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历来被人视为扼腕之事。天不假年，英才早凋，更是令人神伤不已。杨修嵇康，王勃李贺，济慈雪莱，一个个生如夏花，转瞬即逝。正应了清初烈士夏完淳那一句：“千古文章未尽才”。

　　然而，假如天许其年，而“千古文章”亦“未尽才”，岂不更为可惜？！钱钟书先生点评西南联大外语系诸师，曾云“陈福田太笨，叶公超太懒”。“太懒”的叶公超先生生于1904年，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叔父叶公绰乃请末名初大学者、大藏书家，可以说尽得渊源家学。叶先生中学时即远涉重洋，辗转于美、英、法，1926年回国即执掌北大英文教席，加入新月派，旋即成名，意气风发，享有“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之美誉。在英美文学、新诗、散文和翻译等领域都有精湛研究。尽管先生生性疏懒，名士气重，惜墨如金，但在清华执教的六年间，在教学编书之余，依旧写下了不少极有分量的文章。后来抗战爆发，叶先生辗转于长沙、昆明，先后担任北大、西南联大的外语系系主任。1940年，一代名士，弃教进入外交界，“候门一去深似海，从此叶郎是路人。”在政界摸爬滚打了四十余载，才明白此半生“营营”，“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艺术”。也难怪今日修读英文专业的学生几乎都不知其名。

　　如果说叶先生是因为误入仕途而未尽其才，那么钱钟书和沈从文却是因为那难以逆料的政治风波，在人生的中途来了个决裂。尽管钱氏在《宋诗选注》和毛著翻译中都有大功；尽管沈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能成一家之言，但万丈高楼，从头做起，所费之时日，假使能用之于其学术主道，不知精进多少千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还有很多火花，在“围城”和“湘西”的背后，消失于暗黑的天际。

　　夏志清先生在悼念陈士骧的时候想起了他过世的胞兄——夏济安先生，并有感而发地写道：他们“都是研究文学的人，读了一肚子书，虽然发表了不少文章，但这些文章和自己肚子里的学问、见解相比起来，数量上实在太微不足道了。”的确，无论在大陆、港台、还是欧美，夏济安、陈士骧那样涉猎古今中外文学之通人，今日实在是凤毛麟角。可惜他们的学问薪尽而火传有限。我们在感叹“千古文章未尽才”之余，也许还会揣摩，他们莫非也遇到了自由主义思想大师阿克顿勋爵的难题——“因为博学而难以写作”？

　　怀兄叹友的夏志请先生其实也是在感伤自己：“今天元旦，有位主编从台北打电话同我拜年，同时不忘催稿。拿出旧稿重读一遍，觉得这次圣诞假期，更不如往年，更没有时间作研究、写文章。自珍即要6岁了，比起两年前，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天她日里睡，晚上起来，喂饱后，就要我驮她，一次一次驮着下楼梯到底楼门廊空地去玩。她骑在我的肩上，非常开心，只苦了我，多少该做的事，永远推动不了。驮她时当然不能戴眼镜。昨夜大除夕，美国人守岁，少不了喝酒。有人喝醉了，在靠近大门前吐了一地，我看不清楚，滑了一交，亏得小孩未受惊吓。二人摔交，我左掌最先着地，承受了二人的重量，疼痛不堪。亏得骨头未断，否则大除夕还得到医院急诊室去照光，上石膏，更不是味道。我用功读书，数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来，为了小孩，工作效率愈来愈差，抚摩着微肿的左掌，更增添了岁除的哀伤。”这番自白读来的确令人心酸。自珍是夏志清先生的爱女，自幼身体不够健全，日夜颠倒，需要小心照拂。一方面是学问的催逼，一方面是疼女之心切，两相夹击之下，竟然如傅雷先生自嘲的那样一只“墙洞里的小老鼠”。

　　博士毕业已经年余，昔日同窗纷纷“绿叶成阴子满枝”，电话告知时，既有初为人父人母的欣喜，也有对将来学问之隐忧。在今日国内高校，纷纷祭起改革大旗、高举评估铡刀之际，学术环境本来就堪舆，如今又多了份为人父母之责任，也就不难体谅夏志清先生无奈的心情。

　　人生如朝露啊！露重又飞难进。多少“千古文章未尽才”，都付与，莺和燕。不说了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