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到学术自由中国学术界据我所知没什么人反对，是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的一直要求，同时呢学术自由也有一个珍贵的传统，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坚决的主张用学术自由来办北大，当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在一封回林琴南的信中，这封信被学者引证了很多次，林琴南当时给蔡元培写信，说你那个大学找了各种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彼此之间有很多矛盾，阻碍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混乱，蔡先生这样说的，“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是蔡先生答复林琴南的话，我们读这种话的时候都很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后来学术自由并不是主流，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压制学术自由。 但严格说来，蔡先生所说的学术自由是一个态度，而不是一种思想，假如我们说思想要有严格的论证的话，蔡先生主张的是一种主张，一种态度，至于为什么要做这种主张，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蔡先生当时不但在封信里没有说，就是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很好的论证，其他的人包括胡适之先生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也没有提出太有力的论证，虽然大家都赞成。
学术自由是表现了积极自由的好处而没有积极自由的坏处，消极自由的好处而没有消极自由的坏处，所以从某方面讲，学术自由应该是“公共自由”，什么是消极自由呢，消极自由是一个学者在它工作的时候不受外界干扰，外界包括各方面，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从干扰里解放出来，它有自我研究的空间，根据自己的兴趣，癖好。但是我们知道，消极自由有它的危险性，在西方现代社会的文化里，产生很多例证，就是每个人在法律保障下不受干扰束缚，其中一个理论是人权理论来例证什么是自我空间，不能侵犯人权。但是，它的危险性在于它不问自由是什么，在自我空间里的自我，别人没有资格问，我不干扰你你也不干扰我。走到极端就走向虚无主义，不受外界束缚，至于我怎么管自己那不是你的事，在我的人权范围内，什么都可以不相信，文明就是建立在禁忌上。假如没有节制就没有文明，拿家庭观念来说，家庭必须产生在不能乱伦的禁忌上，为什么不能乱伦，因为这是产生文明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消极自由走到极端，从束缚礼解放出来有危险性，当然有正面意义，学术研究必须有消极自由的支持才能真正从事学术，当时它没有这个缺点，一会我解释。 国内学者很注意柏林，他是很有学问的人，虽然思想不太深刻，但他是英语世界很反对极权主义的人，不赞成积极自由的人，从他的脉络中是很好理解的，积极自由是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主宰，当我觉得我的决定是根据自己的决定时，我觉得我是自由的，换句话说自己作自己的决定，自己作自己的主宰。但是有很多危险，积极自由是界定什么是自由，消极自由不界定自由。它的危险性在于“我是谁？”人们很容易想到是大我还是小我，当我说我的大我才是真正的我，小我是渺小的，肮脏的，后来就根据大我做决定了，大我替我作决定了，不是自己的主宰了，这很容易走向威权主义，但是学术自由本身不会掉进这个陷阱，学术自由当然主张消极自由，学者在自我空间里面不受外界干扰，外界无权干扰他，同时也是一种积极自由，根据自己的灵感，冲动做研究，没有冲动就没有力量。 但是学术自由没有这两种自由的危险性，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学术自由必须服从学术纪律，没有学术纪律的学术自由是放纵的，不是自由的，只有在学术纪律的范围内，在学术研究时，同时得到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保障，追求自己的学术冲动，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学术成果，为什么一个学术研究的人必须遵守学术纪律？因为遵守它才能产生学术研究的成果，而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学术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社会给学者的学术自由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就是拿出研究成果来回报社会。在正常社会中学者有终身职位的保障，因为这可以在学术自由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兴趣做研究，这个终身保障是一个极大的特权，但是如果你拿不出成果学术自由就不会给你，都是互相有条件的，因为学术自由带来了学术成果，有了成果才给你自由，正因为他为公共领域带了好处，公共领域才给他学术自由。只要他在学术纪律之中他自然就承担了社会的信托，第一流学者没有一天到晚总是在想承担责任的，他承担责任都是我们在分析的，妙就妙在这里，但是他必须在学术纪律中研究，才可能有学术成果。不能乱想，瞎想，因为学术是要有累积的，我开玩笑的说，你瞎想你要从周口店开始，你必须从学术传统之中开始，这个学术传统是内化的，承担了社会的信托，有了特权，用成果对特权作了答复。假如学术自由是这样的话，我来谈谈他的实际含义。
第二个，当学者被给予学术自由的时候，但是学术不能有太多的最基本的争论，学术界分歧太多的话很难产生学术成果，但是在什么条件下，又给你学术自由，你爱讲什么讲什么，你用什么理论都可以，又给你自由，又没有太多的分歧，你说什么我都不赞成，你的字我也不赞成，这样争论没什么结果，那怎么办呢？当然分歧也很重要，给你很多刺激，大家都一言堂就不是研究学术了，怎样才能避免太多分歧呢？就是要有一个有生机的学术传统，自由和规范才能互动。 第三点，就是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关系，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有学术民主并不一定给你学术自由，在西方比较有规模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通常是混合体，很多重要机制都不是民主产生的，举例而言，西方很多的大学校长都不是选举选出来的，现在在中文世界开始在实行民主，变成民粹式的民主，这会产生非常糟糕的结果，就是在民主基础还不成熟的条件下，选举会自然变成利益分赃，往往是多数的二流学者三流学者把好的拿掉，这个是被历史事实证明了，所以学术自由并不一定由学术民主所得到，假如蔡先生做学术领导人，他有一个格局，一个威信，基本上史学界请陈寅恪先生做领导人，他有这个人格。换句话说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需要一个真正德高望重的大家信任的，过去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对学术的尊重，这个人如果大家相信了，给他一定的学术权力，反而比选举出来的要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评鉴的问题，我实际上写过一篇论文给台湾，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到了东方，香港，台湾，新加坡，到了中文世界就都变成了形式主义，一下子一窝蜂搞学术评鉴，学术评鉴有没有意义呢？唯一的意义是消极的，评鉴做的好，可以把朽木请出去。因为学术评鉴有一个公信力了，学者不好意思，学校领导也不好意思，学术评鉴可以把他请出去，不必在学术界，有这个好处。但是在东方这种学术评鉴做不到，做不到的情况下就形成了第一流的人才从来不需要评鉴，你评鉴他也是一天到晚的弄，不评鉴他也是那样弄，根本不相干，相反评鉴他还需要填表，很麻烦的，所以第一流人才不需要评鉴。 不是第一流人才评鉴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本来你不评鉴他根据他的资质，给他五六年他可能会写出一本有用的著作，但是一评鉴他忙的要死，比如不评鉴他写出两篇有用的论文，一评鉴他写了八篇，都是废纸了，所以学术评鉴对于二流人才有负面作用，国外科学界当然我不清楚，但是人文社会科学没有这样的评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鉴，这我不清楚了。 下面一个问题不是很难，是很轻松，当一个人想研究学术，那么他怎么样才能真正研究，必须要有时间，所以国外比较正常的学术环境，支持学术研究的财源就是钱啦，基本上大部分的钱是用在专职研究上，支持学者专职研究，因为国外很少有这种像国内科学院这样不教书的，国外都要教点书，教书呢就是要花时间教书，没有专心研究，通常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的一个学者，通常希望教书两年以后可以有1年时间可以得到一个研究基金，可以使他不教书，这个研究基金给他是和他的薪水一样的，比如你申请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希望在两年内作出来，学校就利用这个基金来请你的博士生或者是交换学者让他们为你代课，可以让你专心研究，这是国外很普通很经常的，就是专职研究，不是研究休假。专职研究就是只要你研究，国外一个习惯就是只要你专职研究大家就都不敢打扰你了，要尊重你，好不容易拿到的钱，一个长时间的悠闲的时间，有的学者就马上声明不接受电子邮件了，这后面的理由就是从事高深研究是非常苦非常难的事，即使他是第一流的人才，所以他必须要有时间才能作出来，不管是科学界还是人文学界，法国的一位学者朋加莱他认为学术研究有四个阶段：准备阶段，潜伏阶段，豁然开朗阶段，证明阶段。就是你在做研究，一天到晚做研究弄不出来，说不定稍微休息一下出去走走可能就想出来了，从事学术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不是说给你时间一定想出来，但是这样很容易得到学术成果。这和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说的读书三境界很相似，“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你们都弄不出来的东西，我就是要弄这个，第一境界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志气大，光大不行，不努力不行，拼着弄不一定弄出来，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弄弄他自己忽然出现了。话说到最后必须给学者一个又悠闲，又紧张的一个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学者一个时间，这个专职研究就是学术投资的最大的项目，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经过合理的评比，给那些最优秀最容易产生学术成果的人，给他时间，不要让他受干扰才能产生学术成果，我最后讲一句话，这话是老话，在西方不流行了，在中国，由于我们是另一个传统，反而比较容易愉快，就是“最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是要知识贵族做的”这是韦伯的话，知识贵族不是经济贵族也不是社会贵族，就是为了追求知识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种追求，韦伯说，你来之前，悠悠的数千年已经过去，未来的数千年在焦急的等待，等待你怎样写出这句话。假如没有这种精神的话就不要做学术研究了。 选自《林毓生先生华东师大演讲：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及其实际含义》，本文有删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