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解读源自于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形成的不同的理论视野，而且，不同的阅读个体对同一历史文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从这点来看，在“理解”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获取可能激活文本的理论意义的新的视界。因此，对一个哲学家某部著作意义的认识与理解，并不能完全以这个哲学家的自我陈述为限制，这是很显然的。比如，在冯友兰先生在世时我曾问他，贞元六书中何者最为重要，当时他的回答中并没有提及《新事论》和《新世训》，他在《三松堂自序》和《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也明确说过他认为这两部书价值不高。但在1990年代初，当我研究《新事论》的时候，发现该书所讨论的正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最受关注的中西文化问题、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这使我对《新事论》的当代相关性和重要意义得出了与冯友兰自己很不相同的认识。[1] 本于这样的经验，对于《新世训》的理解，我也期望能找到类似的视角，这就是，本文试图将其论述纳入现代性的伦理变迁来重新认识其意义。

一、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已经使我们切近地体会到，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成功”成了青年大众最流行的价值取向，而“高尚”已经成了过去的文化符号。古代儒家的圣贤理想和革命时代的道德追求都已渐渐失落和沉沦。[2] 事实上，这是后文革时代道德精神生活的大趋势。当然，在后文革时代的初期，这种趋势的出现主要导源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恶痛绝所带来的对那种高调的革命文化的离弃，但在此后的发展中，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更结下不解之缘。在这种社会文化发展中，个体自我的张扬与权利、利益的追求，日趋升进，呼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一部分。

　　中国现代性的展开，并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早在上世纪的前三十年中已经经历了初期的发展，在文化观念上的“脱古入今”，[3] 也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得到了前卫的发展。尽管，从辛亥革命到北伐结束，摆脱政治的分裂和混乱是政治社会的焦点，科学和民主则是文化运动的核心，但在一个近代社会中如何重建道德和人生方向，也不断提起注意。[4] 进入30年代，现代化的进程加快，现代化的问题意识也在文化上渐渐突起，这些都不能不在思想家关于伦理和人生思考上有所反映。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具有长久的道德思想传统，尽管新文化运动冲击了“礼教”的社会规俗，但在道德伦理领域“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并未合理解决，新文化运动后期以后，全盘反传统的声音有所减低，对传统道德在近代社会的意义渐多肯定，为理性地讨论此问题奠定了基础。[5]

　　冯友兰在二十年代曾出版过《一种人生观》（1924）和《人生哲学》（1926），30年代他也就人生问题作过多次讲演。可以说，对人生哲学的留意是冯友兰始终关注的一个重点。《人生哲学》在当时曾列为高中教科书，而《新世训》的各章都先在《中学生》杂志1939年末至1940初年各期上发表，如果说前者之作为中学生读物是被动的，那么后者则可以说是有意地以青年为对象而写作的。从而，指导青年人生和修养成为《新世训》的基调，虽然它在体系上也可以说是《新理学》哲学的一种应用，是对把传统理学的道德教训诠释于现代生活的一种新论。

　　从191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中期，以现代化产业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变化大规模展开，中国的现代工业部门开始迅速增长（尽管它只占整个经济很小的部分），城市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知识青年大量成长，中小以上城市的社会在结构形态上已经告别了传统的面貌。[6] 这一切，使得“现代化”或“工业化”已经进入30年代学者的问题意识，1933年出现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争即是标志。[7] 正如我们以前分析的，以《新事论》前半部为代表的冯友兰前期文化观，完全是一种现代化的文化观，在其中传统与民族化的问题全未出场；[8] 与这种文化观相适应，冯友兰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写的《新世训》，也明显地具有这种意义，[9] 即针对后圣贤时代而提出的一种诠释传统德行以适应现代世俗社会的个人生活的伦理教训。借用“德性之后”的说法，我们称此为“圣贤之后”的人生追寻。[10]

　　这一“现代”人生观特点的表现是，相对于传统的人生教训而言，《新世训》一书中最显突出的是对“非道德底”生活方法的强调。我们知道，在伦理学中对“道德”概念一般区分为“道德的（moral）”、 “不道德的（immoral）”、 “非道德的（non-moral）”三种。“道德的”与“不道德的”是相对立的，而“非道德的”是指道德上中性的或在道德领域之外的。不过，如果我们接受上面三个观念的区分，必需指出，“非道德的”并非与人生无关，非道德的人生教训往往和道德教训同其重要，这是要提起注意的。 [11] 与传统人生教训相比，《新世训》突出的正是非道德方面的人生劝诫。

参考文献：

[1] 陈来：《冯友兰文化观述论》，《学人》第四辑，1993。

[2] 在意识形态上我比把1949-1976的 中国内地也算作革命时代。另外，这里的成功是指个人事业与发展的成功。

[3] 这是我借用日本明治时代所谓“脱亚入欧”的说法，来表示新文化运动中西化派的文化观。

[4] 事实上，从民初到五四，这种道德关切一直持续不断。

[5] “五四”时代的伦理革命在口号上是打到孔家店，但始终围绕的焦点是家庭与男女，即个性对旧式家庭的摆脱，和女性对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的追求。故五四时期并没有深入现代伦理变迁的其他方面。

[6] 参看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1988。

[7] 参看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21页。

[8] 拙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90-91页。

[9] 《新世训》的大部分篇章先发表于《中学生》杂志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1940年5月《新事论》出版，1940年7月《新世训》出版。

[10] 虽然冯友兰在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中都没有否定“圣人”的观念，但《新世训》的意义确须从圣贤之后的现代人生追寻来理解。

[11] 现代道德哲学使用“非道德的”的概念来和“道德的”相区分，但也无形中造成了对“非道德的”轻视和评价不足，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现代伦理学的分析概念往往需要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