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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唐代长江下游宣歙茶区和浙西茶区为考察重点，对该地区茶叶生产的两种不同类型及其特点作了具体的个案分析，浙西湖、常二州代表了唐代贡茶州茶叶发展的最高水平，而宣歙山区的祁门、婺源茶区则是唐代茶叶专门化生产的典型，标志着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关键词】唐代长江下游；茶农；茶园；茶叶生产；茶叶贸易 一、茶叶产区的扩大和名茶品种的增多 长江下游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产茶区。汉魏六朝时，长江下游地区的茶叶产地主要集中在义兴、乌程、剡县、永嘉等地。入唐后，特别是开元、天宝以来，伴随着饮茶之风在全国的普及，本区的茶叶产地遍及全境。据陆羽《茶经》卷下《八之出》载 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洲、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洲下。［1］ 从陆羽的记载着来，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皆盛产茶叶，而且多为名茶产地。不过《茶经》所载本区茶叶产地，以及陆羽对本区名茶的品评，仅仅反映了唐代中期的情况，而且还遗漏了一些重要的茶叶产地和优质名茶。这里我们根据《茶经》的记载，辅以唐代诗文及宋以后的方志材料，对本区的茶产地和名茶品种作一些具体介绍。 1.浙西产区 浙西是本区最重要的茶产地，也是唐代贡茶州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据文献记载，浙西六州皆出茶叶，其中湖、常、睦、苏四州皆贡茶。 湖州境内产茶地甚多，据《茶经》记载，“湖州生长城县顾诸山谷，与峡州、光州同。生山桑、儒师二寺，白茅山悬脚岭，与襄州、荆南义阳郡同。生凤亭山伏翼阁飞云、曲水二寺啄木岭，与寿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县山谷，与金州、梁州同。”在湖州茶叶中，以顾渚紫笋茶最为有名。在顾渚紫笋茶中，明月峡茶尤为上品。《嘉泰吴兴志》卷4载：“明月峡，在长兴县顾渚侧，二山相对，壁立峻峭，大涧中流，巨石飞走。断崖乱石之间，茶茗业生，最为绝品。”会昌年间任过湖州刺史的张文规把明月峡茶誉为“吴兴三绝”之一，作诗赞道：“清风楼下草初出，明月峡中茶始生”（《全唐诗》卷366）。在唐代贡茶中，顾渚紫笋茶尤为名品，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诗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有唐一代，湖州顾渚茶与雅州蒙顶茶并称，号为天下第一。 在唐代，常州义兴阳羡茶也是誉满天下的名茶。《茶经》称阳羡茶生常州义兴县“君山悬脚岭北峰下，与荆州义阳郡同。生圈岭善权寺石亭山，与舒州同。”中唐诗人李嘉佑《送陆士伦宰义兴》诗云：“阳羡兰陵近，高城带水间。浅流通野寺，绿茗盖春山。”可以想见，义兴的植茶面积不小。白居易因朋友寄来阳羡茶而兴奋不已，吟出了“渴饮毗陵新到茶”的诗句，可见阳羡茶在当时享有盛名。另外，无锡慧山也是常州重要的产茶地，陆羽曾到慧山一带采茶，释若冰在《题惠山泉》中也吟出了“野客偷煎茗，山僧惜净床”的诗句。［2］ 睦州是浙西又一个重要的名茶产地。《茶经》称睦州茶“生桐庐县山谷”，《新唐书•地理志》载睦州贡细茶，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叙诸茶品目》中，把睦州所产的鸠坑茶列为全国14类名茶之列。杨晔《膳夫经手录》也称：“睦州鸠坑茶，味溥，研膏绝胜霍山者”，认为鸠坑茶超过了寿州名茶霍山黄芽。陆龟蒙《茶鼎》诗云：“曾过赬石下，又住青溪口。且共荐皋卢（茶名），何劳倾斗酒。”［3］自注：“赬石、清溪，皆江南出茶处”，说明睦州青溪县一带也产茶叶。 苏州洞庭山一带产茶，《茶经》把洞庭山茶列为下品，不过该茶在唐后期也有较大发展。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载，“洞庭山出美茶，旧时入贡。《茶经》云：‘长洲县生洞庭山者，与金州、蕲州味同’”，说明唐后期苏州洞庭山茶已为贡茶。茶叶一般在春季采摘，故《茶经》卷上《三之造》称：“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间”，而苏州的贡茶却在冬季采制。《旧唐书•文宗纪》载：“吴、蜀贡新茶，皆于冬中作法为之。”直到大和七年（833年），文宗才下诏“罢吴、蜀冬贡茶”。不过并没有取消苏州贡茶，只是“所贡新茶，宜于立春后造。”据同治重修《苏州府志》卷12《物产》载：苏州贡茶“出吴县西山，以谷雨前为贵，唐皮（日休）、陆（龟蒙）有茶坞诗”，也表明苏州洞庭山贡茶在二月谷雨前采摘。苏州洞庭山茶到北宋时又发展成为一种名叫“水月茶”的新品种，“颇为吴人所贵”。到明代时，苏州的虎丘茶、吴县洞庭西山的云雾茶、剔日茶，名满天下，以至形成“苏州茶饮遍天下”的局面。 位于临安和於潜两县交界的天目山，是唐代杭州最主要的茶产地，所产的天目茶在唐时也颇为有名。《茶经》称“杭州临安、於潜二县，生天目山与舒州同”，即指此茶。中唐时精于茶道的诗僧皎然在《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一诗中对天目山茶推崇备致：“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全唐诗》卷818）。上元县（即江宁县）的傲山是润州主要的茶产地，故《茶经》称“润州江宁县生傲山”。位于延陵、句容境内的茅山也产茶，许浑《秋晚怀茅山石涵村舍》诗有“云暖采茶来岭北”句。奉天之难时，润州刺史韩滉“以夹练囊缄盛茶末，遣健步以进御”［4］，说明当时润州也贡优质名茶。 2.宣歙产区 宣、歙、池三州是唐代著名的茶叶产区。宣州茶主要产于宣城、太平二县。《茶经》称太平县生上睦、临睦，味与黄州同。宣州最有名的茶是鸦山茶，《太平寰宇记》卷103称宣州宁国县“鸦山出茶，尤为时贵。《茶经》云‘味与蕲州同’。”郑谷《峡中尝茶》诗有“吴僧漫说鸦山好，蜀叟休夸鸟嘴香”（《全唐诗》卷676）句，认为鸦山茶产于吴地苏州，误。北宋梅尧臣《答宣州张主簿遗鸦山茶次其韵》云：“昔观唐人诗，茶韵鸦山嘉。鸦衔茶子生，遂同山名鸦。……纤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竞收青蒻培，不重漉酒纱。顾诸亦颇近，蒙顶来以遐。”说明鸦山茶在唐后期已入名茶之列。所以唐人杨晔称：“宣州鸭山茶，亦天柱之亚也。”［5］歙州山多宜茶，在婺源、祁门一带有大片茶区。《茶经》渭“歙州生婺源山谷，与衡州同。”婺源方茶，制作精好，其先春含膏亦位列名品之列。祁门县“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所出方茶，可与婺源一比高下。池州，在《茶经》中无产茶记录。杨晔《膳夫经手录》称：“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至德县原属饶州，永泰元年（765年）该县划归新置的池州管辖，可见池州也产茶，且数量不小。另据宋人陈岩《九华诗集》记载，德宗建中时新罗人金地藏携茶种至九华山种植，“金地茶”由此得名。 3.浙东产区 据《茶经》记载，浙东产茶州有越、明、婺、台四州。越州余姚县在唐代以前就是重要的茶产地，《神异记》载有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茶常获大茗之事，说明该地人很早就懂得入山采摘野生茶了。《茶经》载唐代“越州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小者与襄州同。”越州会稽县所产的日铸茶，在宋代名闻天下。该茶产于会稽山北部的日铸岭，宋人王十朋《会稽风俗赋》称“日铸岭，在会稽县东南五十五里，欧冶铸剑之处，地产茶最佳，其芽纤百而长。欧阳公《归田录》曰：‘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为第一’。”［6］《青箱记》亦称：“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7］日铸茶在宋代既号称“江南第一”，说明稽北丘陵地带的植茶业绝不会始于宋代。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进士及弟的章孝标在《思越州山水寄朱庆余》中说：“藕折莲芽脆，茶挑茗眼鲜。还将欧冶剑，更淬若耶泉”（《全唐诗》卷506）。可见，唐后期会稽县一带的茶叶生产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越州另一个重要的茶产地是剡县的剡山。据宋人张淏《会稽续志》卷4载：“前志（即施宿《嘉泰会稽志》——引者）载越中茶品甚详，而独遗剡茶。”其实，非但是施宿的《嘉泰会稽志》遗载了剡茶，就是亲自到过越州进行实地考察的“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也遗漏了这一重要名茶。大约与陆羽同时，精于茶道，著有《茶诀》一篇的著名诗僧皎然有数首诗称道剡茶。“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8］“剡茗情来亦好斟，空门一别肯沾襟”。［9］“聊持剡山茗，以代宣城醑”。［10］可见在中唐时，剡茶已很有名。张渂引皎然“越人遗我剡溪茗”的诗句后称：“剡茶，自唐已著名矣。华镇《剡中瀑布岭仙茶》诗云：‘烟霞密迩神仙府，草木微滋亦有灵’。则剡茶见称，不特清昼（即皎然）而已。”［11］宋人高似孙在《剡录》卷10《茶品》中称：“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然世之烹日铸者，多剡茶也。”说明自中唐始“名已著”的剡茶，在五代两宋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量多质精，以致人们误把剡茶当成了“江南第一”的日铸茶了。 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中，把婺州的东白列为全国14类名茶之列。《茶经》称“婺州东阳县东目山，与荆州同。”毛文锡（五代蜀国人）《茶谱》云：“婺州有举岩茶，斤片方细。所出虽少，味极甘芳，煎如碧乳也。”五代时婺州出产“味极甘芳”的举岩茶，想必晚唐时这里也应出产此茶。明州鄞县是浙东又一个重要的产茶地，这里有不少茶园，尤以榆荚村出产的茶叶最为有名。台州天台山唐以前就有产茶的记载，不过台州最重要的的产茶地当推唐兴县的赤城山。《元和郡县志》卷26载：“赤城山，在县（唐兴县）北六里，实为东南之名山。”陆羽《茶经》云：“始山丰县生赤城者，与歙州同。”这里的始山丰县即唐兴县，晋时称始丰县。温州永嘉县在唐以前即为产茶地，《茶经》卷下《七之事》引《永嘉图经》云：“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不过唐时这里无产茶记录。 4.淮南产区 淮南自东晋以来就有饮茶品茗的风尚，入唐后饮茶之风更盛。唐代淮南产茶地主要集中在舒、寿等州。在唐代享有盛名的天柱茶产于舒州太湖县天柱山（又名潜山），《茶经》称“舒州生太湖县潜山者，与荆州同。”杨晔《膳夫经手录》称：“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良可重也。”在唐诗中，称赞天柱茶的诗句不少。“天柱香芽露香发，烂研瑟瑟穿荻蔑”［12］；“两串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13］，便是对该茶品质优良的称赞。在淮南产区中，可与舒州天柱茶相颉颃的，当推寿州的霍山黄芽。该茶产于霍山，《茶经》称“盛唐县生霍山者，与衡山同”，即指此茶。杨晔对霍山黄芽作了这样的品评：“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上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14］淮南除如上二州产茶外，还有扬州、庐州等地。《新唐书•地理志》载庐州“土贡茶”，既为贡茶州，必产茶无疑。 二、宣歙山区的茶叶生产与山区经济的开发 随着饮茶之风在全国的普及，长江下游地区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这里我们以宣歙山区的祁门、婺源为例，对之作一些具体考察。 宣歙地区以丘陵、山地为主，所谓“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15］，便是对该区自然环境和地貌特征的概括。山区的河谷地带固宜于植稻，唐人诗文中也有“万畦香稻逢葱绿，九华奇峰朴亚青”，“稻熟瓜累岁有仁”，“村南村北稻花明”的记载。不过总的来讲，山多地少，粮食的种植面积不大。多山的地理环境固然限制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却为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因为植茶“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16］宣歙山区的人民扬长避短，靠山吃山，在丘陵、山地间广植茶树。因此，在中唐以后，祁门、婺源山区一带茶园广布，即山树茶，以充衣食的专门化生产在这一带逐渐形成。唐人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记》、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有二条重要材料，值得我们重视： 邑（祁门）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为不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发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全唐文》卷802） 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诸茶品之亚列。祁门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膳夫经手录》） 如上材料至少可为我们分析提供如下几点启示： 其一、祁门、婺源茶区具有面积大，业茶众，茶叶产量多，制作精的特点。由于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促使当地的农民不得不即山树茶，仰茶为生，因而形成了“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的景观，这表明祁门、婺源一带植茶面积广，业茶人数多。“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说明祁门、婺源出产的方茶，制作技术高，质量好，在当时已驰名遐迩，被茶商视为茶中精品，颇得其信赖。因此，祁门、婺源茶区不仅具有面积广、业茶众的特点，其茶叶生产还以其质量高、制作精而名播于世。唐人杨晔在《膳夫经手录》中根据各茶区产茶多少和质量高低，把唐代茶叶分为“以多为贵”和“少而精者”两类。根据他的划分，蜀地新安茶、饶州浮梁茶等以多名世，而长江下游产茶区则全属“少而精”类。其实，杨氏的这一划分并不能使人信服。仅从张途对祁门一地的记载来看，祁门茶不仅在质量上为浮梁诸茶所不能望其项背，就是在业茶之众、植茶之广、产量之多方面，也丝毫不逊于饶州浮梁，“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余茶者七、八”，足资证明。 在唐代，饶州浮梁茶有“商货”之称，说明它是一种以产量多、销量广而著称于世的茶叶。杨晔称“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这足以说明浮梁茶的产量之多。据《元和郡县志》卷28载，浮梁 “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当时的山泽之利（矿冶税），“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17］，说明唐后期的浮梁县的确是首冠全国的茶税大县。那么与之毗邻的祁门、婺源二县情况又怎样呢？关于二县的茶叶年产量及税茶数，由于史无明载，故其具体情况难以详知，不过从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的某些记载中，我们也可窥其大概。该文载 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平、千越，悉出厥利，总而管榷，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都制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全唐文》卷871） 在“茶货实多”上，刘津把婺源、祁门与饶州浮梁县并列，说明这二县的茶产量并不逊于浮梁。升婺源为都制置，并在此设税茶机构负责管理四县茶税，说明婺源每年的税茶额当不少于浮梁。因为税茶机构所在地，一般而言当是茶税收入较多之地，婺源之所以升为都制置，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兵甲且众”，更主要的是这里“茶货实多”、“户口甚殷”、“素是奥区”之故。换言之，婺源政治地位的上升与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大致是同步的。据此我们推测，唐后期婺源的税茶额可能多于浮梁，祁门大致与浮梁相当。如果这种推测和分析还大致可信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歙州婺源、祁门与饶州浮梁在唐后期，同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税茶大县。 其二，祁门、婺源一带已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茶叶生产种植区，已出现了以种茶为生、仰茶为生的专业种植户——茶农。祁门、婺源县境山多田少，多山的自然环境宜于种茶，却不适于植稻，因此这里的人民即山树茶，以此为生，这表明两地的茶叶种植基本上和粮食生产分开，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据唐人张途记载，祁门一县是有五千四百余户，却有十之七、八的人口在从事茶叶生产。即是说，这里已有四千户左右的种茶专业户。一户若以六口计［18］，即有二万四千多人在从事专门的茶叶种植和茶叶生产制作。在唐代，以植茶为生的并不限于歙州的祁门、婺源二县。事实上，至迟在中唐以后，长江下游产茶区的农户“作业多仰于茗茶”。唐文宗大和年间，有人就指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生”。［19］开成五年（840年）十月，盐铁司上奏亦称：“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20］可见，中唐以后，在长江下游重要的产茶区内，至少有一部分地区已开始了茶叶的专业化生产，而这种现象只不过在歙州的祁门、婺源二县表现得尤为明显罢了。随着茶区专业茶农的日渐增多，在唐代户籍中又增添了“园户”这一新名称，这无疑是专业化茶叶种植区形成的反映。 其三，随着茶叶专门化种植区的形成，祁门、婺源一带的茶叶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茶叶是唐代新兴的一项大宗商品，说它是商品，是因为茶农生产它，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投放市场出售交换。这样，茶叶生产与市场交换自然便联系了起来。这种为市场交换需要，以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必然会推动茶叶贸易的发展。所以，每到出茶时节，以求利为目的茶商们不远千里，不畏艰辛，络绎不绝地前往茶区购茶。这势必会在产茶区一带形成以交换茶叶为中心的地方市场。湖、常两州交界的水口草市，就是这样一个因交换茶叶而形成的地方集市。在文献中，祁门、婺源茶区虽无这样的地方交换市场的直接记载，但从“每岁二、三月，（商人）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婺源）的记载来看，这里已形成了茶叶交易市场当属无疑。茶叶贸易使一向偏僻的山区，一下子变成了热闹非凡之地，这对山区地带的经济开发，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的。 商人“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说的是外地商人前往茶山收购茶叶的情况。其实，祁门、婺源一带本地茶商贩茶至他方者，也为数不少。茶农既以种茶为生，他们既是商品生产者，同时又是商品出售者。祁门、婺源地区山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而“业于茶者七八矣”的茶农“给衣食，供赋役”又全仗茶茗，为了维持生存，交纳赋税，扩大生产，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迅速投放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这里的茶农其中必定有一部分专门从事茶叶贩运。祁门、婺源地区的茶农固然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者，但是也不排出他们中间的少数人在制茶、贩茶过程中发财致富，随其资本的不断增大，逐渐成为拥有雄厚实力的大茶商。咸通三年（862年），祁门县令陈甘节修治好阊门溪后，“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21］这里的“居民业舟”表明，祁门茶区从事茶叶外运的本地商人当拥有一定数量。杨晔称婺源方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婺源方茶既然远销北方州郡，其中一定有相当部分是当地茶商贩运去的。据记载，唐末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幽州大安山——引者）草木为茶，鬻之。”［22］既然婺源方茶早已远销幽蓟，那么刘仁恭在幽州“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者，其中必有不少的婺源茶商。明清时期，徽商十分活跃，有“无徽不成商”，“贾人几遍天下”之说［23］，其实他们的前辈新安茶商在中晚唐时就已相当活跃。从上面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窥见一斑。 祁门茶叶外运主要是走水路，从昌江上游的阊门溪（祁门水）出发，然后溯江（昌江）西行至鄱阳湖再入于长江。所以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称：“县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阊门，有山对耸而近，因以名焉。水自叠嶂积石而下，通于鄱阳，合于长江。其济大利物，不为不至矣。”《新安志》卷1《风俗》载 新安，故秦二县（黟县、歙县——引者），在山谷间，地广远。……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 《新安志》为南宋人罗愿编撰。如上材料无疑是宋代祁门地区土产外运以交换米粮情况的反映。唐代的情况是否也如此呢？这里我们有必要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唐后期祁门一带已形成了茶叶生产的专门种植区，茶农们靠茶叶生产“给衣食，供赋役”。而该地的粮食生产不多，需要从产粮区大量运入方能自给。在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稻作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的亩产量大为提高。这样，农民就有更多的余粮投放市场交换，因而进入流通领域的粮食数量较前代大为增加。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换的粮食，除流向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粮食不能自给的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而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这里主要是指茶叶专业生产区）的形成和它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又必然会导致和促进粮食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宣歙产茶区的人民把所产之茶大量外运以换取米粮，长江中下游产粮区的粮食也不断流向宣歙山区，这在唐代是有史可证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卢坦出任宣歙观察使。当他到任之时，正逢该区旱饥，粮价骤长，属下有人建议抑米价救饥，卢坦却不以为然。他说：“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24］于是放开米价，“米斗二百，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在唐代，外地粮商在宣歙地区特别活跃，这与该区农民多以种茶为生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当有极大的关系。就祁门县而言，进入该县的粮商多是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商人，因为这里的水上交通便利，他们顺昌江而下便可直达祁门。产粮区的粮食大量流入经济作物种植区，反映了农业生产领域不断在向专业化、区域化方向发展、迈进，这标志着农业领域内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说：“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25］，“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26］祁门等地以茶叶生产为主的专业化区域的出现，显然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唐代农业领域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不仅促进了祁门山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使该地的交通条件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前述祁门茶叶主要是通过阊门溪入江西行至鄱（阳湖）入大江外运。阊门溪夹滩两岸“怪石丛峙，迅川奔注，溪险石蹙，跳波激射，摧舻碎舳。商旅经此，十败七八。”［27］《太平寰宇记》卷104《歙州•黟县》“鱼亭山”条记载了该山得名的缘由：“鱼亭山，在县南二十五里，每岁江西渔船至祁门县，舍舟登陆止此东水次，淹留待船，故曰鱼亭焉。”祁门县本是代宗永泰二年（766年）析黟县六乡及饶州浮梁县一部分置以为县的，我们推测江西渔船进入祁门乃是运茶之故。众所周知，商人以重利、求利为目的，只要利之所在，那怕是山高路险，还是葬身鱼腹，他们也将驱之若鹜。所谓“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股中。”［28］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我们认为江西鱼商先是用船载鱼、粮等物品到祁门贩卖，然后再从这里购茶运回图利。由于祁门有阊门之险，水路交通不便，故舍舟登陆，采用肩荷背负或小车陆运的办法将渔、粮等物品运入茶区，换取“愈于诸方”的祁门方茶，然后再将茶叶陆运到停船处，装载西运运入江西。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在唐代，特别是中晚唐，江西商人的贩运贸易是相当有名的。唐人李肇称“舟船之盛，尽于江西。”［29］来往于江西、淮南间的俞大娘船队“操驾之工数百”，“岁一往来，其利甚博”。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也塑造了一位“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茶商形象。由于祁门、婺源地区所产的优质方茶是西行过境浮梁外运的，我们推测白居易笔下的那位薄情重利的茶商在浮粱境内购买的茶叶极有可能是从祁门、婺源茶区贩运去的。祁门茶叶外运，采用陆行，不仅费力甚多，而且祁门山多路险，运载亦不安全。所以要“广市多载”，必不可能；“纵有多市，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艘。”但因阊门溪“迅川摧舻，十常八九”之故，即使是“轻舟寡载”，也不安全。所以歙州司马张途称 （阊门溪）水自叠嶂积石而下……其奔流激注，巨石硉矹，腾沸汹涌，瀺灂圆折，凡六七十里。舟船胜载，不计轻重；篙工楫师，不计勇弱。其或济者，若星驰失逝；脱或蹉跌，必溺湾旋中，俄顷没迹矣。（《全唐文》卷802） 可见，水陆交通的不便极大地限制了祁门茶叶的外运，而以茶为业的茶农们又主要靠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所以改善和治理水陆交通，便成了祁门地方官吏的一项重要职责。元和初，祁门县令路旻对该县的水陆交通进行了治理。在陆路上，主要是开凿武陵盘道。《新安志》卷4《祁门沿革•山阜》载：“武陵岭，在县四十里，高三十五仞，周二十八里。始时道险陿，扪萝葛乃得上。唐元和中凿为盘道，至今利之。”在水运方面，重点治理阊门溪，“开斗门以平其隘，号路公溪”，“利于人且久”。［30］后因斗门废，阊门溪又重新为患。咸通元年（860年），祁门县令陈甘节为了便于该县茶叶外运，使“六乡之民专业于茗”，又对阊门溪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他以俸钱及茶羡利充市柘之用，召土客、商人、船夫接助，“穴盘石为柱础 ，叠巨木为横梁”，“因山派渠，余波入于乾溪，舟行乃安。”［31］经过这次全面整治，阊门溪“溯流安逝，……滔滔无滞”，不仅“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而且“自春徂秋，亦足以劝六乡之人业于茗者，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显然，茶叶的外运，促进了祁门山区交通条件的改善；而水陆交通的改善，又反过来促进了该区茶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祁门茶区茶叶贸易的兴盛，表明了本区农业领域内商品经济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 祁门地区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的发展，仅仅是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商品性农业发展的一个侧面。其实，与祁门情况类似的在本区远不止祁门一处。比如，地处新安江流域的睦州，自然条件与歙州大致相同。“州在万山间，山崄而土峣”［32］，“较浙右（浙西）诸郡，其等最为下下”。陈公亮在《严州图经》卷1《风俗》中称睦州，“山谷居多，地狭且瘠，居贫而蔷。谷食不足，仰给他州。惟蚕桑是务，更蒸茶割漆，以要商贾懋迁之利。”这里虽说的是宋代的情况，其实唐代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山多土硗的自然环境并没有难到这里的人民，他们充分利用山地丘陵的优势，大力发展和种植以茶叶为主的经济作物。因此，地处山区的睦州，自然条件虽差，但土产却极为丰富。特别是茶叶，该州不仅上贡优质的“细茶”，而且桐庐、青溪等县的产茶数量也不少，桐庐的鸠坑团茶，在唐代一直列于名茶之列而享誉全国。当地的人民为了生存，或把本地的土特产品就地出售给商人，或将产品外运他州以换取粮食，于是便形成了“蒸茶割漆，以要商贾懋迁之利”的局面。史载宋代睦州“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33］清代《徽州府志》卷2《风俗》称“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这说明历史上徽、睦二州商贾众多，极为活跃。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徽、睦二州商贾众多，商业资本的活跃并不始于宋代抑或是更后的明清时期，其实它们的源头直接可上溯到唐代，特别是中晚唐，二州茶业的发展和茶商的活跃，足以为证，宋人、清人的记载只不过表明二州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罢了。 总之，唐代歙、睦等州，由于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使当时的人民种茶为生，以充衣食，因而首先在这些地区形成了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出现了大面积的茶园和以茶为业的园户。茶农种茶基本上不再是为生产者自身的直接消费需要而生产，他们的产品主要是为了投放市场出售、交换。换言之，这时的茶农生产茶叶己经不是在生产单纯的使用价值，而是在生产交换价值，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为供应各地市场的商品。这种投放市场出售，以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又推动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开发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山多田少的祁门、婺源之所以“素称奥区”，“州在万山中，其地险惬而不夷”的歙州之所以在唐人眼中被视为“富州”，山多土峣的睦州“商贾辐辏”、“富商巨贾多往来”，应当说与这一地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人们在研究徽商、睦商时，往往多着眼于明清时期，实际上在中晚唐时，新安商人就已相当活跃，特别是在茶叶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
［1］本文所引《茶经》皆据《丛书集成初编》本。 ［2］据《无锡县志》卷4上《咏歌四之一》引，《全唐诗》卷850亦引此诗，作者为释若水。 ［3］《甫里先生文集》卷6, 《四部丛刊》本。《全唐诗》卷620。 ［4］《唐国史补》卷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杨晔：《膳夫经手录》，见晁载之《续谈助》卷5，《从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 ［6］引自陈祖槼、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 ［7］据《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引。 ［8］《昼上人集》卷7《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四部丛刊》本；《全唐诗》卷821。 ［9］《全唐诗》卷815皎然《送许丞还洛阳》。 ［10］《昼上人集》卷4《送李丞使宣州》；《全唐诗》卷818。 ［11］《会稽续志》卷4《茶》。 ［12］《全唐诗》卷670秦韫玉《采茶歌》。 ［13］薛能：《谢刘相公寄天柱茶》，见《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第220页。 ［14］杨晔：《膳夫经手录》。 ［15］《王无功文集》卷5《补遗•绩溪岭》，王绩著、韩理洲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四时纂要》卷之二《种茶》。 ［17］《新唐书》卷54《食货四》。 ［18］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天宝元年歙州有户38320，有口269109，据此可知该州的每户平均口数为6.50人。根据笔者考察，唐后期歙州的户口数不会低于天宝户，所以这里一户以六口计。参见拙文：《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9］《册府元龟》卷510《邦计部•重敛》。 ［20］《全唐文》卷967厥名《禁园户盗卖私茶奏》。 ［21］《全唐文》卷802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22］《资治通鉴》卷266。 ［23］参见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4页。 ［24］《资治通鉴》卷237，宪宗元和三年七月条；《全唐文》卷640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27］《太平寰宇记》卷104《歙州•祁门》。 ［28］《全唐诗》卷585刘驾《贾客词》、《反贾客乐》。 ［29］《唐国史补》卷下《叙舟辑之利》。 ［30］［31］《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 ［32］《方舆胜览》卷5。 ［33］《宋史》卷468《童贯传》附《方腊传》。
陈勇，男，1964年10月生于四川。198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9—199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先后获历史学硕士（1992年）、博士学位（1995年）。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炎黄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2001年10月以“王宽诚学术讲座学者”的身份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作访问讲学。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钱穆传》、《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等著作，主编《国史纲要》、参编《中华文华读本》多部，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学术月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及港台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论文40多篇。近年来独力承担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l项，上海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2项，参加国家科技部软科学研究项目2项。1996年获四川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1997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2000年获第二届上海历史学会优秀论文奖。目前的科研重点为钱穆学术思想研究和隋唐江南经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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