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明太祖与明成祖的创制时期，即明人所称“二祖之制”时期；二是明仁宗至明武宗的守成和腐败时期；三是嘉靖至万历初年的变革自救时期；四是张居正死后至崇祯自杀的失控衰败时期。对于第一、二、四阶段的明史，学界没有太多分歧。但对于第三阶段，学界的认识各有不同。传统的观点是：在论及正德、嘉靖之际的所谓杨廷和“新政”和万历前十年的“张居正改革”时，一味强调嘉靖将近半个世纪的黑暗统治，过分抬高张居正改革。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嘉靖革新”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是明代在第三阶段的核心变革时期，而在永乐以后的明代历史中，也只有嘉靖前期才具有强烈变革的要求和从事革新的诸多条件。

　　嘉靖革新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特点：

　　一、特殊的皇位更迭形成了全新的君臣关系，使革新具有可靠的政治保障。明朝第十位皇帝武宗于而立之年暴亡，因其绝嗣而采取变通办法选择其堂弟、藩王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在世宗登基后，杨廷和等朝中旧臣强迫世宗改称伯父即武宗之父孝宗为父，伯母即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为母，变其生身父亲兴献王为叔父，生母为叔母。对于这一不近人情且无法律依据的主张，十四岁的世宗予以严词拒绝，并以退位来表示自己的决心。一些中下级官员如张璁、桂萼等人则支持世宗的合理要求，这样便出现了“大礼议”。争论的结果是以杨廷和等旧臣的失败而告终，世宗趁势清除旧臣势力，确立了与张璁、桂萼等“大礼新贵”的政治互信，重建了嘉靖政坛新的人事格局。这是自永乐以后明代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君臣更迭，本身就是一大显著变局，必然引发政治变革，并为嘉靖革新确立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形成了推行全面革新的政治条件。

　　二、新君新臣都有充分的自信和强烈的变革意识。作为藩王入即皇位的世宗，要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树立自己的新形象，就必须进行变革，清除积弊。作为张璁、桂萼等新进之臣，也只有像议大礼那样协助世宗，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效地打击旧势力，确保政局的稳定。世宗以孝宗之侄的身份君临天下，宣告了孝宗帝系的彻底断裂，对嘉靖政治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世宗完全可以不因父死子继而对孝宗诸帝的因循败政再三回护，使世宗君臣对孝宗统治的理智反思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世宗以特有的自信赢得了大礼之争，清除了自恃“拥立”之功的杨廷和集团，疏远了慈寿皇太后，拥有了政治主动权，具有了极大的自信和革新的勇气。这样，世宗和张璁等人就能够突破杨廷和等人沿用惯例仅以世宗即位诏书革除武宗朝弊政的模式，而将革新对象从正德扩大到百余年前的仁宣时期甚至永乐时期，如此才能厘清弊政源流，有效清除积弊。为了否定守成君主的败政行为，世宗君臣全力维护洪武祖制的神圣性，而效法祖制的做法确实较好地解决了革新与继承的关系，确保了变革的顺利进行。

　　三、革新内容广泛，效果明显。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嘉靖革新能以全面整顿吏治、清理官僚队伍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扫除明代百余年来的积弊，激发统治阶层的活力。嘉靖革新的内容主要有：整肃科举，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以激励士气；整顿学政，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打破重内轻外的观念，以激发地方官的进取之心；整饬言路，以实现对百官的有效监督；清除翰林院积弊，以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裁革冗滥，以减轻财政负担；限革庄田，以遏制土地兼并狂潮；推行一条鞭法，以减轻民众负担；正视哈密问题，以解除边疆危机。通过以上举措，在较大程度上清除了百余年的积弊，从根本上确立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彻底消除了杨廷和集团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使嘉靖朝因此避免了历史上新旧党争所导致的政局混乱。

　　嘉靖革新持续了将近20年，取得了显著效果。仅以新君即位诏书所列前朝弊政款数的变化就可说明其革新的效果。如英宗即位诏书所列宣德弊政为40条，景泰帝所列正统33条，英宗所列景泰34条，宪宗所列天顺43条，孝宗所列成化44条，武宗所列弘治44条，世宗所列正德80条，穆宗所列嘉靖29条，神宗所列隆庆43条，光宗、熹宗所列万历73条。嘉靖45年中的29条弊政远远低于前后诸帝，这就不难看出嘉靖革新所产生的积极效果。熟悉嘉靖朝历史的张居正对此有较为公允的评价。他认为，“(世宗)躬秉圣资，出抚兴运，刬奸剔蠹，丕举王纲，立极建中，肇修人纪。凡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礼之制作，咸稽谋于天，会通古今，经画自心，毅然独断，一洗俗吏牵迹，经生守文之陋。……君臣奔走以受成，万姓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协顺，中外敉宁，声教暨于交南，威灵憺于穷朔。盖举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觐扬之巍巍乎，盛矣!”(《明世宗实录·序》)对于世宗所倚信的革新重臣张璁，张居正等人亦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其“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积弊顿改。在内阁，自以受上特知，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多不与闻者。于是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绝，而海内称治矣。……终嘉靖之世，语相者，迄无若孚敬(张璁之字)”(《明世宗实录》卷221)。

　　四、张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继承者。张居正改革历来是明史研究的热点，但综观各类论著大多笼统地将张居正改革的对象界定为“嘉靖以来”的弊政。事实上，张居正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所针对的是“近年以来”，即“嘉靖中年”或“嘉隆之际”的弊政，如他说：“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辙”；“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张太岳集》卷30、卷36)张居正是一位相对务实的明代阁臣，效法祖制是其政治行为的显著特征。但他所效法的不仅仅是明太祖和明成祖，而是远法“二祖”，近效世宗，而全力效法嘉靖前期堪称张居正法祖的核心内容。他将嘉靖前期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革新措施奉为“皇祖之制”而加以效法，形成了其革新思想的鲜明特色。他说：“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入继大统，将以前弊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张太岳集》卷45)因此，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所要变革的主要是嘉靖革新之后再次生成的弊政，他并没有提出超越嘉靖革新的变革主张，其所言“敬天法祖”、“孝莫大于遵祖”、“率由旧章”等绝非虚语，故他的施政特点就是恢复有益于时政的嘉靖革新措施，他能做的就是“综核名实”、“崇法务实”、“遵守成宪”而已。所以说，张居正改革是嘉靖革新的余波或张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继承者。

　　自晚清以来，学界提及明代改革，主要讲的都是张居正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明清史专家韦庆远先生打破这一传统观念，鲜明地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忽略嘉靖革新而仅谈隆庆、万历时期的变革，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将明代改革表述为“嘉隆万改革”更符合史实，其中嘉靖前期是明代改革的关键时期，是自永乐以后明代政治的一大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