瑟瑟发抖，问询了几句，就喊葛毕氏出来扶丈夫上楼歇息。

葛毕氏将丈夫扶到楼上，脱衣躺下，盖上两床被子，见丈夫依然呕吐，大叫发冷。询问他病情，说自己连日来体弱气虚，大概是流火病复发，嘱咐妻子拿1000文钱托岳父喻敬天代购东洋参、桂圆煮汤以补元气。喻敬天派人买回东洋参和桂圆，葛毕氏煎成汤药服下，并请王心培的妻子叫来母亲喻王氏帮助照料。喻王氏来了半日，见女婿依旧卧床发抖，时欲呕吐，既无好转也没恶化，安慰开导一番，就回去了。

　　傍晚时分，葛毕氏听到丈夫喉中痰响，急忙上前照料，却见丈夫口吐白沫，已经不能说话，葛毕氏高声叫喊，王心培夫妇闻声赶来，派人叫来双方母亲沈喻氏及喻王氏。二人匆匆感到，见葛品连两手在胸口乱抓，目光直视，急忙请大夫前来。大夫来到，望闻问切后，诊断为痧症，用土办法灌万年青汁、萝卜籽汤也未见效。王心培还跑出城外，把正在履行公务的喻敬天叫回家中，又另请医生延治，也无效果，葛品连捱到十日下午申时，气绝身亡。

　　葛氏家人悲痛欲绝，哭声震天。哭过之后，家人商量发丧出殡事宜。沈喻氏给儿子擦洗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准备停灵两日后入殓埋葬。当时尸体并无任何异常，所有人都认为是痧症致死，没有丝毫怀疑。

　　当时时令虽已是十月深秋天气，可南方天气闷热潮湿，屋内又通风不畅，加上死者身体肥胖，到了第二天即十一日晚上，尸体就开始发变，口鼻中有少量淡血水流出。死者义母冯许氏见后，认为尸体怪异，提出疑问，说葛品连死得蹊跷。沈喻氏平时就对儿媳举止轻浮不满，见冯许氏提出，也不觉起了疑问。她又仔细查看了儿子尸体，见尸体面部发青，口鼻流血，面目狰狞，回想起儿子死前双手乱抓，口吐白沫，疑窦丛生，认为儿子可能是中毒死亡，就当场盘问起儿媳葛毕氏。葛毕氏一口断定丈夫是因病致死，绝无其他缘故。沈喻氏见问不出眉目，自己的疑惑又难以消除，便与家人商量告官，由官府勘验儿子是否中毒而死，如果的确不是中毒而死就入殓出殡，如果确系中毒死亡，就根究凶手，为儿申冤报仇。当下，说做就做，家人请来地保王林，由他察看尸身，王林也认为是中毒模样，同意告官，当晚便请人写好呈词。次日一早，在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向余杭县衙递交了请求验尸的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