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儿子固然是老子的骄傲，但也未尝不是老子的无奈，如果父子竟然是同行，那无奈在外人眼里便可升级为悲哀。那时人们通常会忘记“老子英雄儿好汉”、“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老话，而只会套用“母以子贵”的句式想到——“父以子荣”。知道钱锺书是因为《围城》，知道钱基博是因为钱锺书，一般读者对这两位大师级学者的接受顺序大抵如此，以至于提起钱基博，人们常常会加上一句话——“钱锺书之父”。

　　最近读了一些钱基博的著作和传记，这位国学大师的形象日渐清晰，而使我尤感兴趣的是他对长子钱锺书的教育以及两父子的微妙关系。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亚泉，别号潜庐、潜夫，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国学教育家、古文学家、文学史家、韩愈研究专家。16岁撰写《中国舆地大势论》，发表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后又仿陆机《文赋》作《说文》，发表于《国粹学报》。1909年，江西臬使陶大均惊叹其文章，特以高薪招之入幕，任记室。辛亥革命爆发后，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并撰《无锡光复志》。1913年应聘任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原名竢实学堂)国文教员。1918年6月，任无锡县图书馆馆长。1921年起，历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长。1923年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五卅惨案后因不满校方歧视中国态度愤而辞职。后应聘赴清华大学任教授，一年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国文教授，1927年9月，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特聘其为教授兼校务主任，从此往来于光华和国专教书育人。1937年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38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武昌私立华中大学教授。钱基博藏书极富，建国初期，他先后将5万余册藏书和200余种珍贵文物捐赠给华中大学和改名后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此外，又将1000余件碑帖书画和1000余种方志，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1957年11月30日，因病去世，终年70岁。

　　钱基博的履历显然要比他的儿子钱锺书更其曲折而丰富。纵观钱基博一生，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位心怀天下、秉道直行的爱国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献身国学、著述等身的杰出教育家和学问家。我曾参观过无锡七尺场的钱锺书故居，走进过钱家的大厅“绳武堂”，也瞻仰过悬挂在厢房墙壁上的钱基博像。白须飘飘的钱基博神情严肃，不怒自威，特别是他那双瞳人有点“靠近”的眼睛，咄咄逼人，一看就是不好惹的倔老头子。他的儿媳杨绛说他“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0页），看来确是有感而发。单看这张照片，就可想到钱锺书幼时面对严父的战战兢兢。天才睿智、痴气甚浓的钱锺书和勤奋耿介、外冷内热的钱基博，在性格类型上肯定不是一类人，在学术取向和文章风格上更是大相径庭，但，正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鲜明的“异质性”却是建立在同样鲜明的“同构性”上的。“没有钱基博，就没有钱锺书”，这话不仅从遗传学角度看是真理，即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看也是不争的事实。文章学术上的熏陶承传且不说，就连幼时启蒙的方式也是一脉相承。毋宁说，这父子两个国学大师都是被严厉的旧式家族教育“打”出来的。

　　无锡钱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烔为前清秀才，饱读诗书且课子甚严，长子钱基成就曾挨过父亲的痛打。钱基博和他的孪生兄弟钱基厚5岁即从长兄习经史，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10岁由伯父仲眉课以《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并教其学习写作策论。13岁起阅读《资治通鉴》7遍，又精读《读史方舆纪要》，打下了很好的国学“童子功”。针对钱氏这种文化家族的童蒙教育，无锡学者刘桂秋先生在其专著中这样描述：
　　
　　每天读书的程序基本上是：饭前读隔日所授的生书、带书、带熟书、熟书，读二遍，但要以能背为度；饭后，由母亲和大哥各背一人，有不流利的地方，必令重读，然后再授生书，读二十遍，始许散学。（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如此刻板严格的家庭教育，不可能靠儿童的自觉来保证其效果，必要的时候还要诉诸“体罚”。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回忆道：
　　
　　其实锺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锺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锺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锺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他告诉锺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将饮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钱基博当然不是真的“笨”，只是没开窍。但无论真笨假笨，皆可反证这种简单粗暴的“痛打”教育的无辜有理。钱基博告诉钱锺书说自己“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正是对“痛打”教育的肯定，潜台词是：“你看，我也是被这么打出来的！”所以，小时候的钱锺书没少挨打。
 
　　钱锺书是“钟”字辈的老大，自幼过继给无子的伯父，由伯父抚养和教育。伯父钱基成温和慈爱，视锺书若己出，难免宠爱有加。钱基博是个急性子，对尚未开窍的小锺书常常“恨铁不成钢”，时不时抓来“越位”管教一番，最常用的办法无他，就是“打”。
　　
　　他（指钱基博）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机把锺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锺书哭。锺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锺书和我讲起旧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把窍门拧塞了。锺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第139页）
　　
　　大概父亲总希望儿子像自己，钱基博青年时喜欢钻研算学和理化，还和杨绛的父亲杨荫杭等人发起组织了理科研究会，为了学习自然科学，还发奋学习日语，边学边翻译。（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页44-45）可钱锺书的算术却是天生懵懂，“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1、2、3都不认识”，望子成龙的钱基博如何不打？
　　
　　直到钱锺书十五岁读中学时，还挨了一次著名的“痛打”。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锺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锺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锺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呼呼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发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锺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第139页）
　　
　　多年之后，钱锺书和夏志清会面，“自言在中学期间，初不知用功，曾给父亲痛打一顿。十五岁才知发愤读书”。（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钱锺书研究》第二辑。）这次挨打还不是最后一次，杨绛在谈到钱锺书进入辅仁中学后，常为父亲代笔写信作文时，大为轻松地补充说：“锺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将饮茶》，第147页）

　　由此可见，钱锺书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就是在父亲的严厉督责和体罚中度过的。无锡大人吓唬小孩子，常说：“把生活你吃！”或干脆就说：“吃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挨打的确是在品尝“生活”的真滋味。事实证明，这种今天看来未免不够“人性”的教育方式，效果倒是显著的。
　　
　　我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杨绛《将饮茶》，第147页。）
　　
　　俗话说：玉不磨不成器，响鼓还须重锤敲。和一般家庭所谓“养儿防老”不同，出身文化世家的钱基博课子严厉乃是为了使其成为栋梁之材。1931年10月31日，钱基博在给钱锺书的一封信上告诫他，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他说：“子弟中，自以汝与锺韩为秀出，然锺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为愧。”又说：“纬、英两儿中资，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故不得不为汝谆谆言之！”（《一代才子钱锺书》，汤晏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有父若此，何尝不是做儿子的幸运！

　　如果没有钱基博这样的父亲，还会有才华横溢的文化昆仑钱锺书吗？

　　前些日子看了一部韩国电影，叫《爱的蹦极》，其中多次出现教师体罚学生的镜头，不仅让学生跪下，还要棒打，不仅打不停手，而且骂不绝口。用我们的眼光看，那些教师真的有点穷凶极恶了，“学生也是人啊”，可从效果上看，并非一无可取，韩国人的彬彬有礼和民族精神也许就是这样“打”出来的。爱之深而痛之切。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家长和老师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孩子不好，您尽管打！”我从来没被老师打过，但罚站、写检查以及“深挖灵魂”的严厉教训却没少挨，至今想来仍如芒刺在背。那些被“打”过的学生一出校门，不仅不会怀恨在心，反而会成为最体贴老师的学生，逢年过节还要去看望恩师。

　　返观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在“以人为本”的幌子下，“体罚”或“变相体罚”统统被禁止，中小学教师沦为教书机器和考试指导员不说，在育人方面则左右掣肘，如履薄冰，唯恐一不小心踏入雷池，成为封建式教育的坏典型。学生及其家长大多站在“买方”立场，动辄向教师和校方的管理方式提出抗议，学生在所谓“人格上”俨然成了上帝。中国的教师的确很少“体罚”学生了（单纯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需有一点明哲保身精神），但对学生的怀柔和尊重并未换来学生的“知书达理”，因为在考试的指挥棒下，教师和学生统统沦为分数的奴隶。如果钱锺书在今天参加高考，十五分的数学成绩怎能成为清华的学子？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如果活到今天，恐怕也只能望洋兴叹！

　　一句话，教育从未像今天这么功利、猥琐、畸形和变态。人性不是抽象的先验的东西，人性化本身也应该是多元化，教育有鼓励、奖励和赞美，当然也应该有批评、警戒乃至无伤大雅的惩罚措施，体罚式的教育固然不值得提倡，但没有任何体罚的老好人教育更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的教育。说来说去，养尊处优、从没有“吃过生活”的孩子又怎知道对生命敬畏、对生活感恩？

　　当然，话又说回来，一个被“打”出来的大师父亲，又如法炮制“打”出了一个大师儿子，怎么说也只能算是特例。尽管各种媒体、出版物都喜欢口是心非地缅怀大师，把大师塑造成虚幻的偶像，但可悲的是，“大师”这东西在当今已不可挽回地迅速古董化，“高考状元”每年都在大量“产出”，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师”们却零落殆尽。在教育产业化的潮流之下，一浪高过一浪的“教改”，遂成为“教殇”仪式中刺耳的挽歌。当辛苦了一个礼拜的年轻父母们，周末马不停蹄地带着孩子“赶场子”、大搞素质教育的时候，源远流长的传统家庭教育已经彻底式微，随着旧式厅堂的客厅化，孔老夫子“君子之远其子”（《论语·季氏》）的家教理念正日益演变为西洋式的“多年父子成兄弟”，“父道尊严”和“师道尊严”一起参与了一落千丈的蹦极游戏，什么“课子”啊，“庭训”啊，统统成了天方夜谭，父亲依旧打儿子，但打的动机和目的却等而下之了许多，有时纯粹就是为了“泄私愤，图报复”。——父亲都不知“大师”为何物，又怎能凭空“打”一个大师出来？

　　所以，说媒体上频频亮相的某某人是“大师”，说一年出几本书的某某人是“大师”，说某学阀或某学霸是“大师”，“打”死我我也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