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对于世界人类学界来说有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件，这就是理福斯(W.H.R. Rivers)发表《托达人》( The Todas ) 一百周年。理福斯是人类学学科化历程中第一个以自己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完成民族志专著(monograph)的人类学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西方人类学界会怎样纪念这部大作的百年贡献。但是，现代西方人类学以它的海外社会为对象的经验研究已经积累了一百年的成就的事实却强烈地激发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式。有意识地到国外开展民族志研究的问题，我们在当今形势下已经无可回避。

　　英国所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在知识生产方式上有一个分工，它的资料来源和研究论著经由两种人分别进行，一边是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商人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遗闻佚事的记述，一边是有专业修养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些资料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古典人类学的集大成者泰勒和弗雷泽都是依据庞杂的他人二手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这种不在现场甚至从来不到现场的人类学研究在1900年前后的几年里被改变了。从1898年开始，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 C. Haddon）率理福斯、赛里格曼(C.G. Seligman)等人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在澳大利亚同伊里安岛之间）周围对土著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与工艺、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开创了学术研究者自身到实地调查的先例，并在1901年至1935年间出版了哈登主编下多人撰写的六卷本《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托雷斯海峡土著探险的集体考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理福斯从中得到了锻炼，并具有了对于一种新的人类学方法的信心。这种方法在当时被表述为对于一个民族或者地区的“民族志普查”（ethnographic survey）、“强化研究”（intensive study of a limited area），也就是后来流行开来的民族志方法。《托达人》对印度的托达人的生产活动、社会生活、信仰、亲属关系以及与周边民族的联系进行描述的时候，展示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新方法：到异国他乡一个社区居住相当长一个时期（理福斯在印度的这个部落呆了半年），调查既要全面也要细致，以此为基础写成叙述性的著作，达到描述透彻、细节精确的专业水准(Rivers 1906: v)。他的著作为他们的第一代学生发挥了示范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类学界已经有海外调查经验的人士所培养的十多个学生分别到世界各地进行这种实地调查（Stocking 1995: 118-9），随着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1922年各自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以亲身实地调查为资料基础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就普及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学的学科基础。

　　在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比较发达的英国和美国，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对于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一方面是对于特定地区、国家或社会的研究，如非洲研究、太平洋岛国研究、南亚研究、中国研究、农耕社会研究、游牧社会研究；另一方面是以此为前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对于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关怀，如萨满教研究、馈赠研究、经济理性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类学的这种学科定位不仅使它成为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具有独特对象和方法的独立学科，而且使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优秀代表：其一，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就成为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除了与人类学相通的民族学之外，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乃至传播学都在做这样的民族志。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志既是一种文体，也是对于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其二，人类学以整体观(holism)看待社会，把一个社区当作微型社会来研究，包含关于对象的政治、经济、宗教、亲属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甚至本身就发展出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的分支，俨然就是微型社会的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其三，人类学关于特定社会的民族志著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积累关于该社会的经验事实，提供第一手的经验材料，使该国的其他学科的专门研究有了一个共同而共通的经验资料的基础。

　　所以说，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学科核心，又是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实力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把《托达人》放在一百年的历史里能够彰显的事实。我们从这个事实出发回应“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的呼声，能够从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基校区的阎云翔教授、柏克莱校区的刘新教授，日本爱知大学周星教授，韩国国立首尔大学金光亿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庄英章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教授、陈健民教授，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郭于华教授，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麻国庆教授和欧阳光教授、康保成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云南大学的何明教授、黄泽教授、马京教授和杨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张海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红光教授、翁乃群教授、色音教授、何星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等同仁交换过一些意见并得到诸位的教益。我和他们谈到同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人类学当前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向”：以整个世界为实地调查的田野，而不再局限于以本国为田野。我们学界应该从理论和个案两个方面推进这种转向，并借此促进中国社会科学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获得进一步发展，增强中国知识界在学术和文化上的主体意识。

　　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单位内部也就人类学学科建设反复交换意见，达成了“建设面向全球社会的实地研究平台”的共识。树立这个发展方向首先是为了培养一代具有新的知识生产能力的年青学人，让他们有机会到国外我们关心的地方开展符合学科规范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长。我们相信，这种人才的增加以及相应成果的积累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都是有重大价值的。从应用的方面来说，这是为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提供有关国家的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系统知识，增强国人对其他社会与不同文化的理解，提高国人开展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基础和对话能力；同时从学科发展的方面来说，这将有助于开创一种新的学术格局：中国学者的实地调查研究也开始以国外世界为对象，以此为基础，中国人也开始作为独立的学术主体开展以自己的价值和需要而划分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在国际上从事以自己亲自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

　　人类学的学者和学生开始认真思考到国外进行田野作业的可能性和实施方案，斯其时也。从理顺人类学本身的定位来说，人类学视野和活动空间的内敛性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遗憾与无奈。中国的人类学前辈当然知道人类学是以世界而非限于国内为田野的。但是，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制约着人类学家的选择。其一，中国的国力（课题资助能力）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直顾及不到把资源投到耗费不菲却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国内急迫问题（如围绕温饱问题的物资生产与分配斗争）的人类学课题上；中国政府的外事机构就没有设计过针对自己的公民在外国的社会之中自由行动进行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其二，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不便于学者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并长期伴随着外来入侵造成的众多的生命牺牲和“国耻”的不断累积，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方主宰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是紧张的、过于敏感的。自尊与屈辱相纠缠的集体情感在缓和乃至超越之后才有利于学者到外部世界进行学术研究。国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需要在国内用意识形态凝聚人民，分类并刻板地看待外部世界，就不会鼓励学术的“求真意志”。可喜的是，这一些制约条件在过去几年都发生了转变。一些学术课题的资助能够支持到一些国家进行一周年的田野作业了。学者和学生出国已经很方便了。中国的发展水平造就了民众比较自信和平和的对外心态，奠定了接受充满差异的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

　　关于全球社会的实地调查或者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显然已经是日益急迫的对于中国人类学界的知识需求。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和中国货已经扩散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急速地增加着占据密度，中国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里都纳入了外来的大量要素。这个格局在中国孕育着对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知识需求，在国际社会则孕育着让中国学者积极主动参与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的需求。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和对于外部世界的表述大致有三个形态。传统的中华帝国有一套获得海外经验、表述海外社会的途径（如朝贡体系、宗教与文化使者）和方式（史志、小说），统治者和百姓以此轻松自信地想像外部世界。近代以来，西方所代表的外来器物和思想靠强力侵入中国社会，中国人以混合自尊和自卑、推崇和怨恨的矛盾心理想像他们的社会。现在，大量的人出国做工作性的和休闲性的旅行，在国外社会获得丰富的个人经验；另外还有更多的人与“外事”、“外贸”、“外教”、“外企”、“进出口”发生联系。在集体的想像和个人的经验之外，以参与观察为基础的对于外国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的知识就成为国民越来越急迫的需求。在国家和政府的层次，无论是长期的国际战略还是短期和局部的外交政策，都有赖于人类学民族志式的对于国际社会的深入的调查研究。

　　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发展也都需要中国人类学界大力推动国外经验研究。国内一些相关的学科，如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在研究对象、议题上一直都是交叉重叠的。随着这些学科在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的趋势下彼此分工、区隔的必要成为学科发展的压力，人类学界把注意力转向国外社会、转向海外民族志，就成为一个选项。从西方人类学的立场来看，殖民主义的历史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兴衰(Asad 1973)。对人类学在西方作为权力和知识的双中心的历史中发挥的作用的反思，使西方学者单向的国外民族志田野作业陷入知识和伦理的困境。从合作和互惠的角度思考民族志的新的可能性（Lassiter 2005），就成为国际人类学同仁谋求的一条解决之道。在知识上主动和被动的双方要合作，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要转向互为主体。非西方的人类学家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使过去人类学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对象国也是知识的主体。这是世界人类学的机会，也是人类文明健康、公平发展的一个知识条件。中国，一向作为民族志的田野，现在转变为民族志实践的主体，这应该是世界人类学的振兴所需要的。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对象”不是容易成为“主体”的。但是，只要我们勇于开始，我们就会有无限的希望。

　　中国从“独立自主”到融入国际社会，许多学科的学者在讨论中国的市场转型、政治改革，但是没有给予必然与这些过程相伴随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以足够的重视。中国人类学能够进入世界，中国的社会科学才有机会成为当前世界的学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体制是一种双轨结构：一条轨道是学科(disciplines)，一条轨道是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研究性综合大学在组织上有一个以院系为单位的系列，还有一个以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为单位的系列。前者以学术性的学科教育为本，后者以应用性的地区研究为务。教师大多兼具双重归属，一是某个学科（如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二是某个地区研究（如非洲研究、中国研究、南亚研究）。这种双轨结构在运行上表现了明显的比较优势。学科系列有利于学术知识的传承、积累与创新，地区研究系列则便于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专门知识服务，也便于获得资源反过来为学术与学科建设服务。美国的学术繁荣固然得益于国家实力，也得益于这一学科体制。这一体制其实不过是人类学学科特点的制度化和泛化：不仅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要到国外的一个地方做，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涉及到特定社会的时候也要扎进当地做实地调查，没有这种调查的知识生产是不能被接受的。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话，有必要借鉴这一双轨结构。整个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都要借鉴人类学的学术规范开展必要的海外实地调查研究。“我要研究什么就亲自去收集相应的资料”，在独立自主性上和可信性上完全不同于“我能够找到什么（二手、三手）资料就做什么研究”。中国已经生存在国际社会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也需要借助双轨制证明自己也是以国际社会为背景的学术。

　　2004年12月，我们按照这种设想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通过学位论文（龚浩群2004）答辩，郑杭生教授、杨圣敏教授、景军教授、郭于华教授、麻国庆教授、王建民教授、马戎教授等答辩委员针对该文，就国外民族志对于中国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发，并提出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是学生答辩，不是老师之间的研讨会，对于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大家也只是点到为止。我现在就利用这个纪念人类学民族志专著问世一百年的机会用文字来回应他们的意见。

　　我对国外民族志的兴趣，首先是在考虑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年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多国的比较》。本项目是要通过对多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实践的实地调查，来思考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又如何建设的问题。我们还要借此机会实施学科建设的一个抱负：建设更规范、更健全的中国人类学。规范要从博士生做起，他们必须使用当地语言，作为课题组的成员分别深入到多个国家（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和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的主流社会的基层社区，在一整年的周期里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深度观察，建立不同社会公民身份的建构方式和发展水平的若干个案。这些个案一方面作为完整的关于对象国的准确、具体的知识提供给我们的中文读者，另一方面作为比较的资料和参考的维度，为我们共同思考建设中国公民社会的问题做好资料和知识的准备。我们目前已经有三个博士生完成了对于三个国家（泰国、蒙古国、马来西亚）的特定社区的一年周期的田野作业，另外两个博士生正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实施同样的调查，计划在2006年5月完成实地调查工作。我们今年就以五个规范的海外民族志田野作业、三部海外民族志专著纪念理福斯发表《托达人》一百年。