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他而起”到“不知所谓”

    1.“国粹”与“国故”

这样看来，许地山也许说对了，是否活着还真的是构成“国粹”的一个要件。光是作为遗产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铜器、秦砖、汉简、兵马俑、宋版书、武则天墓，还真的没有人叫它们“国粹”。

前面两篇，我主要对国学的发生和流变作了一番梳理，重点在述史，现在则需要对国学这一概念本身作一些学理的探讨。

其实“国学”一词，是与另外两个相近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检讨国学，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个词汇，这就是“国粹”和“国故”。

“国粹”一词出现最早，专事此一领域研究的郑师渠先生，且在其《晚清国粹派》一书中，考证出该词的中文文本出处首推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也就是说，是在1901年。而任教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丁•伯纳尔(MartinBernal)教授，在1976年撰写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长篇论文中，对“国粹”一词1887至1888年在日本流行的情形，作了丰富的引证。他写道：

“1887年，国粹一词开始在日本普遍使用。这是针对明治维新而发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说服西方势力，日本已经文明———也就是西化———得足以重订条约、废止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其实，自1850年代开始逐渐扩展的西化浪潮，由于政府积极地推动各种欧式习俗而达于巅峰。”（傅乐诗等著《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页94）又说：“在这种气氛下，以维护国粹为职志的团体也形成了。在知识分子方面的斗士首推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1888年后者发表新刊物《日本人》的出版方针时表示：‘长久以来，大和民族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玄妙的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国粹（nationality），此一国粹在日本本土发长，随着环境而有不同的回响。从孕育、出世、成长到发扬，经过不断地传承与琢磨，它已经成为大和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同上）然而如果把“国粹”一词用更明白的语词加以置换，它到底是什么涵义呢？志贺主张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但伯纳尔认为解释为“民族精髓”也许更合适一些。后来日本的国粹派们寻找到一种容易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即国粹指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伯纳尔毫不怀疑，1898至1905年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文化舞台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等，明显接受了日本国粹派的影响。他引用了任公先生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其中直接使用了“国粹”的概念。梁的观点系黄致梁的信中所保留，我在前面已经引录，关键语句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有出使日本的经验，他给梁的信里也曾略及日本“国粹之说起”的原因。这里，我附带作一个说明，伯纳尔教授引录的关于任公先生的这条材料，是从杨天石先生1965年发表在《新建设》第2期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一文转引的，现在有的研究此一问题的著作引录伯纳尔，却遗忘了杨天石，可谓舍近求远。我也同乎此病，也是在看了傅乐诗等著的《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之后，才得知天石兄的贡献。天石是我多年的好友，他送我的《杨天石文集》就在手边，如今翻开一看，论国粹主义思潮的大著赫然在目。古人有贵远贱近之讥，吾辈已无可逃遁矣。天石兄的文章里，还征引了清政府1903年颁布的《学务纲要》，其中有“重国文以存国粹”字样，以及张之洞1907年使用“国粹”一词的情况。（《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146、147）章太炎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提出的“用国粹激动种性”，也为他所引录。就不要说围绕《国粹学报》1905年创刊前后国粹学派的言论，更没有被天石所遗漏。

国粹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也明确表示，他们倡议此说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保存国粹思潮的影响：“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可知“国粹”一词确乎来自日本。但一种思潮能够引起广泛响应，光是外来影响不足以成为原动力，主要还是晚清时期中国自己的文化环境使然。西潮来得太猛烈了，国人迎之不暇，退而无路。故重新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精神的支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此有天然自觉的是章太炎，他自称：“上天以国粹付余。”（《绝命书》）1903年写给宋恕的信里也说：“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书信集》页17）同年致刘师培论经学云：“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同上，页71）而早此五年的1898年2月，在《与李鸿章》书里，太炎先生已然提出：“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同上，页19）流露出以古学起今衰之意。至于国粹的内涵，章太炎认为主要在历史，具体说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项，也就是历史和文化。章的学问根基在小学，故一向重视文字语言的研究，以为：“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零落必有与立。”（同上，页250）不过太炎先生的“故常”，是不把满清算在内的。所以唐以前的历史舆地，他格外看重，认为可以作为“怀旧之具”，而其“文章之雅驯，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诵之令人感慕无已”（同前）。至于周秦诸子，太炎先生认为“趣以张皇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国性所以高尚”（同前，页151）。要之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章太炎那里，被视做国粹的主要内容。《国粹学报》的另一作者许守微，曾试图给国粹下一明了的定义，曰：“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与太炎先生所论实无不同。

但揆诸历史，我国精神之所寄也多矣，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也多矣，难道都可以称做国粹吗？所谓粹者，应该是同样事物里面的特别优秀者，也即精华部分。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但并不都一律以“粹”相许。所以许地山1945年连载于《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对此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思，既然叫粹，就不能太降低条件，标准应该是很高的，不能光是特有的事物就叫做粹，久远时代留下来的遗风流俗不必是粹，一个民族认为美丽的事物也不一定是粹。他举例说，比如当年北平的标准风俗，少不了“六样”，即天棚、鱼缸、石榴树，鸟笼、叭狗、大丫头，如果把这看作是北平的“六粹”，那只不过是俗道而已。因此他说：“我想来想去，只能假定说，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的，才可以被称为国粹。”(许著《国粹与国学》，台湾水牛出版社，1987，页162)明显地把有没有功用和国粹联系了起来，而且侧重物化的文明型态方面，比如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以及精神上所寄托的神等等，完全不同于太炎先生的立说。所以许地山又说：“国粹在许多进步的国家中也是很讲究的，不过他们不说是‘粹’，只说是‘国家的承继物’或‘国家的遗产而已（这两个词的英文是 National Inheritance，及 Legacy of the Nation）。文化学家把一国优秀的遗制与思想述说出来给后辈的国民知道，目的并不是‘赛宝’或‘献宝’，像我们目前许多国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与遗物说出来与拿出来，使他们知道民族过去的成就，刺激他们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迈步。”（同前，页165～166）

许地山是小说家兼比较宗教学学者，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哲学和民俗学。长期执教燕大，逝世前任教香港大学，1941年逝世，只活了49岁。《国粹与国学》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写，《大公报》为之连载。许对国粹问题发言，他讲的肯定不是外行的意见。他没有完全否定“国粹”一词，但学理和事实上的保留态度昭然可见。他强调要把“粹”和“渣”分别开来，再把“粹”和“学”分别开来。

对“国粹”的概念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何以要用“渣”这个不甚雅驯的概念来和“粹”相对应？而且并非许地山一人，包括鲁迅、胡适在内的许多文化身份显赫的批评者，都有此想。关键是国粹一词传到中国，它的词义已发生变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志贺为代表的本国主义者，是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的，或者他们更愿视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如果把这样的解释移用到中国，我认为会发生困难。因为我们无法把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的精神，用最简洁的话语来加以概括。以往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吃苦耐劳”，以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或者现在说的“中庸为大”、“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当然都是有根据的好语词，但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无形或者有形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国粹”，我们自己能认可吗？我们的历史太长了，其间民族与文化的变迁太频繁了。本来是汉族为主体的社会，可中间却多次被少数民族客换主位。因此唐朝、宋朝的精神和元朝、清朝就大不一样。尤其清朝，已经让民族精神的托命人知识分子没有了精神。另外的一些概括，例如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通性，这倒是真实不虚，学术界未尝有疑义。但这些可以称做我们的“国粹”吗？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现代社会的始建，“家国”早已不“一体”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地位已经崩塌。“三纲五伦”在没有皇帝的社会里，还能够发用吗？孔、孟、荀，易、老、庄，管、孙、韩，的确是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家，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荣誉，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源，但他们是我们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如果我们仅仅视为自己的“国粹”，不是太小气了吗？况且学术思想就是学术思想，哲学就是哲学，作为文明体国家，那都是题义之中的事情，无非你有我也有，我的和你的“心理攸同”，思想的理性表现型态却不相同———何“粹”之有？

所以，自太炎先生开始，中国早期谈“国粹”的学人，已经悄悄把“国粹”的内涵，置换成与中国传统更相吻合的内容。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国粹”三项说，已经不能简单用民族精神或中国的无形精神来范围，与其称这三项为“国粹”，不如叫“国故”更为恰当。事实正是如此，章太炎最喜欢的语词是“国故”，而非“国粹”。所以他自己颇看重的一本书是《国故论衡》，而没有叫《国粹论衡》。“国粹”一词来到中国以后，如同明以后的儒学，走的是下行路线（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其精神价值层面逐渐淡薄，物化的价值大大提升。这就是为什么许地山尽量想举一些可以称做“国粹”的例证，却只举出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等少数几项的原因。而吴稚晖则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此本不学之诳语，不作数，但思考的方向，是下行而不是往精神层面走应是事实。如今有把京剧、中医、国画作为我们的“三大国粹”的流行说法，也体现了同样的意思。当然京剧、中医、国画这三项，我想是可以叫做国粹的。也可以再加上中国功夫。这样看来，许地山也许说对了，是否活着还真的是构成“国粹”的一个要件。光是作为遗产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铜器、秦砖、汉简、兵马俑、宋版书、武则天墓，还真的没有人叫它们“国粹”。

现在来说“国故”。这是章太炎先生发明的概念，解释起来比“国粹”、“国学”都容易。易言之，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都可以叫做国故。典故和故事有口头的，有纸面上的，当然纸面上的多。所以谈国故离不开文字。太炎先生是货真价实的文字学家，他最有资格谈国故。可是国故这个词，现在也几乎不用了。你听哪一位以传统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从业人员，自称自己是研究国故的。其实章太炎先生也没有向别人说他是研究国故的，而是纸面行文，他选择了这个特殊的词汇。所以传扬开，是由于两个特别的契机：一是1919年年初，傅斯年办的《新潮》出刊后，刘师培办了一个旨趣相异的《国故》月刊，两刊就国故问题展开过讨论，傅斯年、毛子水一起上阵；二是1920年胡适在他那篇纲领式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里，响亮地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说：“这叫做‘整理国故’。现在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全集》第一卷，页699）

试想胡适在五四过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当口，是何等权威地位，他这样睥睨一切的大叫大嚷，能不发生影响么。何况两年之后北大国学门就成立了，“整理国故”成为国学门的基本旨趣。

胡适不同于章太炎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但对太炎先生，他不忘给予尊礼。他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顾颉刚也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尽管如此，上世纪20年代还是因了“国故”两字而有许多讨论，单是许啸天编的《国故学讨论集》，就有足足的三册。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国故就是我们以往历史文化的那些东西，对国故进行研究，就是国故学，也可以简称为国学。如同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所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胡适之先生果然讲得明白，我想我们对国学这一概念的义涵，完全可以达成一致了。

2.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

何必用一个笼统的国学与人家各个学科相对应，而不是以哲学对哲学，文学对文学，史学对史学，然后加以比较研究，透过表现形态的“异”，寻找人类智慧结晶的“学”和“理”的大“同”呢？

但事情还没有那样简单。当我们探讨国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时时伴随着我们不肯离去，这就是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问题。正是鉴于此，百年以还对国学的概念提出质疑的学人亦复不少。最具代表性的是何炳松先生，1929年他发表的《论所谓“国学”》一文，提出的口号是：“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理由有四：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何炳松讲的要推翻国学的这“四大理由”，能否都站得住脚，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两段他的论述文字，然后再作价值判断。第一段文字：“我们知道德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和史学，法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和哲学，美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各种新的社会科学，英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日本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东洋的史地学。他们对于世界的学术都是各有贡献，但是他们都绝对没有什么国学。我们试问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种国学，那么中国国学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真价值究竟怎样？他们对世界学术究竟曾经有过一种什么贡献？假使我们自问对于中国国学的特质、价值，和他们对于世界学术的贡献，我们都一点不知道，那末所谓国学究竟是什么东西？”（《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页382）

第二段文字：“我们研究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文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天算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天文和算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是否还想要做一个“大坛场”上的“万物皆借于我”的朱熹？中国的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文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文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天文算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天文学家算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

何炳松上述第一段文字，意在探讨国学与世界各国学术的互动问题。既然德、法、美、英等学术发达并且对世界学术有过重要贡献的国家，他们都不以本国学问笼统自命，该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就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哲学就是哲学，史学就是史学，文学就是文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政治学就是政治学，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却以一个国学概括自己的全部学术，何炳松认为“在现今科学昌明的时代，决不容许的”。他当然说得有些绝对，但基本义涵不见得全无道理。

世界各国的学术，其为“学”，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完成“学”的方法、途径和形态。中国哲学和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哲学，研究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离不开人、生命、宇宙、自然秩序，都想深入到“玄”或曰“真际”的世界，并希望用玄理给出“攸深”的结论。中国哲学的“近譬诸身”的讲求实际的特点，固然也，这在先秦儒家那里表现的最为明显。但中国哲学也是从不回避对“玄理”的探究的，这有易、老、庄“三玄”经典为证。朱熹哲学其实已经“玄”得可以了，他说的那个“理”，你能看得见摸得着吗？只不过还有些“拖泥带水”，在纯哲学家眼里还不够彻底而已。但中国哲学的论理形态又是与西方不同的，比如说中国先哲并不以追求体系为能事，而西方哲学恰恰需要体系化。但这丝毫不影响易经、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那么又何必用一个笼统的国学与人家各个学科相对应，而不是以哲学对哲学，文学对文学，史学对史学，然后加以比较研究，透过表现形态的“异”，寻找人类智慧结晶的“学”和“理”的大“同”呢？

何炳松的上引第二段文字，说的是现代学术分科的结果，已经使得国学独立义涵的应用性大为减弱。中国传统学术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变以后，已为艺术、文学、史学、哲学诸学科所置换，总称做人文学科。中国古代原无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民国以后才开始重建。现代社会国际间学术互动频繁，而学术互动都是分学科进行的，如果人家来的是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我们对之以国学，来的是史学或者文学团体，我们也对之以国学，岂非笑话。其实胡适当年在号召“整理国故”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因此对中国传统学问作分学科研究，比拢在一起的国学概念要切实得多。实际上也没有哪个现代学人以研究国学自许。假如你向一位研究古典文学或者哲学史或者历史学的学者发问，请教他如今治何学，他大约连古典文学、哲学史、历史学这些现成的概念都不肯用，而是更具体的或唐代文学或明清小说，以及宋明理学或晚清诸子学，乃至宋史、明史、清史等等，已经自己觉得不免空阔。他绝对不敢说，他老先生是研究国学的。如果他讲了，你即使不会被吓着，也会蓦地一惊。

国学这一概念其实是有局限的，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国学，我也国学，大家彼此一下子热起来。更不要花费心思去选举“国学大师”。我们晚学不敢与闻是自然的，我们的长辈恐怕也会望而却步。“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来的，20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此称号者，除了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还可以加上王国维），惟钱宾四、张舜徽足以当之。鲁迅诚然是大作家，大学者，但如果你尊他为国学大师，他会站起来骂你一通。钱钟书先生，我们都认为他的学问着实了得，可是你要称他为国学大师，他肯定不会接受。还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很可能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项荣誉。即使陈寅恪，还是径直称他为史学家更为恰当。1990年代初，百花洲出版社有《国学大师丛书》的拟议，来京约请部分涉足传统学问领域的学人座谈，我当时就觉得名单开列得过宽，鲁迅、蔡元培、贺麟、林语堂、张元济、欧阳渐，都算做国学大师了。这些人当然都是了不起的大家，可就是不宜于称他们为国学大师。盖国学有宽窄两重义涵，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也就可以简称为国学。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说法，其实也是比较宽的义涵。国学的窄一些的义涵，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不通经学，不明小学，国学大师的称号宜乎与其无缘。

曹聚仁在分疏1920年代的国学的时候，曾把北大国学门和无锡与上海的国学专修馆区以别之，他写道：“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三者在理决无合作之余地，吾辈认明商标，庶不致误。”（《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一集，群学社，1927，页85）他对上海、无锡两地国学专修馆的谥语，也许有偏因而不足为据，但说北大国学门的国学是“赛先生”的国学，即科学的国学，是完全没有错的。我们今天是否已经发生了与“赛先生”成截然反对的国学，限于闻见，我无法判断，但如果国学“热”得失却章法，乱了方寸，预期“神怪”、“冬烘”之“国学”一定不会出现，则我不敢必也。引曹不必尽信曹，前朝历史，去之未远，诫之可耳。

3.“国学”一名“将恐不立”

国学这一概念，是当我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应时而生的一个特指名词，我们在扬榷古今、斟酌中西、权衡利弊之后，主张“广笼统”的“国学”应该缓行、少行乃至不行，庶几不至于有背统趋新之嫌罢。

国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清末民初，20世纪头一二十年，东西方文化冲突剧烈，传统和现代的整合漫无头绪，当时第一流的知识人士如章太炎如梁启超如胡适之，遂倡国学以激发种性的文化自觉，以至于北大、清华我国现代学术的重镇也起来推动。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历史作用早已昭然于当时和后世。问题是我们今天，历史已经跨越百年后的21世纪，我们还需要原封不动地维持当初那种义涵的国学吗？

现代的学科划分和学术分类是越来越细了，一个人能够在某个单独细小的子门类里作出学术贡献，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还能够明小学而且通四部。不仅不能，甚至也不一定需要。现代科学知识和东西方多元文明的吸取，仍然是青少年进学的第一需要。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掌握自然必不可少，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概念，或两者加起来中国文化的概念，比国学要开阔明朗得多。我们讲中国文化的特质，世界各个地方的朋友都喜欢听愿意看，也看得明白听得懂。但一讲国学，人家就懵懂了。

钱穆先生在他的著名的《国学概论》中，第一篇第一句话就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我们可以称做国学大师的钱宾四先生，都说国学这个名词是一个有时代性的名词，历史渊源既无从承继，将来恐怕也就难以成立。他说得再明白不过，像胡适给国学下的定义一样明白无误。

其实不仅钱穆先生，还有一位我本人敬之为20世纪最大的儒者，其为学的本我境界让梁漱溟、熊十力稍逊一筹的马一浮，也持有与钱穆相同的看法。马先生深于玄言义理，讲求立身本末，论学不入讲舍，儒佛兼通。蔡元培1916年请他到北大任文科学长一职，他谢绝了。但抗战时期，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他不得已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先后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开国学讲座，阐扬“六艺之学”。《泰和宜山会语》一书，就是他两地讲论的结晶。

因所立之名叫“国学讲座”，所以讲论伊始，马一浮便先对国学的概念作了诠释。他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页9）

马一浮先生同样说得再明白不过，即国学在他看来是一笼统不明确的概念，而且此一概念的产生是“依他起”，因此马先生连续给定了两个否定语词，一曰“不甚恰当”，二曰“本不可用”。他的态度是很决绝的。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国学所“依”的那个“他”，是变化着的，“他”变化了，国学这个概念势必随之发生变化。马一浮先生对我国传统学术的名理以及佛学的义理，有极深湛的造诣，解一词名一物，都能从学理上疏证得令人信服。

果如马一浮先生所言，如今国学所依赖的那个“他”，即外国的学术早已发生不知凡几的变化，中国固有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也已经在现代诠释中获得新的生命。国际间的学术文化的交流互动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几乎全世界学界人士的认同。钱钟书先生喜欢的话语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言内之意也是表述的此情此理。那末，我们还有何种必要，将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皇皇学术，以“国学”二字自秘起来或者包裹起来，自划畛域，以至造成我民族与世界文明的人为裂痕？

总之国学这一概念，是当我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应时而生的一个特指名词，是“一时代的名词”（钱穆），是“不甚恰当”的名词（马一浮）。如今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在扬榷古今、斟酌中西、权衡利弊之后，主张“广?笼统”的“国学”应该缓行、少行乃至不行，庶几不至于有背统趋新之嫌罢。区区之意，尚待明学之君子正之。

不过在结束此长文的时候，我想提出一项建构国家未来学术大厦的建议。这就是学术界和传统资源研究的从业人员，虽然应该少或竟不用国学这个概念，但我却建议小学生的课程设置，增加国学一科。名称就叫做《国学》，内容以“六艺”为主，就是孔门之教，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当然采择应该精要，注释宜于简明，不妨以白文为主。这样将来终会有一天，所有中国人的知识结构里面，都有我们华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经典为之奠基，使之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马一浮岂不云乎：“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

（作者：刘梦溪，1941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陈寅恪与红楼梦》、《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思想与人物》、《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