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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学教授是在庄稼地上耕作的农夫，知识分子就是跨越很多庄稼地追捕猎物的猎人，谁是丢掉工作的人呢？ 越来越多的大学如今采取了市场模式，不是教学生传统上必须掌握的东西，而是学生想学什么就教什么。人文学科越来越多地被排挤出课程表。最近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上的文章中有下面一段有意义的话： 从1970年到1994年美国授予文学学士学位的人数增加了39%。在高等教育的所有学士学位中，有三个专业的人数增加了5到10倍：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保镖服务（protective services），交通运输与物资运送。本来就很大的医疗卫生和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数增加了三倍。本来就热门的企业管理增加了两倍。在1971年，商学院授予的学位比英语学院多78%。到了1994年，商学院比英语学院多4倍，成为最大的专业。英语，外语，哲学，宗教等专业的人数都减少了，历史也减少了。在学业能力测试预考（Preliminary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中只有9%的学生对人文科学感兴趣。(1) 人文科学虽然还没有消失，但是好像已经被高等教育抛弃，因为课程设置受到美国经济狭隘需要越来越大的影响。上述引文的作者是英语教授，提出统计结果就是要呼吁重新振兴人文科学的教育改革，但是他们的证据显示文科复兴不大可能。要想保持文学传统不死，美国文化看来非要寻找到其他载体不可了。 我们为什么不叫他们校外人文科学学者，受过学术训练却不以教书为生的人。首先进入我的脑海中的一个词就是“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不管是全职教师还是兼职教师，继承今天的学术，成为人文传统的主要载体；如果承认这些术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那么这种继承会对人文传统本身会带来什么变化？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有哪些？ 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三大区别 作为哈佛大学人文学科博士，毕业后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涉及到学术界以外。我曾经多次被邀请给研究生做报告，探讨他们的博士学位能让他们在那些领域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自己可能从被迫反思离开学术界的举动中得到了些东西，我仍然非常后悔接受这样的邀请。 我后悔接受邀请的第一个理由是虽然我可能留下一两个拥有的建议，我确实给研究生帮倒忙，让他们相信美国式的博士教育能够给他们未来从事许多职业提供准备。我怀疑它是否真有这样的作用。虽然很难说一个人的知识在多大比例上将来是用不着的，完善的人文学科的博士，尤其是如果经过了多年的见习期，最后被淘汰出局不能得到终身教职的话，将严重推迟他再进入其他人才市场求职的时间，让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多年来反复灌输后形成的桀骜不逊、自我破坏性的习惯等，这是让人伤心的。人文科学知识在普通的人才市场上有很多的用处，但是美国博士教育的巴罗克浮华风格产生了对美国学术界巴罗克风格超级适应的动物。 我后悔接受邀请给研究生做报告的第二个理由是我的言论鼓励大学老师从自身做起去适应文化，而不是从文化做起反馈回自身。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文化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就像商业活动与商业教育，药品与医学教育等的关系一样。对于人文科学和严肃艺术来说，美国文化就是上文提到的“市场模式大学”的市场。但是古典人文艺术教育和研究显然和职业化训练不一样，比如以人文科学为内容的图书出版，新闻，音乐，商业艺术，电影制作，广告，剧本写作，教牧神学以及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对于高端行业以及许多其他的行业来说，职业训练课程都是存在的。在人文科学领域引进市场概念将导致产生职业训练项目，而不是人文科学博士的培养。 我不是要贬低它们，这些培训项目，很不幸，不能满足保存和更新美国文化的宽泛要求。虽然让人文科学教师质疑自己能够教什么以及如何教，让传统科目的教学尽可能直接体现市场需求的变化是值得称赞的训练。但是更值得称赞的练习是让他们，这些阅读和思考的美国人，问一下人文科学研究的内容如果既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又不是教师的兴趣所在，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学教学里学术上的兄弟情谊吸引了那些对笼统的博爱感到着迷的人。但是有些人觉得是维持精力和激情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觉得是束缚，让人脱不开身。同样的，师生之间类似父母子女的关系让有些人深深感动，却也疏远了某些人，他们渴望没有限制的成年人之间的交流，在教室环境里慢慢觉得失望。丽萨•刘易斯（Lisa Lewis）在她的忧郁的诗歌“我的学生”中表达了许多人都感受到却不愿意承认的感情： 我每天准时进入教室， 在黑板上写可笑滑稽的文字， 没有人发笑让人很受伤 明明知道学生很愚蠢， 我还要批改他们的作业。 不是所有喜欢教学的老师都上课上得好，也不是所有在广泛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上课就很糟糕。不是所有渴望到外面闯荡的人都功成名就，相反有些在大学混得很不错的人一直想逃离大学。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区别可以首先这样笼统地描述：大学教授具有或者喜欢师生组成比例悬殊的听众，而知识分子具有或者喜欢听众里与他们在受过教育的普通大众的地位相当的师生。 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区别类似于专才和通才的区别，学者是专才，知识分子是通才。有些人可能认为一个大学教授为普通大众写作，就成为通才了，但是这是错误的想法。一个专家可能采用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自己的专业领域作为知识普及者，但是通才必须从通才教育的宽广幅度写作，这种通才教育不是随着毕业而终止的，也不局限于某个学科。如果我可以从自己在图书出版界十年的工作经验来判断，普通的人文科学学者开始为普通读者写作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普及者对专门知识的重新表述，但是广大读者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这是专门知识，不过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概念化和表述一下而已。 通才认为，专才很少如此，他是在为智慧上决不亚于自己的人写文章，只不过人家的学识在别的领域。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好为这样的读者写作的准备？他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拜访他们，看望他们，观察自己碰巧知道的东西有多少“旅行”（出版商的话），还有什么没有被接受。天生的大学教授如果这么做，就会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最好把时间用来钻研自己的专业知识。天生的知识分子会把这样思考的时间当作通才教育的一部分，是很有价值的。 我并不是说作为知识分子，他能够或者应该寻找利用任何别人的知识来达到自己高尚的目标。即使黑格尔（G.W.F. Hegel）想这么做已经太晚了，后来没有人再尝试过。矛盾的是，被呼吁提倡的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无知的积累。通过强迫自己进入完全是初级水平的领域而不是呆在自己的狭隘的专业，一个人学会把自己的智慧复杂性带进开阔的视野。一个通才具有比普通人更加敏锐的意识，知道不知的东西还有多少。在这点上，泛化（generalization）的写作风格和纯粹的简化（simplification）或者普及化（popularization）完全不一样。如果一个专家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那么通才就是对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两种知识形式都是真实的和合理的。一个对某一领域了解很多知识的人在知识上不断增长，同样的，对许多领域知道不多知识的人在知识上也在增长。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让人产生信心。而对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却让人产生羞愧。普及化当然有自己的地位，体现了专才的信心但是同时也表现了他的孤立。笼统化表达了通才的特殊性同时也表现了他与更广泛领域的联系和开放态度。需要重复的是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不管在行动上还是在写作上都存在这样核心的区别。 回到思想实验，文化部长应该希望自己的智囊团队里有专才也有通才，但是认为通才不过是简单化了的专才是不对的。虽然说通才就像了解总谱的乐团指挥，而工具主义者只是在本领域的大师是有点夸张了，说得谦虚一点就完全是公平的，也就是说，通才就像音乐爱好者，去参加音乐会的时候口袋里装着乐谱，试图在综合性的聆听音乐的时候分析性地阅读乐曲的演奏。 所以文化部长的顾问应该从国家的出版社中物色通才，而不是从大学中寻找。因为在出版社，激励结构（incentive structure）有利于泛化，而在大学里则完全倾向于专业化，虽然后来的说法正好相反。“臭皮匠，坚持到最后”（Cobbler, stick to your last）仍然是大学校园的运行规则。如果臭皮匠突然发现他在制作皮鞋时一直在使用的工具还可以用来制作手套，他假设在开始新的生产内容后，每年生产的皮鞋数额不会减少。荒唐的是，相反的假设处于主导地位：即相信只有生产过完美皮鞋的人才能制作出能戴的手套。这种假设隐含地出现在语言尖刻的声明里，该声明是最近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一个参加者提出来的： 公共知识分子是成为记者的大学教授，同时保存在大学中的工作岗位。他们服务的公众能够笼统地认为是发行量相对较少的杂志和通俗文摘杂志的读者比如《新共和》《国家》（The Nation）《纽约书评》《纽约时报文学副刊》以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在过去几十年这些刊物的读者一直在增加，在私立大学越来越重视明星效应的时代，有人告诉我，其中有些刊物已经成为超级明星。在超级明星之后，就是新节奏（nova），在nova之后，就是黑洞。我认为至少这是工作的方式。 许多上年纪的教授赞同这种不满的心态，年轻的教师非常清楚老一辈人的感受，总是显得规规矩矩。也就是说，他们让自己限制在小范围内尽量少表现公共知识分子的热情，或者其他冒险行动，以免老家伙从中作梗给自己使绊子。大学里的人谁没有听说过通才尝试的努力在院系开会的时候被驳斥，被冷嘲热讽，或者在职称评审的时候被当作热衷名利之徒排斥在外？这样一来，学科中的骨干就成为非常有效的执行纪律者。他们因此而反复灌输的专业文化就成为不容易逃脱的网，即使有人想逃离，即使有人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个羁绊。我把这当作专制的大学有时候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政治正确而不屑评论。 文化部长需要专才也需要通才，首先需要记住的是学术研究的生活是通过好奇心的渠道前进的，也就是说，通过对非渠道的，笼统的好奇心宽松和系统地压抑完成的。我没有打算故作姿态。大学的学科分类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突破。但是在方法上寻求突破的努力渠道仍然需要限制。大学老师，如果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就必须压制自己天然的“突然离开原来的思路”的欲望。学术界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做出了牺牲应该得到回报。但是学术界的要求和文化作为整体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候，文化所要求的是一个人沉浸在数不清的发散思路中，而不是收获在某个具体领域经过长期艰苦的规矩修炼的成果。 除了学术研究上的限制外，学术界也常常包含一更加深刻的，人际关系的扭曲。一个典型的刚刚得到终身教职的副教授往往需要花费6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仔细揣摩教授的喜爱，至少再花6年的时间揣摩上年纪的同事的心理，这是获得教授最好的，最快捷的方式。如果第一次负面的晋升决定后再次一个负面决定，在第二个大学的更加让人焦虑的6年考察期，从博士毕业开始到教授岗位得到之间就过去一代人了。期待一个人在第二十个年头恢复在前面19年里尽力压抑的胆量和勇气是不现实的。 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的不同因此在于知识分子更大的自由，不管是作为探索者还是通才都不会受到惩罚。当然，有些非常聪明的大学教师能够在获得了专家的声誉和终身教授地位后成为成就卓著的通才。也有许多清醒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大学里，从一开始看到就愿意教书，把名义上的学术专长本身当作白天的工作。但是他们的情形是不稳定的姿态，不仅对他们，而且对于所有大学老师，专业化不是可以选择的问题。劳动分工是大学组织原则的根本。除非这个原则得到尊重，大学就不能成为大学了。因而，压力是长期的，巨大的，足以压抑任意性的好奇心，形成通过精心准备的渠道，受过训练的好奇心。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刚开始勇敢和高傲的年轻人把大学当作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智慧活动的基地，他们有信心在当了大学教授后仍然保持独立的个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屈服于大学的文化了。 人的心灵不能自然的，本能地保存在外来指定的渠道内。只有严格的训练和持续不断的监督才能让它这么做。学术上的天才来自这样的渠道，但是正如已经承认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同样来自这里。一个人要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和准备才能成为学者。对于多数大学老师来说，摆脱束缚，自由翱翔的冲动总是来得太晚，很难有效地实现。 因而，总的来说，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差别可以这样描述：大学老师是专才，他受过训练的好奇心只能在指定的区域内运动，而知识分子是通才，有意识地做相反的事情。 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第三个区别是把写作当作精美的艺术还是实际的技能一样来重视。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曾经说“如果你碰巧写作能力高超，人家就会指责你没有思想。”福楼拜话语背后的经验是许多当代作家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的。我有次为洛杉矶时报采访索尔•贝娄（Saul Bellow），他顺便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他和芝加哥大学的某个著名社会学家的关系。作家告诉我，对于这个先生来说，贝娄的小说是一种“轻松的消遣”。对美文学（belles lettres）的贬低在学术界一直非常盛行，让人奇怪的是，即使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是如此。 当然，像贝娄的同事这样的有学问的社会学家能够在知识理论领域调侃像贝娄那样的作家是真实的，但是一个像贝娄这样的小说家能把社会学家变成其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来回应。这种策略旗鼓相当。每个人都解释说他发现了缺点，强调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或者他能施加更大权力的地方。每个人都是通过接受对方而战胜他。英国小说家安东尼亚•拜阿特（Antonia Byatt）是英语文学教授，知道叙述学能够用单一的理论视角理解许多不同种类的小说家，但是拜阿特也是一个小说家，出版了一本小说，其中的主人公是个叙述学研究者。 我想说的不是贝娄或者拜阿特的小说作为持久的思想，应该得到比实际上得到的更多的尊重，而是说它配得上而且也常常获得作为艺术的尊重，也就是作品本身的审美目的，而不仅仅是多数社会学家渴望追求的东西。这是用来区分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第三个标准。大学教授受到尊重和赞美是因为“对本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不管他的写作水平好不好。相反，小说家从来没有追求要为小说领域做出贡献。任何种类的作家不管具体什么体裁都不会追求这些。作家们太自私了，太关注于自己的东西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提供给太多的读者，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为谁写的。一个知识分子作家不像英语教授，事先就确定了自己的读者。而且，虽然文字艺术作品在最充分的意义上是产品完工的阶段，句子的结尾，最后一个字。艺术史家在任何一位艺术家那里都知道他有前任和后继者。但是在他身上的艺术家在完美的时刻就停下来了。 因为这个原因，表达对于知识分子比对于大学教授更重要。这是因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作品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文学创作不是共有的，而是个人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渴望的不是认可而是喜欢。小说家或者诗人可能是这种欲望的最好例子，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艺术而不是科学发表的任何研究，作者都有和小说家或者诗人根本上来说相同的东西。 心里拥有这个标准，文化部长就可以确定哪个大学教授值得从平常从事的工作中挑选出来作为通才工作。他可以首先要求候选人告诉他刚刚读过的小说或者诗歌是什么。如果他们回答说没有读过小说或者诗歌，部长可以继续问作为娱乐来阅读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们还回答说他们没有进行过娱乐性阅读，那部长就可以淘汰这些人了。因为一个从来不追求快乐的人是不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一个从来没有为寻找美而阅读的人是不可能有漂亮文采的。 我把写作作为类别本身是因为大学教授对待写作的态度常常处于狭隘的工具性动机。写作只是工作的工具。对于工具主义者来说，清楚是唯一真正的美德，任何其他的美德都是装饰性的。如果你赞美一个大学者的漂亮文笔，在通常情况下，你也要连同赞美他英俊潇洒的面庞。这或许是真的，但是如果你听到他对赞美的反应，正如福楼拜说的，他只能听到打算听到的内容。要重复一下区分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第三个标准，那就是：大学教授关心内容，怀疑写作风格，而知识分子怀疑任何用来超越或者挑战风格的内容。 为失去家园的人文科学提供庇护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时髦的术语至少暂时是有用的，但是多数公共知识分子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被称为“公共学者”（public academics）因为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他们仍然保存学术界的职责，他们的专业生活的大部分和他们的学术选区/支持者仍然在学术界。如果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理解为把公众作为他们唯一确定的选区，那么“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形容词“公共”就成为多余的了，“公共学者”被正确地看作混合起来的或者过渡性的类型，一个业余时间充当知识分子的学者。 这不是说业余知识分子学者和坚持白天的工作的学者没有什么不同。这两种群体中有留下印象的区别，这个区别更多的展现在“正统的”学者同事对公共知识分子提出的责备，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抛弃了他们从前的专业，忽略了他们大学院系的正常功能和职责，以此为借口减少和学生的接触，同时还照样从大学里拿着舒服的工资。被留下来收拾残局的人对这种行为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这个讨论的目的，我只能兴趣地说抱怨者是多么明白地表现出了上文提出的三个标准。他们更喜欢和成年人打交道而不是和年轻人打交道。他们讨论大众关注的形形色色的话题，而不是专业上的议题，他们造就了一种写作风格，一种超越他们学界同行写作水平的文采。简而言之，他们做了我预测学者肯定要做的事情，如果他们要变成知识分子的话。 为了完成这个转变，学者应该谴责他在学校中的责任，有些人最终也确实这样做了。前不久从西北大学辞职的威尔斯（Garry Wills）就是说明问题的例子。但是对于已经预见到公共谈话将成为他们目标的深刻的问题是大学是否需要成为起点呢。知识总是需要的，要获得知识，学习总是需要的，但是博士学位和教授岗位等证明书是另外一件事。玫瑰如果被叫做别的名字也仍然闻起来很香啊。一个临时的教授，一个研究生，一个和研究生院院长知识一样多的外行，一个同样好地给公众讲话的人，在原则上对听众有同样的权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院长在公众论坛中借用权威，认为大学是人文科学学习的庇护所。他越来越多地交换虚假的假设。就好像来自外国投资的大使要提供政治建议，但是回到本国后，他的政府即将倒台。 回到我的前提，大学教授在人文学习的保护或者普及中的角色在衰退中，因为人文科学已经被挤出大学课程设置，结果是知识分子的角色—从事人文科学研究但是职业不是教书的人---将增强，或者人文科学传统进一步走向衰落的深渊。但是如果或者何时补偿性的增长能够到来，伴随而来的可能是一些现在看来蹩脚的预测性的变化。 随着大学缩减人文科学教学，现在处于第二位的机构和组织形式将可能因为大学的失职成为占主要地位的机构。彼得•杜拉克没有预测当我们所了解的大学消失的时候，大学图书馆，博物馆，数据库，和计算机中心三十年后将全部消失。但是如果它们可能幸存下来体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让人放心。那些从来没有包括在大学预兆内的和大学有血缘关系的机构如，得到捐赠的研究图书馆，形形色色的独立博物馆，和互联网促成的许多自愿性的协会和工作团体仍然存在。寻找珍本，绝版图书的学者已经可能在网站（Bibliofind.com）发现需要的东西，这个网站提供“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书商出售的九百万旧书，古文物收藏珍本书，期刊和短命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本地大学图书馆，甚至非常大的图书馆的藏书都丰富。不管风险资本投资在网络教育上是否成功地获得现在维持传统大学的相当的利润流入，互联网已经做好准备成为罗马时代的学术机构崩塌之后，黑暗时代需要的修道院。当罗马陷落后，罗马帝国并没有消失。分裂的部分以其他的方式存在了很多年。同样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帝国也会如此。当帝国垮台时，不会一下子消失，其组成部分会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下去。 大学教授是农夫，他有土地，在上面辛勤耕作。知识分子是猎人，他没有土地，只有追捕的猎物，需要的时候他跨越许多庄稼地，所以常常对庄稼地视而不见。猎人不能替代农夫，农夫也无法代替猎人。但是如果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属于农业文化的美国人文科学逐渐变成猎人文化，肯定会产生后果的。从农夫的标准看，猎人的作为好像卤莽胡来的，没有规矩的，但是打猎有其内在的逻辑，议题选择的逻辑是个人决定的不是集体决定的。 纯粹出于爱好和兴趣是不容易成为农夫或者教授的。这些行业的力量在于他们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反映自身力量的同时，他们巨大的脆弱性就在于不能有效地奖励和维持部分的承诺和投入。相反，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凭爱好就成为猎手或者知识分子。像猎人一样，有力气的时候加入对猎物的追赶，必须离开的时候就离开，打猎成功后和别人分享猎物，所以知识分子有能力的时候就研究，必要的时候就停下来，追逐求知的乐趣，一旦写作就和读者一起分享智慧的乐趣。 农业革命的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猎人比农夫更容易挨饿。如果得到大学可靠的经济资助的大学教授最后被依赖不可靠的著作养活的知识分子取代的话，后现代的或者大学以外的人文科学将没有家园，经常忍饥挨饿。打猎和种庄稼相比不只是更危险，更不可靠。离开了大学校园，人文科学至少偶尔可以享受冒险的乐趣和丰盛的大餐。不过时间会告诉你一切，如果现在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明白结果如何。 （本文有删节） 作者简介： 杰克•迈尔斯是吉•保罗•盖提信托基金（J.Paul Getty Trust）总裁的高级顾问，著有《上帝传》（God: A Biography）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在1997年11月旧金山“圣经文学协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年会上作为大会发言的内容。 注释： 1. [Back to text] James Engell和Anthony Dangerfield在“市场模式的大学：金钱时代的人文科学”（The Market-Model University,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Money）《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1998年5月-6月期，50页。简单的说，“人文科学”（liberal arts）这个词以及更新的词“humanities）是同义词。在本文中我都使用了。从中世纪开始，大学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quadrivium）就包括音乐。同样的，如果现代人文科学也包含严肃艺术，我会很高兴的。当然，高等教育课程中的严肃艺术的地位至少受到破坏，正如Engell和Dangerfield显示的人文科学的衰落一样。读者还可以参看William H. Honan的“小型文科大学面临核心问题”（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Facing Questions on Focus）《纽约时报》1999年3月10日。Paul Thomas和Tom Harrington在《大学专业一览》（The College Majors Handbook: A Guide to Your Undergraduate College Investment Decision）(JIST Works, 1998)中说,那种认为多样化的课程设置是对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最好的准备的说法遭到他们研究的最近的15万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历史的驳斥。针对市场的教育不同与针对人生的教育，但是针对人生的教育不必要非得在学校进行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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