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署名庄廷鑨总纂、庄允城主刊、各大名士参编的《明史辑略》甫一问世，立刻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当地名士李令皙作序，更让该书身价倍涨。尽管其六两银子一套的价格颇有些昂贵，但销路却一直不错，各大书铺购者如云。一时间街谈巷议，无不以庄氏《明史》为话题，巷闾之间，遍论明廷与清朝是非功过。

　　与六七年前刚开始修订《明史》时相比，政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清廷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浙、闽等东南诸省和云、贵、川等西南边陲一些负隅顽抗的明军和义军也被镇压下去。随着政局的稳定，清朝统治者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思想文化上来。作为异族，统摄一贯视自己为正统、视异族统治为亡国灭种耻辱的汉族士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能从思想上压制人们的反清和排满意识。他们深知满族在文化渊源和底蕴上远远不能与数千年之久的汉族文化相抗衡，只有不惜采取高压政策。如顺治十四年就借口科考作弊，接连兴起了“顺天科场案”“江南科场案”“河南科场案”“山东科场案”“山西科场案”，杀了六七十个涉案人员。顺治十七年又颁布圣旨说：“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也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最后还加上了“违者治罪”的恐吓语。

　　皇帝本意如此，但落实到地方上，在资讯十分不发达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反应肯定会慢上几拍。不是经常读史诵经的士子是很难读出其中蕴含的气息的。商人出身的庄氏家族更是不可能从中央的几起案件和态度中察觉出有何不同。庄允城抚摸着印制精美的《明史》，看着书店里不断发卖出去的书籍，听着别人充满崇敬的谈论，心满意足，这既可以告慰儿子在天之灵，更显示出庄家的风雅：我们庄家决非只认铜臭的粗人，也是书香一门。

　　但尽管如此，仍有博读经史、洞晓世事的名士从表面的和善中察出了不妙。他们就是列名《明史》参订的举人查继佐和贡生陆圻、范骧。正是他们的首先发难，点燃了《明史》冤案的导火索。

　　查继佐，字伊璜，号东人，浙江海宁人，明崇祯间举人，明亡后，曾参加鲁王朱以海组织的抗清斗争，失败后定居杭州讲学，学者云集，影响颇远。有《敬业堂先申后甲集》《落叶编》《远道编》《罪惟录》等。

　　陆圻，字丽京，钱塘（今杭州）人，自由聪慧，有神童美誉，尤擅长诗文。其兄弟五人，各有造诣。陆圻是老大，著有《威凤堂集》；老二陆培，崇祯十三年进士，明亡时死于国难；老三陆堦，有《白凤楼集》；老四陆坦，诗文颇佳；老五陆坒，有《丹凤堂集》，在当地很有名望。

　　范骧，字文白，也是海宁人，以品格高洁闻名。清朝建立后，地方上推举他为贤良方正，坚辞不就。有《点庵集》问世。

　　这三人在江浙一带名气甚大，时人以与之结交为荣。庄廷鑨在组织人员修订《明史》时，为了扩大书的影响，抬高书籍身价，有意邀请三人参与，但因三人行为乖僻，不与商人交往，就没有发出请柬，就没有征得三人的首肯，直接把他们的名字列入修订者名单，并刊印在书前的扉页上。

　　首先发现三人名列《明史》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范骧有个相交甚契的老友，叫周亮工。周亮工，字元亮，一字减斋，号栎园，祥符人。明崇祯庚辰进士，官御史，是诗人、书画家、篆刻家、鉴赏家，有《赖古堂集》。是当地闻名的名士。周偶尔发现一本庄氏《明史》，看见该书载有李自成进入北京事迹，明朝有降表，并在下面注上了龚鼎孳的手笔。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祖籍江西临川，后迁安徽合肥，诗文俱佳。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明亡后，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著有《定山堂集》等。龚鼎孳为人心胸狭窄，时任清朝都察院左御史，如果知道庄氏《明史》中列自己名字，必然报复。因此，周亮工并极力劝三人赶紧向官府检举，以免无辜受牵连。范骧、查继佐、陆圻大感惊奇，说庄氏与他素昧平生，一声招呼不打就列名其中，肯定是搞错了。三人专门跑了一趟书店，找到那本《明史》一看，果然三人大名赫然在列。翻了翻内容，都认为该书内容虽然有些表述过于偏激，“抵触本朝”，但历朝史书都是贬彼扬己，无可厚非，对此毫不在意。何况在当时，这种借助名人效应宣传书的情况也并非少数，对于被列入书中的名士来说，这也可使自己声名广播，一个为利一个为名，双方各取所需，也并非绝无好处。正因此，范骧甚至还炫耀地对人说：“吾三人参阅有名。”

　　周亮工却反复警告，说君子不能掠人之美，自己没有功劳就不能列入其中滥竽充数，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有犯禁的地方，我们没有参订，也就不代表我们的观点，这应该向外界和衙门说清楚，应该给学政衙门写一封联名禀帖，声明自己与该书无关。为了敦促三人赶快检举，周亮工甚至替他们起草了呈稿，声明庄氏未经他们同意，擅将三人列为参订者，所言诸事，与己无关。

　　三人也觉不好再推辞，乃于是年十二月，联合具呈向浙江按察司衙门检举此事，申明备案。按察使衙门对此事爱理不理，说：“文章之事，不便存案。”而司理嵇永福却认为此事不可等闲视之，就拿着呈稿去见浙江学道胡尚衡。谁知胡也很不上心，说：“文章之事，何必存案？贵司以为需要，就烦贵司代批如何？”嵇永福也不客气，就代批几句：“明史一书，非奉旨孰敢擅刻？仰湖州府严查确报，以便详宪题参可也。”批转给湖州府学察明报告。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正闲着无聊，看到批文，即刻行动起来，从而真正揭开了这场文字惨祸的序幕。

　　赵君宋，温州人，时任湖州府学教谕。他只是一个拔贡出身，做着这样一个学官，想受贿没人送，想贪污无处下手，只能瞪大眼睛四处寻找机缘大捞一把。上面的命令一到，他就迫不及待地到叶圣基开的书店买了一套《明史》，带回衙中细细审读。因为自己水平有限，又觉速度太慢，他就找来他的学生俞世祯，帮他搜索提取违禁语言。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人找出了几十条悖逆不道的文字、称谓和评论。赵君宋如获至宝，即刻将之报送浙江学道胡尚衡。胡尚衡即着手调查。

　　庄允城得知此事，感到震惊，但还不至于惊惶失措，一来他觉得这事虽然有些棘手，却不会弄出什么大的风浪，二来他毕竟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数十年，做事颇有手腕，三来他与官场并非老死不相往来，也很有些交往。他一面上下行贿，央求现任浙江巡道张武烈责令赵君宋停止行为，一面赶紧派人去书店收回尚未卖出的《明史》，将其中存在悖逆语句的页码抽掉，找人窜改补正，重新刊刻和装订，使之成为一部洁本，仍发往各地销售。同时，为避免再惹出此类麻烦，庄允城带着改版后的《明史》和大量金银，亲自进京拜访在北京通政司衙门主持工作的王元祚。王元祚当初在浙江任守道时与庄允城交谊颇深。庄委托王元祚分别转给礼部、都察院一部洁本《明史》，同时送给三衙门大把金银。通政司、礼部、都察院得到实惠，且书已被净化，就未加任何批驳。因此，后来湖州府推官李焕给《明史》下判状时，就有“既经部、院检察，便非逆书”的官方鉴定。

　　庄允城心知肚明，通政司、礼部、都察院已默许该书继续通行。他花去大批银子，运用自己的手段和关系，终于将事情摆平，认为自己有了官方的护身符，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庄氏《明史》事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心怀叵测之人开始盯上这个非常惹人的敏感物。此事惊动了两位刚从刑狱重释放出来的人物：李廷枢和吴之荣。正是这两位人物的翻云覆雨，弄权作奸，成就了《明史》冤案。

　　李廷枢、吴之荣何许人也？

　　李廷枢，字辰玉，江苏震泽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选为庶吉士，升翰林院编修，后谋得浙江督粮道的职位。明清时期，沿江沿海省份缴纳的米粮，由水路运往北京，称漕粮。官方设漕运总督一人，为正二品官。其下设专管漕运事务两人，即为督粮道，又称粮储道，主要职责是监督征收粮食和押运粮船，并任命地方上的押运官，颇有实权，被视为一个绝好的肥缺。李廷枢也果然不负众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侵吞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贪官。

　　吴之荣，祖籍江西抚州，旗下人，自顺治七年（1650）任归安（今属吴兴）知县。此人一贯善于钻营，贪赃枉法，为达目的从来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当时他得知浙江两位督粮道中，进京押漕的不是李廷枢，而是另外一个满族出身的督粮道。为讨好这位督粮道，他送去大礼，给李廷枢送去的却是一个象征性的礼物。李廷枢绝非良善可欺之辈，听说后勃然大怒，着人搜罗吴之荣的罪状，准备上告揭发。未想吴之荣在归安县门目很多，得知此事，也派人搜罗李的恶行，准备以牙还牙。结果事情越闹越大，甚至惊动了远在京师的顺治皇帝。浙江总督、巡抚为替官场遮丑，不顾两人的分头行贿，将二人革职查办，查得李廷枢侵吞钱粮至白银六七万两之巨，吴之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高层指示，将二人同时治罪，判处绞刑，入狱等待处决。李、吴二人的确神通广大，在狱中托人找关系，花去大把银子，让绞刑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六年也没有执行。二人蹲了六年的监牢，到顺治十六年（1659）皇帝大赦天下，被赦出狱，但必须追缴赃款。

　　经过这一番狗咬狗的折腾，两人共历患难，臭味相投，竟然尽弃前嫌，化敌为友，并结成了儿女亲家。二人的品格高下自此也可窥见一斑。

　　李廷枢出狱后，为还清被追缴的赃款，四处寻找发财良机。这时，他风闻庄氏因《明史》与赵君宋之间的一场风波，觉得大有文章可做。庄家作为当地豪富之一，颇有油水可捞。他立即花六两银子从袁祥甫的书店买到一部《明史》，废寝忘食地翻阅一遍，就兴冲冲地跑到湖州知府陈永命家，叫道：“苞苴到，共烹之!”他深知自己如今无权无势，根本撼不动庄家根基，只有依靠官府，让官府有财可得，自己也能分一杯羹。

　　陈永命是现任湖州知府，满族人，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由庶吉士转部署，升任湖州知府。李廷枢是他考中进士时的老师。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李廷枢晋见自己的学生、当今的知府陈永命，几句寒暄过后，就直奔主题，拿出《明史》递给陈，极力渲染该书奇货可居。陈知府当即对恩师的思路和打算鼓掌叫绝，并许诺为恩师办好这件事，以报答恩师的栽培之恩。

　　老师一走，陈永命便开始行动。他先是让人放出话，说《明史》问题很大，上面正在调查，准备严惩。这风很快刮到庄允城的耳朵里，尽管他已经打点好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家高层，但无风不起浪，话从知府衙门里传出来，自然与知府有关。庄委托他认识的在知府任职的一个库吏周国泰去探听虚实。周国泰没费力气就反馈回来信息。于是几个回合下来，一笔幕后交易在庄允城和陈永命之间达成：庄允城把三千两银子托周国泰交陈永命，陈永命缴回书籍刻板，全部劈毁，把《明史》案压下去。

　　李廷枢原指望借官府威力，能从门生那里分一杯羹，不料等了半月却毫无动静，只得厚着脸皮登门询问。陈永命态度很冷淡，将李带来的那部《明史》还给他，告诉李事情已处理完毕，就端茶送客。李廷枢竹篮打水，懊丧不已，叹自己时运不济。但他决不甘心就此罢休，思索良久，忽想到了自己的亲家吴之荣做事极有手腕，且如今囊中羞涩，必定对此感兴趣。于是他揣着那部《明史》敲开了吴家的大门。

吴之荣出狱后情况同样不佳，不仅丢了官职，被追缴的八万两银子就够他招架。当时的刑厅书办施鲸伯，在吴之荣任归安知县时任粮书，为吴所宠信。施鲸伯为感谢吴之荣的知遇之恩，就以百姓名义，声称愿意为吴之荣捐输，说只要吴赴湖州，赃款即可还清。清初，朝廷规定，遇有国家庆典、筹集军饷、皇帝巡幸、工程建设等浩繁开支，准许巨商富民捐款报效。其实是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勒索苛派手段。湖州府推官李焕为施鲸伯大言欺骗，笃信不疑，就向督抚申请允准吴之荣赴湖州。督抚也贪银两，默然放行。

　　吴之荣抵湖州后，凭着他在归安任知县的威风，与本地的乡绅富户结识，耍起无赖本领，软硬兼施，要求各家解囊救他于水火。各富户深知此人一向心黑手辣，虽然目前一时失势，但难保来日东山再起，此时被他记上一笔帐，那时悔之晚矣。因此，不少乡绅大户宁肯破财消灾，互相攀比着捐出银两，“多者数千，少亦累百”，结果导致“富民大家，卧不贴席”。吴之荣在湖州三年，诈得赃款数十万，却依旧不知足，正寻机会大捞一把。想睡觉就有人送来枕头，此时见李廷枢携《明史》过来探访，凭着他旗下出身的背景，深知满人忌讳，只稍作沉思，即开始行动。

　　他先跑到南浔镇直接找到庄允城，准备先礼后兵，探探庄允城的口气和底细。庄允城深知吴之荣的为人，又见他皮笑肉不笑地捧着《明史》，登时知道来意。因为吴已被罢官，威风大不如前，再说自己的史书已通过三部堂审查，且给当朝知府送过不少银子，说话不软不硬地端茶送客。吴之荣结实地碰了一个钉子，自然不肯罢休，就实施他的第二方案：向高层告发。作为告发者，自然会得到好处。

　　清初，为镇压地方百姓的抗清活动，地方上最有权势的不是总督、巡抚，而是手握兵权的八旗将军。凡向皇帝奏事，必须由将军领衔方可。吴之荣深知此点，就直奔杭州，将逆书呈递给浙江将军满人松奎。松奎听说此书有反清内容，果然大怒，立刻下令严查，并准备向朝廷报告。

　　庄允城得知吴之荣向松奎告发，一刻也不敢闲着。兵贵神速，他即刻想到与他相熟的湖州府学诸生徐典和松江提督梁化凤。梁化凤，字歧山，陕西长安人，顺治三年武进士，因作战勇猛，屡建战功升为参将，继而升宁波副将、苏松总兵。又因其生擒郑成功手下大将甘辉，被清廷大加褒赏，委任他为江南全省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晋三等男，准世袭八次。当年，梁曾因仇人诬陷被打入死牢，旧友徐典得知后，央求庄允城出资营救，庄思虑再三，认为梁来日前途无量，就鼎力相救，上下打点，花去大把银子，才保梁出狱。现在梁化凤是松奎的王牌，全赖梁为他挣功勋，梁说句话松奎不能不考虑，何况这事与松奎干系不大，还能捞到好处，想松奎也不会太过迂执。庄允城觉得自己不好出面，就委托与梁相熟的湖州府学诸生徐典带一千两银子去馈赠梁都督。梁化凤见昔日恩人相求，即写信备礼向松奎说明情况。庄允城又适时托人给松奎送去不少银两。松奎得赂，就让人转告吴之荣，说书籍的事是文职所辖，不归他武将管。《明史》事又不了了之。

　　吴之荣失望之余，深感选庄允城作突破口力不从心，一时无计可施，百无聊赖地翻阅那部《明史》，忽然发现书籍版心的“清美堂”，他想到了他觊觎已久的南浔镇另一富户、庄允城的亲家——朱佑明，立刻眉开眼笑。

　　朱佑明，字峋，祖籍并不在南浔，到朱佑明此辈才迁居此地。朱家世代作木匠，到朱佑明的哥哥才开始经商。其经商颇有办法，清军南下，时局动荡，朱佑明却囤积居奇，大获暴利，发了几笔横财，家资百万有余，可称南浔首富。可惜令朱家引以为憾的是，朱家世代对笔墨诗文一窍不通，颇为书香门第之家轻视。朱佑明本人又贪婪吝啬、锱铢必较，更让乡人不屑与之交往。

　　朱佑明举家迁往南浔后，当地名门望族争着与他联姻结亲。庄允城就在此时为长子庄廷鑨娶了朱家的女儿，两家成为儿女亲家。朱家还花巨资买下前明尚书董份的一处宅邸，花了七万多两银子进行翻盖装修，打算将之打造成“壮丽甲于一郡”的豪宅。宅邸座落在本镇董家弄，为明代尚书董份于万历年间所建。正厅为世德堂，左厅为寿俊堂。两厅堂各有楼屋三间七架两厢房，房屋结构古朴典雅，其所用木料之大，楼板之厚，极为罕见。

　　不过，当地书香之家对朱佑明的这种庸俗做派很看不上眼，在宅邸修建完成后，没有人愿为朱家题写门庭上的牌匾，很让朱佑明下不了台。正在此时，朱的外甥偶尔发现有人卖一块书法遒劲、汪洋恣肆的“清美堂”的旧匾，匾上还有“朱老年亲台”的书款。一打听，才知道是前明相国朱国祯家的旧物，出于赫赫有名的明代书法家董其昌之手，就立刻买下来给舅舅送去。朱佑明一见，果然惊喜万分，不只字体苍劲有力，且牌匾的大红色也充满喜庆气息，更宝贵的是，“朱老年亲台”的书款与朱姓也天然巧合，随即命人刷漆一新，悬挂在门厅上，颇觉体面风光。哪里会想到它会给自己带来灭门之祸。

　　吴之荣之所以选朱佑明为另一敲诈对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自然是朱佑明家资雄富，二是他是庄廷鑨的岳父，为支持女婿的事业，又为附庸风雅，曾出钱赞助出版《明史》，三是朱佑明对文史诗词一窍不通，不会有多大见识，四则是最具有杀伤力的证据，就是朱家门厅悬挂的那块“清美堂”的牌匾，与《明史》书籍版心的“清美堂”一致。这几个因素一招比一招狠毒，一招比一招让吴之荣自信能马到成功。他相信：只要拿“逆书当斩”的大话一吓唬，朱佑明必会俯首听命。

　　没想到，朱佑明比庄允城还硬气，他脸色铁青，一句客套话也不说，探明来意，立刻毫不客气地将吴赶出了家门。吴气急败坏地离开朱家，恨得咬牙切齿。

　　两个回合下来，吴之荣被庄、朱两家作弄得狼狈不堪在南浔镇妇孺皆知。吴之荣脸面一扫殆尽，一时放不下脸去庄、朱两家，就托人捎话说只要庄家稍微馈赠些银两，借以挽回颜面，事情就可以解决。但没想到庄允城有了松奎作后台，腰杆也硬了起来，毫不松口。

　　庄允城怕吴之荣再来纠缠，与亲家朱佑明一商量，决定先发制人。他们向湖州巡道衙门送去不少银子，告发吴在湖州敲诈勒索的恶行，说吴之荣“赃私既完，相应离任，何得踞任诈人无已”？巡道张武烈早闻吴在湖州的所作所为，痛恨兼嫉妒，即勒令吴限期离开湖州境。这场争斗，吴一败涂地，羞愤难当，只得准备卷铺盖离开。

　　可他贼心不死，企图临行前再去庄家、朱家借辞行说些好话，捞些盘缠。他厚着脸皮来到朱家门口，却不见一个成年男子，朱佑明也不见踪影。正纳闷期间，突然大门内涌出数百个婢女、丫鬟、老妇，把他围在中间，破口大骂，又抓又挠，惊天动地，一片混乱。吴之荣无法和她们理论，招架不住，只能撒腿就跑，抱头鼠窜。谁知刚跑不远，迎头遇到一队官兵，不由分说将他拿下，押出湖州境界，一直过了吴江。原来庄允城、朱佑明早料到吴之荣恬不知耻，闭会登门耍泼，精心布置了这场闹剧，又买通巡道张武烈，借机将他轰出湖州。张武烈对吴之荣搜刮数万两银子早已愤恨不已，正好借今天的机会泄了恶气，所以行动起来也很是卖力。

　　吴之荣敲诈不成，反而遭此大辱，实在难以下咽，无赖泼皮本性大发，发誓无论如何要报仇雪恨。此时他也不再考虑敲诈勒索银两之事，必欲不择手段置庄、朱两家于死地而后快。他千方百计弄来一套初版《明史》，将其中的“悖逆”之语一一标识出来。书的凡例中在介绍资料来源时，提到了原作者朱国祯，但在内容中阐发评论时只称为“朱史氏”，而没有写出“朱国祯”三字。吴就借此大做文章，他在其后增加了“朱史氏即朱佑明”一行。同时，为了集中打击让他丢尽颜面的庄、朱两家，他把书前的参订者名单和序文页码都撕去。作弄停当，吴之荣马不停蹄，直接赶赴京都，将《明史》和检举信递呈刑部。刑部官员一看事关重大，立即直接奏报康熙皇帝的顾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于是，这场《明史》案真正开始了。此时是康熙元年（1662）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