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流行以来，学术和金钱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陈腐老套、难以激起世人阅读兴趣的话题。

　　但即使如此，大众媒体仍然不时曝出教授工资收入和社会贡献关系的热议。争论中，一些原来清晰的观点变得模糊起来，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反而得到了流行。因此，有关教授、金钱与学术的关系似乎仍然有澄清的必要。

　　既然暂时栖身哈佛，我以身边见闻为由头来展开这个话题。我就从哈佛教授阿马蒂尔·森（AmartyaSen）的事例说开去吧。森因对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得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哈佛教授，除了在哲学系，森要给经济、管理、法律甚至公共卫生等多个学院的不同层次学生或学员开课。在这个学期，他每周要给哈佛学生开一次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每周星期一下午一时准时地来到哈佛爱默生大楼305室，与另两位教授一起给大家开设研讨课。

　　9月17日，当我从哈佛哲学系办公室拿到2006年第一学期课程表时，表上注出《权利、自由和社会选择》由森教授与另两位教授一起授课。我以在中国高校当教授的经验，以为这是借着森教授名头开设的一门研讨课。

　　森教授大概在第一次课上露一下脸就算完成任务了。因为，在中国一些高校，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形。有的教授一旦成名，便不再关注教学，不再关心学生。他们把教学工作当作一项消极的、不得不给予完成的、最好给予躲避的任务。于是，教授们以各种理由回避教学活动。一有机会，教授们便把自己的教学任务分给自己的博士生来完成，教授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名头。在一些高校里，教授成为一个不教书，不愿意教书，也不屑于教书的群体。尤其是，教授们不愿意给低年级的本科生开课。

　　那么，一些教授们在忙什么呢？据说，他们都在“忙”学术，“忙”科研。一些大教授以自己的名头在新学期开学时来向学生们打个招呼，接着便躲进实验室或书房“埋头苦干”，根本不理睬学生。

　　实际上，这些教授们心知肚明的是，有些所谓的学术主要是为了项目的学术，有些所谓的科研是为了投资的科研。本来最基本的、真正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为了学生学业成长而必须进行的学术活动，比如说学校的基础教学工作，一些教授反而越来越不愿意做了。据说一些地方最近不得不出台规定，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就要被勒令“下课”。

　　然而，我用中国高校工作习惯来猜测森教授的教学工作是大错特错了。自开学以来，森教授不仅第一次准时出席在爱默生楼的305教室，而且每次都准时地在星期一下午一时出现在305教室里，他与另两位教授一起完成教授应当完成的教学工作。

　　在教学中，森教授和另两位教授在教席上轮流就相关学术问题研讨着，商谈着，争论着。森教授不时地引经据典，不时把一些经典语句与对于现实问题的关照联系起来。

　　森教授虽然年龄要大一些，资历要老一些，但是在课堂上，他们都平等地对话着，没有虚假的客套，更没有相互之间的吹嘘或恭维，有的只是通过自己的认真教学和研讨，要对得起台下坐着静听、偶尔参与商讨的数十名学生。

　　在这个时候，虽然在我们面前坐着、商谈着、争论着的是一些世界著名的学者，但是他们离我们很近，不仅思想上很近，而且在对问题的感悟上也很近。

　　在这个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问题，教授应当以什么为荣？本来这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一些中国高校似乎变得有些困难。在森教授们的如此富有生气、活力、智慧、且平易近人的商谈式教学中，我感到，那个被模糊的答案重新得到了澄清：教授，既然是教授，当然是以教学为荣，以有助于学生学业的养成为荣，有助于推进学术交流和学术发展为荣。

　　因此，我产生了一个也许过分的建议，为了学生，更是为了学术，请那些整天忙于“营利”或“钻营学术”而非“钻研学术”的教授们远离他们的岗位吧。既然你是教授，或者你想要当教授，金钱和财富便不是你的主要目的，虽然你没有它们便无法在社会上生活，但它们的确不是衡量你的价值的主要尺度。

　　成就学生，而不是成就自己，是教授存在的真正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