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源头。辨认这个源头的工作，已在中国知识界热切地展开，并形成重释、改写和翻案的细小潮流。而我们对20世纪酷语的认知，也应当从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开始。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两场截然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运动——新文化运动（1915年）和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的戏剧性组合而已。由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不是文艺复兴历史的返回和重构，而是以西方为参照尺度、以历史进步为诉求的意识形态革命，企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清算。它起初是一场单纯的语言学手术，也就是白话对文言的话语颠覆，而最终则演变成激进的文化革命风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宣称，世界各国“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这显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民族的自我批判为逻辑前提的全球化运动，它遵循的是文明的开放、趋同和人类的公共性原则。

 
　　冯崇义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

　　与新文化运动截然不同，五四运动是一场由青年民粹主义者发起的民族自卫运动。这种爱国主义情绪和知识分子的改革愿望，早在19世纪末已经逐步显现。1915年1月签订的“21条”，触发了中国民众严重的屈辱感，并酝酿出海外留学生的爱国激情。1918年1月凡尔赛秘密协定内幕，由英国记者驻北平记者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曝光，中国民众惊讶地发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政府无耻地转让给了日本，此举再度激怒了爱国青年，并成为点燃五四运动的话语导索。

 
　　显然，五四运动最初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行为，而后则在俄国革命和巴黎和会的双重影响下，演变成了更加广泛而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  它遵循的是自卫、收缩、排外和民族主体性原则。这种旧的保守原则，在五四中获得了一个新的面貌，为日后的文化孤立主义开辟了道路。
 
　　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分子，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和自由的议题，而是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响应本土的集体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这种强大的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

 
　　上述两场方向和性质截然不同的运动，长期以来遭到主流历史学家的严重混淆，并且总是用“五四运动”来取代新文化运动,从而把后者长期幽灵化，使之变成五四运动的一个细弱的精神附庸。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审，无疑有助于从历史中发现它的“原教旨”语义。

 
　　然而，知识界在为这两场运动划清界限的同时，无疑又犯了一个新的技术错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左右手固然要加以区别，但它仍然是同一躯干上长出的东西，与其说是左右互搏，不如说是左右互补。它们的亲昵关系到了1920年代初就已经昭然若揭。陈独秀和李大钊最初跨骑在两个运动之间——一半属于五四运动，而另一半属于新文化运动，而后，由于他们的个人努力，这两场运动发生了戏剧性的汇合，进而演变为激进的政治革命，并从这同一个母体中裂变出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两大思潮。
 
五四事件的身体酷语
 
　　不妨先回顾一下1919年5月4日当天的故事。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向德国和日本出卖山东地区的主权，清华大学部分学生先是在校园内密谋策划暗杀和暴动，继而又组织三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示威者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东交民巷使馆区，冲进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的官邸“赵家楼”，对政府高级官员实施强制性抄家，同时殴打了他的父亲与妻子、以及在他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据一名当事人回忆道，若无日本保镖护驾，章将被痛殴而死。最后，学生们在纵火焚烧汽车与曹的住宅之后扬长而去。这就是五四运动或“火烧赵家楼”的简要过程。

 
　　然而，这场以“身体酷语”为特征的群众性暴力运动，经过“爱国主义”反复题写之后，便在伦理上升华为“革命”的正义模式，并被推崇为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伟大里程碑。自此，一切经过多数人“正义”题写的“暴权”（使用暴力的权力），经过“革命”的包装，都拥有了充分的道德合理性。这令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国家主义的混合摇篮,以及整个20世纪激进运动处理一切“革命事务”的话语样板。

 
　　社会转型期间涌现的激进主义是难以避免的，但大规模滥用后所形成的“多数人暴政”，却是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可疑后果。从雅各宾俱乐部到罗伯斯庇尔的极权主义独裁，法国自由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运动，最终却酿造了近代第一个高效率的独裁国家。为了维护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新政权必须制订严厉的公共安全政策，并从肉体上清洗掉一切可能的反对者。

 
　　法国革命的多数人的暴力激进主义，在东方触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马赛曲》出现了一个全新版本，由英国工人所谱写，并且点燃了俄国水兵的愤怒的炮火。1917年革命爆发，沙皇全家遭到集体消灭，大批贵族、地主、富农和平民被枪决，而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色叙事”，则成了一场富有全球启示性的话语演示。
 
　　在苏联之后，中国成了该骨牌在亚洲的最大环节。俄国革命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成功样板，它向中国人出租了酷语的近代语法和革命程序。面对严厉的旧制度所导致的“人民苦难”以及现代性的需要，革命的暴力话语――酷语，获得了道德上的高度合理性，并被迅速转换成北平“青年近卫军”的犀利武器。它烧过边境，点燃了中国式憎恨的燎原烈火。

 
　　毫无疑问，“五四爱国运动”是一个含义复杂的事件，它的正义性、进步性、文化破坏性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至今难以一言蔽之。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禁忌，对它的正确估量始终未能真正达成。但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其暴力指数难与俄国革命相提并论，但酷语的摧毁力在当时就已经昭然若揭。广场（天安门）、民众（学生）集体动员、上街游行示威、口号和呼喊、叫骂和拳头、穷人对贵族（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抄家及纵火，所有这些现代史的流氓叙事元素，在五四运动里大都已经涌现，并且迅速转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酷语模式。它既是“流氓叙事”的源泉，也是“国家叙事”的根基。此后，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的历次政权及其政治运动中，这种“酷语”在不断闪现和自我重写,为每个重大政治事件提供话语模本。

　　暴力的手术刀效应，沉重打击了旧时代的脸庞，令它的结构迅速崩解（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必要的暴力”），从而迅速推进了社会的变革，但另一方面，酷语的负面作用，也在顽强地浮现了出来。暴力并未被限定在军事打击的范围内，而是被严重扩大，发展为政治斗争、尤其是“革命队伍内部之争”的基本模式。这意味着，以“革命”命名的酷语，已经深入到所有与心灵有关的对抗之中。这是所有社会危机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预设了反人性程序的全部合理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真切的例证，这场运动之所以在全世界“史无前例”，就是因为它通过民众总动员建立多数人的酷语暴政，运用肉体摧残、人格羞辱、精神隔离、彼此检举、家庭监狱、自我反省（“斗私批修”）等各种暴力技巧，去粉碎一切不符合国家主义标准的人性、精神与历史，以重塑“新人”和乌托邦信念。这是人类史上最极端的思想暴力之一，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道德瓦解、心灵崩溃、信仰伪化、文艺阳痿和文化的全面溃退。我们至今仍然置身于这场酷语大爆炸的严重后果之中。（摘自《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话语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