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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曾对推动学术发展起过重大历史性作用,但目前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重量轻质现象,量化评价方式正在成为学术浮夸的“催化剂”。 虽然目前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论文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 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应确保学术评价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重视同行评议，排除非学术因素干扰。
曹卫东认为,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务之急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 该文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同时也使学术评价体系改革这一话题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以量化考核为主的学术评价体系到底需不需要改革?如果需要,应该怎样改才符合学术运行的基本规律?才能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才能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就这些问题,十多位专家发表了意见。 目前论文数量多寡与职称、经费、升迁紧密相联 从今年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试点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引发热烈讨论,到10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提出“论文数量规定影响学术创新”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再到日前曹卫东教授“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的呼吁引发学界认同,与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相关的任何信息几乎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显然,许多人认同这些做法和提法,反映了他们一定程度上对目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的不满。而近段时期以来,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研究员认为,对目前的量化学术考评体系要辩证地看待,量化考评体系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有人滥用了它。以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考核指标《科学论文索引》(SCI)论文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引入这一标准时,对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积极进行学术探索，融入国际学术研究前沿领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改变当时松散的学术管理状态和坐井观天的学术研究风气起到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过分看重SCI论文的数量,以其多寡作为单位和个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并不惜财力、物力鼓励SCI论文的发表,使SCI论文在质量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数量成倍增加,导致SCI的正面引导作用越来越小,负面效用却越来越明显。 据了解,目前在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评体系已成为学术管理的重要依据。这些考核与每一位学术研究者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职称评定、科研经费划拨和行政升迁等都与所完成的科研数量紧密相联,譬如在何种类别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在什么样的出版社出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等等。 以中部某高校评定社会科学类教授为例,该校对教职员工的申报资格,给出了明确的数量要求。按照规定,只有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才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5篇以上为CSSCI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1篇以上为一类期刊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2篇以上为二类期刊论文。” “现在的职称评定,论文数量多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某全国重点大学青年教师对记者坦言。他告诉记者,在评审时,大家一般都会与评委进行事先“沟通”,评委在摆不平“关系”的情况下,为了不得罪人,干脆就按数量多少来评,这样没评上的也都能“接受”。 除了这种职称评审的数量要求外,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年度考核也引入了量化方法,如教授或研究员必须在规定年限内,在一些规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才能拿到与岗位相配套的津贴和奖金。
科研论文总量排名世界第4,但索引率排名一直在120位之外 针对学术评价过度量化的现象,浙江大学教授朱淼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中一味以GDP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其最大弊端就是只重量不重质,过分追求科研项目数量和论文多少,直接助长了论文抄袭、专利造假等不良学术风气。他认为,这种指标式考核的“学术GDP”已成为高校学术浮夸的“催化剂”,应该予以改革。更有学者认为,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推行的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滋生了大量“学术泡沫”,制造了大批“学术垃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学术形象和学术竞争力。 北京某知名大学一位文科院系的副教授很无奈地对记者说,现在老师们都有数量考核目标的约束,压力非常大。每天为完成年度考评与达到职称评定标准的数量拼命地写文章、编书,这中间很多东西都是以东拼西凑的方式弄出来的。 李国杰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学术论文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论文质量与国外论文相比存在着不小差距,应引起足够警惕。据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统计,我国SCI论文数量增长很快,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长一倍。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长一倍,这说明我们追赶的步伐非常快。 “但是,我们的论文被引用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后,最近几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李国杰院士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虽然目前我国内地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而中国香港地区虽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少,论文总数和引文数都排得比较靠后,但其单篇论文引文数却排世界第28位,比我们好得多,说明我们单篇论文的质量还有待提高，这应该引起全体学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李国杰院士的这一结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0月27日公布的《200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去年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和国内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往年都有较大幅度提高。2005年,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153374篇,比上一年增加了42018篇,论文数量排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4位。但从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SCI所收录的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情况来看,在过去10年间,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仅排世界第13位。 科研论文总量排名世界第4,但是论文的实际价值呢?从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平均索引率排名一直都在全球120名开外。有学者就此提出: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存在多少“泡沫成分”?“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资金投入科学研究,换来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对于学术界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的态势应引起足够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近年学术研究成果实际情况分析,重大原创性成果显然与目前的科研数量不匹配,同时也与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些学术成果基本上是用‘七拼八凑、东倒西歪’的文字堆砌起来的,根本就不能称为学术成果。” 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已成公开秘密，滋生众多学术腐败 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作为对学生、教师以及科研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一趋向正在不断强化。只看“刊物”不看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核心期刊”崇拜症正恶化着当前的学术环境,成为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难题。 “核心期刊”的概念由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而国内的中文核心期刊,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工作研究会联合出台的,在最新的2000年版本中确立了75个学科类别的1571种核心期刊。 长期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核心期刊的本意,是为经费有限的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部门在订购期刊时作为参考刊目使用。但是,核心期刊在我国推广后,作用被扩大,变成了一种学术评价标准。 南京大学当初将SCI引入考核体系,对在SCI上发表论文的人员给予奖励，曾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作为一种管理创新经验,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竞相模仿,以核心刊物论文数量为指标的考核办法开始在全国普及。但是,经过十几年演变,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核心期刊”,受到了功利性侵蚀,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争相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使核心期刊成为稀缺资源,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据了解,现在一篇约5000字的学术论文的市场价,普通学报即一般的省级学术刊物为800—10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为1000—2000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为3000—5000元,而一些顶级学术期刊的私下交易价格则要更高。 “惟‘核心期刊’论的学术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南通大学文科学报执行副主编钱荣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不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六亲不认’,只认‘核心期刊’,而且辅之以重金,一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价值数百、数千、数万元不等。因为大家都认为,一不小心,差了一篇‘核心’,津贴也许就会掉下一档。在这样一种学术评价体制导向下,现在的许多人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因为这样就可以为评奖、上职称、拿津贴、跑课题打开方便之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全然无暇顾及。” 钱荣贵进一步指出,时下不断被媒体公开曝光的一些学术腐败问题,惟“核心期刊”论的错误学术评价方式是助长其泛滥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着学术的健康发展。 “期刊的行政级别怎么可以等同于学术水平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邢东田曾对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制度发出过这样的诘问。 邢东田认为,核心期刊虽说主要是依据学术影响力评出的,但这只是对整个刊物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而不是对其每一篇论文的评价。把刊物级别与论文质量划等号,其理念就是,凡是发表在高级别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质量的论文,反之则不是。这种“以刊评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荒唐做法,显然不利于学术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评价本来是很严肃的事情,但现在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学术管理变成了“数字”管理。对此,有学者戏言,现在评教授,一般的小学生都能当评委,因为只要对比一下数字就行了。 以“核心期刊”为主的完全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严肃而又复杂的学术评价被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处理,本身也反映出量化考核方式的低层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这种简单化地进行定量考核,是当前高校粗放型管理的典型表现。 学术不能太多与功利挂钩，要提倡学术界良知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量化式学术评价体系的争议,实际上已经从该不该改革上升到应该怎样改革和朝哪个方向改革的探讨。“建立科学、公正、客观的学术评价机制,对于促进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学术评价通过鼓励知识创新,引导学者遵守学术规范,控制越轨行为,激励评价对象提高学术水平,在推动学术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社会功能。学术评价引导科研资源的分配,从而对学术活动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在这个作用过程中,价值目标如果与公正程序相结合,则可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客观性又起到鼓励公平竞争、激发学术创造力的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认为,学术评价无非是针对学者、学术成果以及学术机构的评论、判断与鉴别。无论是学者、学术成果还是学术机构,其核心要素首先是学术。所以,既然是学术评价,就一定要以学术为依归,以学术为本位。所谓学术本位,其本质即学术取向。这是学术评价创新的关键。 有专家则提出,应该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使学术评价能真正以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作为评判的惟一标准。 张保生教授认为,要充分发挥学术评价对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还必须处理好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关系。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是学术标准的量化,它是通过对各种评价标准设置不同权重而实现的,具有导向性。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注重成果引用等客观量化评价、社会影响等指标的设置。但是同时,学术研究的知识或智力劳动的特点,使单纯的定量评价可能会产生学术泡沫或背离学术自由的精神。从学术研究是发现真理的自由探索和知识创造过程来看,仅靠定量或定性评价,均不能准确刻画真理性认识的阶段性和相对性。因此,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应当结合。 李国杰院士认为,学术风气的改善和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需要从点滴做起,需要一些有识之士带头改革。他认为,目前首先应当取消博士生必须发表一篇SCI论文的规定。李国杰举例说,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学校并没有这个规定。现在一些刊物,好文章不能发表,滥文章发表很多,现在应该强调论文质量,强调学术期刊的质量,文章不在多而在精。我国已经走过论文数量增长历史阶段,现在应该是强调论文质量的时候了。 关于如何促进学术评估的健康发展,李国杰院士认为,应该重视同行评议,这是评价学术成果的最基本手段。虽然同行评议有利益冲突、人情因素的干扰,但应相信学术共同体能很好地做好同行评议工作。每个科研人员也应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学术成果和课题申请,形成高度自律的科研环境。 高度自律的学术环境自然需要学术研究者高度重视科学精神。“学术不能太多地与功利挂钩,与经济利益挂钩,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崇高的理想,要提倡学术界的良知。如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对学术研究人员和成果,要有耐心。‘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对待学术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太急功近利。”李国杰说。 还有学者认为,学术评价是一项严肃、复杂而又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从宏观角度来看,学术评价体系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如何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态。 “学术研究是一项科学探索,是一个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迈进的认识过程,学术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它对另一种认识活动的认识,更受到人的认识能力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具有相对性。在学术发展史上,有许多新理论、新观点在刚一提出时并不被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和承认。这说明,学术评价的结论具有暂时性,学术评价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的过程。”张保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最后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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