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日，公元1663年6月31日，庄廷鑨《明史》案于是日正式结案。所有被羁押的犯人在杭州被集中宣判执行。这日，在清兵虎林军营内，上千名囚犯集合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司法官摄人心魄的声音划破长空：“朱佑明，凌迟处死；庄廷钺，凌迟处死；李令皙，凌迟处死；……”“凌迟”“绞”“斩”等词不绝于耳。被捆缚的犯人脸色苍白，浑身哆嗦，涕泗横流；围观者人人自危，两股战战，不敢正视；刽子手听到名字，随即将人押至刑场行刑。霎那间，一颗颗人头随地乱滚，一片片肌肤被剐下，血流成河，惨叫声响彻寰宇。随之，罪犯家属被绳子拴着，赶上停在江边的官船，被发配流放到遥远的盛京（今沈阳），永世不得赎回。白发苍苍的老妪、怀抱婴儿的少妇、尚未成人的儿童呼天抢地，泪水横飞，闻之心酸。

　　上边的圣旨明确了此案的惩处范围和力度，凡参与编书的、组织的、刻书的、装订的、印刷的、买卖的以及有书不上缴的，都必须处死刑。各家财产藉没。其男性家属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都获死刑，其妻女母婶等都被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做奴隶，犯罪情节较轻者的家属变卖给富家做丫鬟。那时的沈阳绝不似现在的繁荣，而是一片荒芜的狼藉之地，令人闻之色变，很少人能活着回来。

这样，庄氏、朱氏两家和参予修订的十几位名士（除了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和已经去世的董二酉）家庭受祸最重，被凌迟或处斩，家产藉没，家属流放。庄廷鑨、庄允城虽已身死，也被掘墓剖棺，枭首碎骨。庄廷鑨的尸体被悬吊在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月，后被寸磔，骨架被抛入护城河。其家人无一幸免。

朱佑明被判凌迟处死，妻子徐氏吞金自尽。三个儿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先被斩，幼子尚不满十五岁，发配戍边，家眷流放，家产被抄没。

参与修订的十八人当中，除董二酉在已经病逝外，活着的十七人全部被逮。董二酉，字诵孙，少有神童之名，学问渊博，书法精妙。案发尸体被从棺材中挖出，肢解成三十六块。其九岁的儿子董与沂，年少即能诗文，被视为奇才，也被诛杀。

张寯，字文通，一名僧愿，博士弟子，藏书甚丰，于经史百家无不得其旨趣，著有《西庐诗草》四卷。参与修订《明史》，负责明代理学家传记写作，被逮时已七十多岁，因感慨世事纷争、祸福不定，三年前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当时他正在灵隐寺诵经，也被捆绑押走，其家男女老小也一起锒铛入狱。

蒋麟征，字西宿，一字辕文，蒋仪仲之子，蒋姬载之侄。诗文敏妙，风姿绰约，因为家贫不得已接受庄氏招聘，修订一半觉得苦不堪言，痛哭离去，也被斩。

茅元铭，字鼎叔，以明经为学，少有文名，参加编纂仅数月就辞职，赴任与南昌黎元宽度学两浙。案发全家被抄没，被凌迟处死。

吴之镛、吴之铭兄弟，也是湖州名士，均被斩。

韦全祉，字元介，其弟全佑，字次申，为进士韦明杰之子，都被处死。

为《明史》作序的李令皙宁死也不供出真正作序的陶铸，被凌迟处死，其四个儿子被斩。幼子刚满十六岁，法官怜悯他，让他减供一岁。小儿子却绝不减供，说父亲兄长都在九泉之下，我怎能一个人活着？慨然赴死。

更为冤枉的是，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虽仅是为养家糊口而招揽生意，也惨遭屠戮。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见出《明史》案的荒诞残酷：苏州西北太湖边尚的浒墅关是进入苏州的一个关口，顺治二十年（1655）中进士的李继白在此任一个榷货主事的小官。他爱书如命，家中藏书汗牛充栋。他听说苏州阊门书坊有刚出版的《明史》发卖，自己想买却因公务脱不开身，只得派一个仆人去买。书坊老板陈德儒极力向仆人推荐此书，说了不少好话，隔壁一位姓朱的老者恰巧来串门，也帮忙讨价还价。案发时，李继白正在京城办事，立即被逮捕枭首，仆人、陈德儒被逮回杭州处斩。朱姓老者因年逾七旬免死，与老妻一起被发配到三千多里外的边疆。

一些官员也未能逃脱这场文字狱祸的劫难。赵君宋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湖州原任知府陈允命于康熙元年（1662）罢官，只得返乡归隐，行到山东台儿庄时，风声日紧，知道难逃此劫，自缢于旅馆。结案时其棺材被运回杭州，开棺磔尸，尸体被肢解成三十六块。其弟江宁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甫上任半月的知府谭希闵以“隐匿罪”被判绞刑。浙江巡抚朱昌祚也被立案侦查，急忙贿赂吴、戴二位侍郎，同时将责任推在归安、乌程两县教谕赵君宋身上，才得以脱身。而赵君宋虽是早期告发者之一，也以匿书不缴罪被处斩。其他如收受贿赂、办案不力的杭州将军松奎革职，幕客程维藩被诛。学政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守道张武烈等人则靠重金行贿得免。

《明史》一案留给世人的并非全是黑暗污浊的东西。平心而论，被处死者中，不乏有才有识之士，道德文章可谓上乘，不少人是社盟中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明史》中那些被视为悖逆的文字，可以说是他们潜在思想的反映。其中以吴炎、潘柽章最为著称。

　　吴炎字赤溟，因不忍被弃故明，入清后改字为“赤民”，隐居湖州山中，以诗文自豪，与叶恒奏主盟归隐诗社。潘柽章字圣木，入清后隐居九溪，致力于学术，综贯百家，天文地理无不通晓，尤精史事，也是诗社中一分子，著作甚多，有《今乐府》《松陵文献》《国史考异》《韭溪集》等。两人都是江苏吴江人，晚明诸生，明亡后隐居著书。两人在接受庄廷鑨招聘前，就同感明代没有成史，决心合力著作，乃与友人王锡阐、戴笠等合著《明史记》，得到名士钱谦益的嘉许。潘、吴与顾炎武为莫逆之交，庄廷鑨要把他们三人都列为“参订”者，顾炎武鄙薄庄氏，拂袖而去。潘、吴热心国史，倾心其中。案发后，潘、吴都被关入杭州虎林军营内，受尽酷刑。审讯时吴炎痛骂满族官员，誓不屈膝；潘柽章沉静厚重，处事不似吴激烈，审讯时闭口不言，不骂也不辩。两人在狱中依旧谈笑风生，吟诗酬唱。有人出狱后还整理了一些诗歌结集出版，纽琇《觚賸》卷一中《虎林军营唱和》就保留了一些当时的绝命诗，如潘柽章的《漫成四首》之一：“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撄。望门不敢同张俭，割席应知愧管宁。两世先畴悲欲绝，一家累卵杳难明。自怜腐草同湮没，漫说雕虫误此生。”对文字狱案表示切齿痛恨的同时，感叹学问误身，反不如做个文盲，悲痛呜咽。临刑前，吴炎前一日对弟弟说：“我死必定血肉模糊，你收尸时看见两大腿尚各有一‘火’字的，就是我的尸身。”谈笑自若，慨然就死。纽琇有《弼教坊》诗一首悼念吴、潘之死，顾炎武在山西汾州得知友人遇难，也题诗为祭，中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语，也可见出吴、潘二人的高洁风格。

据清人笔记记载，一些人犯的具体处置情形如下：

　　先死戮尸的有：庄允城、庄廷鑨父子；列名参订的董二酉；前湖州知府陈永命；等等。

　　凌迟处死的有：朱佑明；庄廷鑨之弟庄廷钺；作序的李令皙；列名参订的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等。

　　处斩的有：上列凌迟犯人的子嗣（如朱佑明的三子一侄；李令皙的三子）；刻书匠汤达甫、印刷匠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陆德儒；买藏逆书的人（如苏州浒墅关主事李继白）；参与案件初审的归安、乌程两县教官及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撺掇松奎收受贿赂的程维藩；等等。

　　处绞的有：湖州新任知府谭希闵、推官李焕；归安县学新任训导王兆祯；等等。

　　因清廷当时的高压政策，时人不敢笔录实情，记载只言片语，难以计算出《明史》案到底有多少人罹难。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认为处死者有70多人，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也认为是70多人，而纽琇《觚賸》则认为死者达200多人，邓之诚《清诗纪事本末》则记载有700多人，而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则称所诛不少于1000人。陆莘行即是列名参与《明史》修订的陆圻的女儿。她字缵任，七岁就可作诗，颇有才气，被视为“奇女”。海宁县名士吴骞在其《拜经堂诗话》中记述说：“缵任七岁即能诗文，惜已散佚不传。”并录有陆莘行仅存的一首。陆莘行经历了《明史》一案，身心受到极大伤害，长大后写了《老父云游始末》一书，记载父亲陆圻在《明史》案发前后的行迹。以上诸多史料记载出入甚大，确切受难数字已无可考证。

还有归安县学训导王兆祯，他刚上任半月，《明史》案发，庄允城被押解京师，其家人也交由地方看管，王兆祯作为县学训导，负责看管。庄允城儿子庄廷钺担心父亲安危，要去北京活动以营救父亲。王兆祯见其可怜，就与庄家族人和其邻居戈明甫等五人写一保状，愿作保人，放庄廷钺赴京。庄廷钺，字左黄，七岁便会作诗，颇有天赋，但几次科考失利后，无意仕进，在家结社吟诗。是年23岁，父亲被逮走，自己带足银两赴京活动，但却毫无效果，目睹父亲庾死磔尸的下场，悲痛欲绝，收取父亲尸骨返回湖州。庄廷钺本可以自己逃走，想到尚有王兆祯、戈明甫等六人担保自己，径去湖州投案。后被凌迟处死。而王兆祯等人依然以释放重囚罪被斩。

　　列名参订者的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最先告发《明史》忤逆，但案发后，他们也被关入监牢，饱受囹圄之苦。三家上至七十多岁的老母，下至嗷嗷待哺的婴儿共176人都被逮系，被押解至北京又返回杭州，遭受酷刑拷掠，直到最后得以昭雪，有惊无险，被宣布无罪释放，前后达多半年的时间。尽管圣旨中有对他们三家的褒扬，且三家各得到不少财产的奖赏。但三人精神上受到严重创伤，心理落差极大，心境凄凉。陆圻在狱中就萌生出家之意，后以行贿五千两银子被释放，开始出家云游，为避免家人寻找，他一再改名易姓，最后竟不知死于何时何地。范骧出狱后一蹶不振，锐气消弭殆尽，最终终老于家。唯有查继佐的经历有一番传奇色彩。

他的获救得力于吴六奇的努力。吴六奇字钘伯，别号葛如，广东丰顺人，早年失去父兄，流浪四方，以乞讨为生。查见其行为特殊，与之攀谈甚为投机，就结为挚友。其后吴六奇投奔平南王吴三桂，屡建战功，得到赏识，升至两广提督。他获知查被捕，便上书朝廷，愿以全家性命担保，为查赎罪。吴六奇当时是吴三桂手下红人，清廷正在西南交战，不敢得罪吴三桂，查家因此得以保全，陆、范两家也因此沾得恩惠。吴六奇与查继佐的故事，在《觚賸·雪遘》一文和《聊斋志异·大力将军》中有生动详尽的记载。

查继佐获释后，纵情诗酒，购养了十二个女优，教习歌舞，终日取乐。其妻子也解音律，亲自拍板教习，不几年查氏女乐成为浙中名部。而查继佐暗地里却在继续他从顺治元年开始的《明书》的构撰。明亡后，查隐居不出，发奋著一部明史，中经历庄氏史祸，在狱中呆了二百余天，出狱后在沉迷声色的掩盖下，把书名改为《罪惟录》，坚持写作，至康熙十一年完成这部一百零二卷的巨著，先后历时29年。《罪惟录》较之庄廷鑨的《明史》，要“违逆”得多，其能得以保全幸存，全在于作者查继佐的无畏和机智，这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下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从《明史》暗中捞到最大好处的就是罪大恶极的吴之荣。清廷抄掠的庄允城、朱佑明两家的财产，一少半赏给自首者，绝大部分则给了告发者。吴之荣就从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实惠。据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载：“吴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既升官又发财，可谓称心如意，飞黄腾达。但人们对这样卑鄙龌龊的小人深恶痛绝，希望他恶有恶报，不得好死。于是编排了诸多吴之荣凄惨下场的故事。如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说吴之荣三年后就得了重病，肉化成水，骨架留在床上，头颅滚落下来；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说吴之荣拜神忏悔时，被神明看穿，背上起了大疮，溃烂成大洞，能看得见五脏六腑，脓水流尽而死；《范氏记私史事》则说，吴之荣走到半山腰时，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被天雷击中，犯了疟疾，寒热夹攻，两日才死云云。

这些记载都根本不可信，不过是善良人们自欺欺人的一种心理安慰剂而已。吴之荣真实的结局不得而知，但更可能的是他得以寿终正寝。因为在当时清朝正逐步加强统治力度、走向强大繁荣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翻案。“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在很多情况下真实地存在着。在当时民主法治意识极为淡薄的环境下，庄氏《明史》冤案的形成，不仅仅在于小人的告发，也不仅仅在于统治者的杯弓蛇影，心胸狭隘，根本的在于专制制度中人治远远大于法治。

庄氏史案发生在江浙，对文人名士云集的江南地区震动尤甚。清廷借此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抒发故国之思，教训他们不要藐视当朝的传统，达到保持政治稳定的目的，同时也出现了极坏的开端，即人们可以用文字作为武器，诬陷、威胁、勒索他人，置人于死地。同时，它对禁锢思想、抑制各种学术发展、扼杀人才，影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